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在位與庸君在位，朝政、民生等關心程度自然不同，沒有大的動亂，比如戰爭等，大致趨勢上百姓日子自然是與之正相關的。

但是並不代表西漢百姓比東漢百姓好過，也要分時期。

西漢

西漢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經歷了呂氏專權，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到漢宣中興，西漢到達最強盛，之後走向下坡路。

東漢

東漢的情況與西漢差不多，經歷光武中興，明章之治，永和之隆，東漢國力達到鼎盛，之後開始衰亡。

西漢與東漢有一大特點就是天子少年繼位，然後外戚干政。不過在這方面東漢比西漢尤為嚴重，所以雖然東漢皇帝雖然多，但是很多都是幼年繼位，甚至死的時候也不過十幾歲或者三十歲而已，朝政主要是外戚掌控。

何為明君，自然是政治清明，注重民生。文景之治、漢武漢宣兩地，都非常注重整頓吏治，輕徭薄賦，恢復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但是東漢時期同樣有光武中興、明章之治，永和之隆，這段時間的東漢百姓生活未必就比東漢差，尤其是西漢漢成帝之後開始衰落，末年更是經歷戰亂。

另外即便是明君在位也不能保證百姓生活就一定好過，比如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漢武帝末年伐匈奴耗費大量國力，同樣導致民不聊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封建時代，老百姓苦不苦看皇帝怎麼樣，但是不能全看皇帝怎麼樣。因為咱們有個詞，叫天災人禍。

1.天災

東漢比之西漢，有一點非常要老百姓的命，點兒背。因為天災，百姓首當其衝。

從東漢中後期開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有資料記載，從漢和帝永元元年到獻帝建安二十五年，發生水災54次，旱災40次，地震69次，瘟疫18次，更不用說大風冰雹，蝗蟲等等其他災害。

東漢鄧綏太后就曾經削減官員用度，每天只吃兩頓飯，節省下來的錢財全部用於賑災。

做的好不好呢？太好了，再開明的君主也只能這麼著了呀，可是架不住這老天折騰啊。

封建社會是農耕社會，農民沒糧食，日子不可能好過。連續不斷的自然災害，即便是個明君在位，老百姓也會被折磨地夠嗆。

2.皇帝

西漢名君多，但是昏庸的君主也不在少數。

東漢不能說昏君多，而是它也是比較點背，皇帝普遍死得早，壽命特別短。

我們具體來看下，

西漢高祖劉邦建國，結束了紛爭，百廢待興，老百姓剛剛經歷戰亂，不好過。接著文帝景帝，也是名君，但是那時候正值創業期啊，皇帝出門連匹馬都找不出來，皇帝窮成這樣，百姓能好過？當然不能否認，這兩位皇帝減輕百姓賦稅，與民休息，一定程度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漢武帝劉徹時期，漢朝國力就強大了，厲害了，但是今天打個匈奴，明天打個烏孫，不消停的，那上戰場的是誰啊，咱們大漢厲害的將軍那麼多，可不是有一個好將軍這仗就能贏啊，拋頭顱灑熱血的還是普通小兵啊，都是百姓啊，再一個打仗要錢啊，百姓稅就高了啊。劉徹晚年漢朝隱患重重，他兒子早死，後面的幾位皇帝除了那位中興西漢的劉病已，剩下的確實沒什麼才能，更有荒唐的昏君就不用說了，像漢成帝，寵信趙飛燕姐妹，連自已兒子都殺，他能把老百姓放心上？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名君，他兒子也不錯，但是之後的皇帝命太短了，年紀輕輕死了，有的連孩子都沒有，有孩子的也不大，直接導致一個情況，皇帝的老婆們，女主專權，但是也有好的，像中興東漢的鄧綏，名聲特別好。但是這種情況，朝局十分不穩定，朝令夕改的。

古代老百姓過得好不好，一看人口， 二看糧食。

讓百姓繁衍生息，種地吃飯，這是正事。

秦始皇統一時，秦朝的人口有3000萬或更多，但到西漢初大約只剩下1500萬至1800萬，至西漢末年增加到6000萬。王莽時到東漢初，總人口下降到3500萬。到東漢後期稍後，才重新突破6000萬。

由此可以看出，老百姓過得好不好，在外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需要數代明君的積累，它肯定和皇帝有關，但是有時，也有其他因素影響。

這就是所謂的形勢對於歷史程序的影響。

個人觀點認為西漢和東漢國君英明昏庸與否，實在是難以評判的。西漢有“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東漢同樣有“明章之治”、“永元之隆”，更何況東漢皇帝多早亡，單單以明君、昏君數量來衡量西漢和東漢，難免是有失公允。不過依照百姓的生活幸福度來看的話，西漢肯定是要超過東漢的。秦朝末年，因為不滿秦的苛政重賦，農民起義不斷，漢高祖劉邦在這亂世中崛起，建立了西漢。西漢政權建立以後，劉邦眼看著自己的江山已經被打的不成樣子，傷心不已，就把修養生息定為國策，讓國家慢慢恢復元氣，而這一休養，就休養了六七十年。還別說，休養生息政策非常有效。在這六七十年間，西漢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輕徭薄賦，息兵休戰的太平世道是老百姓最喜歡看到的，也是人民日子最好過的時候。時間到了東漢，眾所周知，東漢最大的毛病就是宦戚之爭了。上層建築不穩，下層人民何以安生。東漢時期下層不穩的直接體現就是人口。秦末人口600萬，發展到西漢時期，人口有了6300萬，很大原因就是西漢實行休養生息政策。

而從西漢6300萬發展到東漢一兩百年時間才到6500萬，人口損失率可想而知。當然西漢後期大肆征伐對東漢人口也是有些影響的，但總歸是影響不大的。下層人民的生活質量和上層建築的關係還是緊密相連的。

漢朝是，有些不是，我覺得西方的歷史，中世紀的分封更像中國歷史上的周朝，而教皇則是周天子，為什麼西方的歷史中的分裂是持續的，中國的卻是動態的統一，我想除了地理的原因，畢竟歐洲被阿爾卑斯山分割成了南歐與北歐，而中國雖然有山脈的阻擋，但是我們卻有黃河作為聯通，所以古代中國沒有分裂成東中國與西中國，另外中央集權的制度實際上是巨大的養蠱機制，在古代中國，你的目標只有一個皇帝，教皇是經過主教選舉的，但是中國皇帝不需要這個，他們只需要幹掉兄弟，幹掉自己的老爸就行了，這樣每一個皇帝為了權利，會打壓宗教與其他對自己或者國家產生威脅的人，集權制度利用人永不滿足的慾望，為中國保持一統提供了想統一的君主，君主的個人能力往往國家的強盛與否有很大的關係。

後千年的科舉制度，將治理國家的權力下放給了文官，而科舉制度則將文官們的身份多樣化，以前的國家權力執行是皇帝與大家族之間的妥協與身份交換，同時這後千年中，就算皇帝不行，國家也能做出正常的反應，而國家的崩潰絕對伴隨著文官群體的整體墮落，這是後千年中國王朝的毀滅的重要特徵。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後千年王朝的末期的景象令人絕望。對於武將與前千年的制度的厭惡與對自身權力失去的恐懼，使得他們對武將（在我們看來）莫名其妙的敵意，因為軍功制度與科舉制度的目標國家的控制權與治理權。在後千年的時光中，以武將的悲劇（岳飛之死）為對比，文臣的悲劇被記載的更多，也更突出主角的悲憤與世道的不公，嘿嘿嘿，這不就帶有明顯的傾向性？

與之相比，明君也有民生不好的漢武帝，昏君中也有民生好的時期，不絕對，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成正相關。

漢高帝執政期間，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強制削去異性王候的兵權和封號。同時制定系列“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減輕人民賦稅，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民生安定，國力增強。

東漢(25年一220)劉秀立國，號漢光武帝，建都洛陽。在東漢期間，生產工具改進，農耕技術，冶煉技術改進，值得自豪的是造紙業和漆器業的發明，對以後人類影響深遠。但同時封建國家所有制的產生，廣大老百姓成為封建地主，官史的盤削物件，因此政治的黑暗，橫徵暴斂，敲詐勒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面對統治者的敲骨吸髓的壓榨，俗話說：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廣大窮苦農民忍無可忍終於揭杆起義，其中最著名是黃巾大起義，雖然被鎮壓了，卻加速東漢王朝的垮臺。

在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佔有了全部或大部分土地，廣大農民沒有或只有很少土地。這種根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勢，決定了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廣大農民是被統治階級，在這種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下，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的賢明或愚蠢對國家的興衰富強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國家的興盛則主要表現在，政治清明、階級統治關係緩和、輕徭薄賦、生產發展、百姓生活富足、安居樂業，所以說，皇帝的賢明，是天下興亡的關鍵，百姓遇明君則生活好，遇昏君則日子差。

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前8年），人民的生活水平總體是前高後低，人民生活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好日子。漢高祖至文景時期，鑑於戰爭創傷，民生凋敝，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歷經幾代皇帝，執行幾十年，減輕百姓負擔，社會經濟發展，百姓生活及至富足。漢武帝時期，窮奢極欲,窮兵黷武，將幾十年的積累揮霍殆盡，致使百姓生活水深火熱，苦不堪言。及至“昭宣中興”時期，任用賢能、減輕農民負擔，恢復和發展生產，才使普通百姓生活達到溫飽。但西漢後期的皇帝，則都昏庸，人民就沒有好生活可言。

漢高祖劉邦

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明章之治”時期（公元57年～88年）推行寬刑簡政政策，減輕賦稅、發展生產，老百姓的日子總體上過得還可以。而東漢前期，漢光武帝劉秀統治時期（公元25年～57年），隨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寬刑簡政，但由於豪強兼併土地嚴重，政府總體上姑息縱容，加上前期戰爭，普通農民生活很慘。而明章之後，政治腐敗，外戚和宦官干政，剝削嚴重，老百姓民不聊生。

光武帝劉秀

總體上，封建君主專制社會中的老百姓生活與君主賢愚息息相關，西漢老百姓的好生活時間因遇上的賢明君主時間比東漢長而更多一點。賢君是封建社會中老百姓渴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