東林黨人，都是由江南富商贊助出來的。當然了，這些人裡也有本身就是富商家庭。利益關係就決定了屁股座到哪裡，由於是江南富商贊助或者本來就是富商子弟，他們自然要以商人的利益訴求為第一要務。國家利益？朝庭利益？就被他們忽略不計了。即使在他們當中有個別人，心向朝庭，但是奈何並不為同黨所接受因而遭到了排斥。

東林黨的存在對明朝起到了相當的負面作用，他們為士紳階級代言、發聲，嘴上仁義道德、忠君愛國，實則維護自身利益，罔顧國家社稷，對廣大百姓的疾苦熟視無睹，只沉醉於自己的利益體系和功名利祿之中。

東林黨興起時，正是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當時國家財政危機四伏，天災接連不斷，百姓凋敝，急需稅賦來賑災、來填補財政漏洞。然而，東林黨這些人卻引經據典的反對徵稅。表面上心繫天下，其實則是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

他們口口聲聲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但實質上卻是在為大地主，江南商賈等利益集團發言。

東林黨滿口仁義，張口閉口都說為國為民。然而，他們卻是為了反對國家透過調整稅賦體系，來改變財政困局，極力的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些偽善計程車大夫們對飽受明末饑荒的廣大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朝廷的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時刻守著自己的那些田宅和銀子。

他們與閹黨對明朝的敗亡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東林黨幫的倒忙，是的明朝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使得農民義軍源源不斷。

東林黨包括朝廷內外計程車大夫官僚，因他們以東林書院為基地，因此被他們的政敵稱為“東林黨”。東林黨多次參與明朝後期的政治鬥爭，特別是“京察之爭”、“封疆之爭”、“三案之爭”。東林黨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書生誤國，按照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幫“憤青”。特別是在明朝在與後金的作戰中，雙方圍繞明軍的戰略戰術、指揮官人選等問題的爭論極大地影響了戰爭的程序和明朝的命運。因此，明朝的黨爭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一點上來說是弊大於利的。

其實是一批反對程朱理學王陽明心學中務虛內容的一些人，他們看到了當時清談的弊端，從吏部銓選開始與內閣首輔爭鬥，由此形成黨派之爭，最終演化為閹黨東林黨之爭，現在一些人把明朝滅亡這個鍋按在東林黨上，其實是不對的，要知道南明馬士英阮大鋮都是閹黨，而魏忠賢甚至干涉遼東軍事，帶來了很大的損失，至於說貪汙腐敗他們更嚴重。

明朝的體制是個很特別的體制，而且以他獨特的方式存在了二百多年，雖然太祖廢除了宰相，但又有一個內閣的東西存在，雖然說以文治武，但又湧現出來了戚繼光，李如松等耀眼的武將。

東林黨的創始人是顧憲成，開始只是一個書院，用於講學釋惑，表面上看無問世事，實際上從後期的發展看，東林黨並不像書中寫的那麼清白，東林黨的能量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上可到天子，下到黎民，無處都有東林黨的影子。初期的東林黨目的和宗旨是好的，視天下為己任，出現了硬漢楊漣，但到後期這種宗旨以不那麼明顯，為黨爭而存在，為反對而反對。最讓人噁心的代表，非錢謙益莫屬！

萬曆32年，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書院講學的八人，被稱為“東林八君子”。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為匡正時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既有鮮明的學術思想見解，又有積極的政治主張。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

天啟年間，東林黨由於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運出現了轉機，當時的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

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 閹黨魏忠賢對東林黨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天啟6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7人，(史稱“後七君子”)

明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懲處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同時昭雪平反東林黨人冤案。並下旨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人雖然又一度入閣，但不久，到袁崇煥被捕治罪以後，東林黨人又被迫退出內閣。

這時候的東林黨一則治國水平著實有限，如百般勸阻皇帝向工商業徵稅，只徵收農業稅，最後導致農民起義。二則只重節操不重才幹，造就了一大批只會與“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評與自我批評。侯方域和錢謙益組建的後東林黨，完全變質——前期東林黨，是以身作則、殺身成仁的信仰集團，而後期東林黨，是“殺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團、幾乎悉數偽君子。後來不少東林黨人入仕清朝。

所以說東林黨起初就是個“沙龍”，或者也可叫它“不滿時勢者俱樂部”，也可以叫“失意者俱樂部”。它的發起人是明朝萬曆八年的進士顧憲成。顧憲成取得功名後一直在京城做了十幾年官，當上了吏部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的很有實權的官。因此，他結識了很多的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員，這為後來東林黨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顧憲成是個極其自付清高之人，脾氣耿直，敢說敢幹。在萬曆年間為立誰當太子的問題上，他和萬曆帝幹上了。

因明神宗萬曆的皇后一直沒生兒子，所以，萬曆一直就沒有嫡子，他的大兒子朱常洛（也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和弟弟朱常洵都是妃子所生，按“無嫡立長”之說，朱常洛應立為太子，但由於萬曆帝喜歡朱常洵的母親鄭貴妃，因此在鄭貴妃的鼓搗下，萬曆帝則想立朱常洵為太子。

可是，萬曆帝的這個想法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對，而顧憲成就是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並聯合反對萬曆帝暫不立太子而先同時封王策略的大臣們，強烈要求按祖制早立皇長子為太子。萬曆帝的策略落了空，所以對顧憲成等人強烈不滿。雖然從結果上顧憲成等取得了勝利，但他得罪了萬曆帝和鄭貴妃以及朱常洵。

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推選內閣大學士，顧憲成推薦之人，都是神宗不喜歡的，神宗正想收拾這個狂妄自大的顧憲成，所以藉機將其削官革職。

人氣頗旺的顧憲成沒有辦法，只得回老家無錫，官做不成了，他便開始辦學當老師，創辦了“東林書院”。這個書院，具有俱樂部性質，它是讀書講學以及文學交流的場所，同時也是最主要的它還涉及時勢，評論時政和針砭時弊。從此這個書院開始涉及政治，開啟了“民間議政”之先河，並使民間的“政見”影響了“朝政”。

在萬曆三十二年十月，以東林書院為基礎，顧憲成與時稱“東林八君子”（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召集了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確定了每月一次小會，每年一、二次大會制度。其實就是東林黨的成立。

所以，東林黨是一個由有相同觀點和政見的文人，包括在任朝廷官員，曾任過朝廷官員以及地方士紳組成的有原始政治綱領，有基礎組織形式的黨。它主張，一是開放言路。就是允許言論自由，可以批評時政，針砭時弊。二是堅決反對宦官干政，這是針對它的死對頭“閹黨”的。三是堅決反對開徵礦稅，這是它的切身利益。

東林黨在國家建設、改革、發展等問題上毫無建樹、毫無辦法，有的是誇誇其談，高喊所謂的正義、道德和精神高尚的口號。誰提出什麼舉措，它會百般指責，說三道四，而自己沒有任何辦法。其實東林黨一點也不傻，他們只關心保護自己的利益，因為東林黨人就是“工商士紳”，開徵礦產稅損害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並非“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們入耳和關心的是自己的事，沒那麼“高大上”，更沒那麼“心繫天下”。

明朝萬曆後期,官事廢弛,吏治敗壞,宦專權,朝臣黨爭激烈。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東林黨人為挽救王朝危機,緩和社會矛盾,要求改良朝政。他們關懷世道,於東林書院講學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江南許多抱道忤時、退處林野計程車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他們主張皇帝“無所不統”,加強君權;希望透過“京察”、“廷推”等手段為正直官員爭取參政機會;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公開掠奪。

東林黨積極參與的宮廷鬥爭有爭國本、移宮案、與魏閹鬥爭等。

爭國本:神宗寵愛鄭貴妃,欲立鄭氏之子朱常淘為太子,而以東林黨為首的許多官員從傳統的宗法繼承角度出發,要求早立長子朱常洛。由於許多大臣的不斷上章和爭取,朱常洛最終被立為太子,儲君的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移宮案:萬曆四十三年,薊州人張差持棗木棍闖進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宦官,欲謀害太子朱常洛,為宦官所執。經審訊,事與鄭貴妃有關,史稱“梃擊案”。朱常洛即位後,是為光宗,因患鞠疾,而鄭貴妃指使太監進瀉藥,鴻臚寺丞李可灼又進“紅丸”,光宗服後一命嗚呼,史稱“紅丸案”。光宗死後,鄭貴妃的同夥李選侍仍居乾清宮,欲挾太子朱由校擅權。吏部尚書周嘉漠、御史左光斗等上疏,請李選侍移宮,離開太子,史稱“移宮案”。由此,由立儲而引發的一系列宮廷鬥爭。

與魏閹鬥爭:朱由校即位後,改元天啟,是為明熹宗。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楊漣上疏,參奏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群僚響應,一時間彈劾魏忠賢的奏章不下百餘。天啟五年,閹黨反擊,誣陷遼東經略熊廷弜曾賄賂楊漣、左光斗,大興黨獄,以東林黨之名囊之,實行全面徹底的打擊。

東林黨是明末政治昏暗之際的一批高風亮節計程車大夫組成的一個群體,志在改良政治,一掃明末腐敗的政治局面,也為此做了大量努力。他們的品行,值得後人學習。受歷史小說影響，有人將明朝的滅亡歸結於東林黨妄議時政，這實際是一種不靠譜的邏輯推理，帝國大廈將傾倒，難道放任閹黨貪汙，大明會更好嗎？更有人說東林代表江南富商利益，不顧國家財政危機。但大明更嚴重的是貪官汙吏橫行，這種想法無異於支援國家無藉口橫徵暴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