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蘇東坡的改革立場不堅定，總是有點牆頭草，兩頭跑的意思。

看史料：

1、蜚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裡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2、荊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荊公做出，東坡又卻盡底翻轉，雲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會破蕩？晁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

3、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卻去攻他。如荊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卻做得不是。自荊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

例如，蘇東坡早年也是和王安石一樣，要搞改革的。什麼為國家新增加財源，王安石就搞了青苗法，蘇東坡本來也是贊成的，但後來看青苗法等新法反對意見太多，於是蘇東坡就直接慫了。再比如他當初也是叫著要北伐，說什麼“雖北取契丹可也”的大話的，後來看王安石用兵也不是那麼容易，於是又慫了。

至於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的改革措施，這都是當年蘇東坡出的主意，想的法子裡也有他的一份，結果王安石做了，蘇東坡就慫了。削減軍籍，王安石做了，蘇東坡就怕得罪人，削減給進士的賞賜，王安石敢做，蘇東坡也怕得罪人，不參與。

所以，朱熹評價說，蘇東坡想幹的事，其實和王安石差不多，只是他慫，怕得罪人。於是事到臨頭就腳底抹油，壞人讓王安石當，好名聲歸自己。

又想做好官，又想做好事，還想不得罪人，難怪王安石瞧不起蘇東坡了。

政治方面

若單單談論政治才能的話，王安石顯然要比蘇東坡高處一個等級。儘管王安石變法到最後結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歷史上的評價也分成兩個階段有好有壞。但是王安石的政治才能是不能否認的他超前的眼界以及敏感的經濟政治的嗅覺，都比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蘇東坡高出很多。蘇東坡在政治上一路都沒有順風順水過，由於他本質上算一個嚴格的文員，雖然內心也有一顆報效祖國的情懷，但始終沒有佔到權力的中心位置。

兩個人都是公認的文學天才，同屬唐宋八大家，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在詩詞和文學上都有傑出成就，實在不好區分高下。不過文學名氣上，蘇軾要高出一籌。蘇東坡因“烏臺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徽宗是一個非常愛惜人才的人他知道蘇東坡的時，立馬赦免了蘇東坡，但不幸運的是蘇東坡一路旅途勞頓，途中於常州病逝。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

王安石不同於蘇東坡的浪漫情懷主要成就在哲學方面，他變法失敗之後就開始轉身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對從古至今的儒學都進行了融會貫通，特別的是在哲學方面五行來闡述宇宙之間萬物生長的規律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的樸素唯物主義。文學上主要擅長散文，可能由於從政的原因王安石的散文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

介甫與東坡雖為政敵，卻無落井下石，不共戴天之仇；同為文人，卻無相輕之嫌。惺惺相惜，胸懷坦蕩。介甫曾欲招東坡之妹為兒媳，罷官後定居金陵，邀東坡作鄰居。此等胸懷，古往今來，難能可貴！

王安石生於1021年，距離當下恰近一千年。千年以前，我中原這塊貧瘠的土地上，人們面朝黃土背朝天，或者幾個文人一起，吟風弄月，喝酒聊天，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都煞有介事。然而，土地的貧瘠帶來了思想的貧瘠，帶來了見識的短淺，帶來了祖宗崇拜和固步自封。

然而，就有那麼一個人，清晰地看到宋朝朝廷內部叢生的積弊，看到了人們紙醉金迷背後的危機，聽到老百姓在大地主和朝廷重賦壓迫下的呻吟，看到了國家這部老化的機器正走向更加老化，而且懂得如何去調理、維修，知道它需要什麼，知道如何才能讓它精兵簡政、輕裝上陣，以老樹發新枝，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這個人，就是當時意識最清醒、思想最超前、文人士大夫中的“另類”——王安石。

正因為王安石意識清醒，思想超前，所以他做事特立獨行，說話驚世駭俗。人家十年寒窗，一舉考上進士後，在地方象徵性地歷練歷練，就想往京城裡做朝官、拜天子，王安石在基層一干就是一二十年，皇帝召他回京，宰相推薦重用，他一概拒絕。他長期堅守在基層工作，頭腦中想的就是為國家的疾病把脈，為百姓的貧困找良方，為國富民強尋找上上之策。

經過那麼多年的辛苦追尋，上策終於被他找到了，當宋神宗任他為宰相後，王安石迅速將這些上策一一奉獻出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裁兵法……條條都是針對國貧、民窮、軍弱的病症，推行之後，無論國家財政還是軍事，都在較短的時期內得到顛覆性改觀。

王安石與眾人不同的地方還有一點，那就是他意志堅定，內心強大，認準的事，十匹馬都拉不回。他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這種執著態度的高調宣誓。支援變法的，一切好說，要官給官，要祿有祿；反對變法的，對不起，讓位子。所以，蘇東坡不受王安石待見，主要是因為這一點，在士大夫圍攻王安石的時候，他上書推波助瀾，助長了反對的聲浪，影響了改革的推行。

蘇東坡是個好人，但不是個好政治家；王安石不是個狹義上的好人，但他是個好改革家、政治家，不僅有思想，有遠見，而且還有強大的執行力。

無論是從北宋的政壇還是文壇上來講，王安石與蘇軾二人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無論是從政史還是從野史還是各方的談論當中，似乎王安石始終瞧不起蘇東坡，王安石為什麼一直和蘇東坡過不去呢？這要從幾個方面原因開始談起，絕非簡單文人相輕或老輩賣資歷。

王安石與蘇東坡二人的衝突的一個重要爭論點就是二人文學觀點的衝突，無論是作文還是作詩二人的觀點差的很大。

比如對於韓愈的看法，王安石對韓愈雖然既認同他對古文的貢獻，但是另一方面卻認為其作詩水平並不高。而蘇軾對於韓愈的看法，一方面同情他的政治生涯，另一方面是對他詩與文的肯定認為他雖用詞奇絕，但立意新穎，可認為他為一代大家之狀。

如果說他們對於不同其他的作家的看法，只能是個人的因人而異，那麼他們對於對方的看法可能會是使他們產生矛盾衝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王安石認為蘇軾他的創作不可違規而蘇軾則又指出了，王安石他的創作，又有好使人同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闡述，可以看朱東潤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裡面有較為詳盡的史料記載。

蘇軾他對於文學文的創作當中，他重要的觀點就是文道並重而偏於文。他寫文章，詞采華茂與韻律和諧，重視文章的矯飾。因此在蘇軾的無論是詩詞還是文當中，都會見到極為精當的比喻。王安石恰恰"王荊公體"他在北宋初年的詩壇當中極有特色，瘦硬通神，但那本質上依舊是在文道當中他重道的傳達，一切文的表達都應該為道的表達來進行鋪路。作為這種觀點上的差別，這就是造成二人在文學上的觀點，衝突到最根本的原因。

但很顯然，如果只是因為這種文學的觀點不同，那麼讓王安石對蘇東坡一都瞧不起，那就成為末流文人相輕，但顯然王安石並非這種膚淺之人，更別提什麼坊間謠言，王荊公因妒忌晚輩而對蘇東坡頻下暗手這種無稽之談。

如果在文學上的衝突和分歧算得上是"小打小鬧"的話，那麼對於政治上的衝突，那麼它的差距這就會顯得更為嚴重一些。

歷史上在北宋政壇當中，王安石作為被賞識的重臣，他權力滔天在政壇上大刀闊斧的改革推行新政，這樣的背景恰好是蘇軾這個新人上在政壇上展露頭角的時期。蘇東坡此時在京城文名頗盛，受到各方的重視和招攬。

王安石變法大刀闊斧推翻了以往許多的政策，極為激進，這是他政治觀點上最為鮮明的特點，是一個激進派。而信奉儒道的蘇東坡，他顯然就要溫和一點，他既不是處於司馬光那樣的溫和派，另一方面也不會認同王安石這樣的激進改革。雖然用現在後市的觀點來看待，顯然蘇東坡他的觀點更為適合當時北宋的發展，但實際上正處於前世之上的王安石迫切的改變北宋國家的現狀的王安石，都無法忍受一個後輩，一個有一些他認為落後觀點的後輩的看法。雖然他可以理解蘇軾的觀點但是在政治場上確實不可原諒的。

政治觀點的差異是王安石一直和蘇東坡過不去的更為重要的原因。

就像第一部分討論的一樣，王荊公身居高位，文名頗盛，也是一大家，怎麼會落入文人相輕的俗套之中。雖然在各路民間傳說中有討論或是因為蘇東坡自視甚高冒犯王安石惹下後來因果，或是王安石窮途末路妒忌成性無緣無故迫害蘇東坡，這種毫無根據地傳言早已經不可考證，真偽難辨，但是作為兩個曠世奇才，雖有地位年齡觀點的差異，但更多的會是天才奇葩之間的惺惺相惜，他們二人的衝突完全是基於政治觀點與文學觀點的差異，絕沒有上升到人身攻擊之上。北宋的文人鉅子們往往政見文論相差極大，相互詰難嘲諷，但卻並不會將這種的爭吵延綿到人本身之上，不興文字獄，這也是所謂君子坦蕩蕩的可愛之處。

簡單點說，就是因為兩人觀點不一致！但要說王安石打擊報復，那也談不上！

王安石這個人就是個怪才，能力非常強，平常生活卻不修邊幅，這樣的人，一般不會有什麼私心，去打擊報復某個人。

但為什麼刁難蘇軾呢？

主要還是因為政見不同！王安石推行變法時，有人支援，有人反對。支援的稱為變法派，反對的稱為保守派，其中這蘇軾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

且不去論誰對誰錯，換位思考一下，當你雄心勃勃的準備去做一番大事的時候，並且堅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領導也認同了，正當轟轟烈烈的開始幹了，結果跳出來很多人去反對你，說你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不能這麼做。你惱火嗎？

不管你惱不惱火，王安石是非常惱火。但剛才提到了，王安石這個人很有才華，氣量也大，即使惱火，也不會像那些奸臣賊子一樣，找個什麼理由就把反對自己的人給咔擦了。要知道，這樣的做法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是很普遍的。但王安石卻不這麼做，他對反對自己的人還是很禮貌的，都是找一些理由，把反對者貶去外地，去了外地，就沒人影響他變法改革了，這蘇軾，就被王安石貶過。

而對於蘇軾本人，王安石也是非常欣賞的，他們私下交情也不錯。王安石在退休後曾感嘆：不知道多少年後才能再出一個蘇軾這樣的人才；蘇軾則向人表示：真正有才華的人是王安石。

如果上面那些都不能說明什麼，那蘇軾遭遇《烏臺詩案》，差點被滿門抄斬時，不要忘了，是王安石的求情，才使得他免於殺身之禍。雖然也有其他人求情，和另外一些因素，但王安石的求情，無疑給是一個非常重磅的援助。

《警世通言》是明末馮夢龍編撰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上面記載的故事可以說是戲說或者是文學創作，因此並不能當做正史來對待。當然，王安石與蘇軾兄弟之間的愛恨情仇也的確不是空穴來風。單真的理論起來也就是當時的政見不和，談不上“一直刁難”“打擊報復”。可以看他們兄弟倆的貶官史而知，當時的情況更多的是時不與我，而非簡單的人禍。最佳的例證就是神宗去世，廢王安石變法，進而重新啟用“舊臣”，蘇軾兄弟入朝為官，卻因為政見與當朝的不一致，又被貶官。

熙寧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而蘇氏兄弟均反對王安石的青苗法而被視為“舊黨”，遭到排擠和打壓。蘇軾請求外任杭州避禍，蘇轍則貶出河南。元豐二年（1079），蘇軾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大禍，因“謗訕朝廷”的罪名陷入烏臺詩案的牢獄之中。蘇轍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哥哥贖罪，但沒有得到允許。所幸蘇軾這次逃脫了死罪，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而蘇轍也受到哥哥的牽連，被貶斥到筠州，並且5年內不得升調，此後蘇轍也一度到黃州與兄長相會。

王安石像

黃州以後，二人的仕途先起再落。元祐年間，“舊黨”當政，二人同入中央為官，但很快蘇軾又因為反對全面廢除“新法”而外任。“新黨”再起，“元祐黨人”則成為被迫害的物件，蘇家兄弟被一貶再貶。蘇軾先是被貶英州，又貶惠州，再貶海南儋州，蘇轍亦貶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