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問題，提問者混淆了“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把兩者當成了一個。唐朝割據政權是節度使割據而不是宦官割據。唐朝宦官殺皇帝也確實不少，總有四個左右。明朝朱棣開創的“特務統治”主要是“廠衛制度”，其後加上“票擬批紅”分權，宦官具備了專權的能力，但因為沒有“兵權”，皇帝不高興了抓過來就殺。

（1）唐朝宦官具備兵權，皇帝惹不起；明朝宦官沒有兵權，在京外有“太監監軍”制度，掌握一定軍權，但劉瑾之後就被廢了。掌握不了軍權，一切都是：水中月、鏡中花

唐朝唐朝的禁軍也就是保衛皇帝的軍種都被交給皇帝，像被稱為北衙禁軍的神策軍就歸皇帝直接掌握，但皇帝不可能直接抓而歸屬宦官。同時，唐朝的軍隊特別是京城的各種部隊管理分散，有的歸政府管理、有的歸皇帝管理、有的歸太子管理。

這充分顯示出，唐朝軍權是分散的，人們在制度建設上並沒有做到“皇權絕對第一”。然而，明清時期則是“皇權絕對第一”。

明朝的宦官不掌握兵權，但有監督權。明成祖稱帝后，廣派“監軍”指揮各地部隊，當時有“七大太監”之說，七人大部分都是各個少數民族太監，鄭和就是其中之一。各地的將領都歸“監軍”管轄。朱棣後，文官權力上升，“監軍”主要是御史監軍，但“太監監軍”仍然不少。最著名且戰功拙著的“太監監軍”就是西廠創辦者汪直了。

但明武宗時期劉瑾亂政，導致兵權險些旁落，因此，之後的皇帝們就不再“太監監軍”了。直到天啟六年（1626年），太監監軍才重新出現。但這時已經不再是制度性安排，而是臨時性的工作任務。

（2）唐朝和明朝宦官權力不同，經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太監的人數和部門，這導致：唐朝時宦官內部容易形成“說一不二”的領導者；明朝宦官則因為人數多、部門多，導致“有權力的宦官”很多，權力分散

在這點上，最知名的就是“正德八虎”，劉瑾權力雖然巨大，但也是“太子八虎”之一而已。劉瑾之所以被剷除，其根本原因也在於張永（掌京城火器部隊——神機營等軍事部門，曾打劉瑾）、谷大用（掌握重新建立的西廠）、丘聚等人。由此可見，劉瑾權力很大，但在太監內部有很多人敢當面兒與其對抗。為啥？皇帝並不專寵某個太監。

相反，唐朝的皇帝，一覺得這個人好，就把軍權給他了，結果，自己把刀把遞給了別人。明朝的皇帝聰明之處就在於，寵你可以，但對不起，京城的軍權很分化，我也只能給不同的太監。這樣，無形中就難以形成“挑戰皇權”的“大太監”！

再加上，明朝的宦官特別多，因為明朝內部長期和平、經濟發展、人口逐漸增多，許多人為了生活好主動閹割去做太監。久而久之，太監多到了，因為不能當太監而去遊行示威、衝擊官府地步。皇宮內部也是衙門口眾多，許多人都知道“宦官24衙門”但問題“24衙門”只是比較大的24個部門，各種小部門還有幾十個呢。

誰不想更上一層樓呀！因此，明朝的太監特別喜歡談關二哥、鐵大人（鐵鉉），就是講究“忠誠”。但你越講究其實越沒有，每個大太監最擔心的不是被皇帝、文官扳倒，而是被身後的笑臉相迎的“乾兒子們”“幹孫子們”打趴下！

與前代相比，明代重用宦官有過之而無不及。明代設立廠衛制度，重用親信宦官。這些皇帝身邊的特務，可以監督百官。經皇帝批准，可以拷打、審問、關押甚至斬殺百官。明代還設立庭杖制度，皇帝可以在百官上朝時或平時，在大庭斥責、杖打大臣，並可以當庭殺死。這一切，都標誌著中國封制專制主義走向極端。

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明清兩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病態發展，表明中國封制社會已病入膏盲，離滅亡不遠了，從而為孫中山發起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礎。

唐朝和明朝中後期宦官專權現象均極為嚴重，但兩個朝代卻又有極大的不同，唐朝宦官可以廢立皇帝，而明朝宦官權力再大也無法威脅到皇權，這又是為什麼呢？其實主要源於權力來源的不同，唐朝宦官早已擺脫了皇權限制，而明朝宦官權力的源泉則是皇權。具體來說，唐朝和明朝宦官現象主要存在著三種不同。

1、唐朝宦官權力源自於獨立軍權。安史之亂後，導致皇帝不再信任朝臣，再加上魚朝恩等宦官深得唐肅宗李亨信任，導致宦官權力開始加大，不僅位高權重，得以公開參與朝政，例如魚朝恩便被加封為了鄭國公。魚朝恩之後，宦官李輔國、程元振等依然深受皇帝寵信，進而得以操縱軍政大權，使得宦官勢力日益強大。宦官權力發展到巔峰，則源於唐德宗李適時期的“奉天之難”，建中四年（783年），涇原鎮士兵發生病變隨即攻陷長安，唐德宗倉皇逃出奉天，卻被叛軍包圍長達一個多月，因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在此次事件中護駕有功，從而獲得了唐德宗的極大信任，事後被加封為神策中尉。也正是自此之後，宦官執掌禁軍得以成為定製，而獨立掌握京中禁軍的宦官自然權勢滔天，掌控著京城安危的他們，不僅憑藉軍權干預朝政，而且足以掌握皇帝生死。

2、明朝宦官權力源自於批紅之權。明朝宦官的崛起過程與唐朝截然不同，自明成祖建立內閣制度後，朝廷權力開始分為三部分，即皇帝掌握決策權，內閣掌握議政權，朝廷六部則掌握行政權。而朝廷的運轉模式則是，由內閣對朝廷事務擬定意見，以筆墨寫於票簽上，然後呈送皇帝批准，這個過程被稱為“票擬”。皇帝接到內閣奏摺之後，根據意見進行最終決策，以硃筆批示，這個過程被稱為“批紅”，亦稱“硃批”。不過，由於皇帝精力實在有限，根本無力處理大量奏摺，於是便開始由信任宦官代為批閱，導致司禮監權力開始加大。到最後，皇帝每天除了御筆硃批部分奏章之外，絕大部分奏章都開始交由太監批閱，這使得宦官的權力開始越來越重。不過，由於宦官權力來源於皇帝的批紅之權，這也造成了明朝宦官必須牢牢依附於皇權。

正是由於唐朝和明朝宦官崛起方式不同，使得唐朝宦官完全擺脫了皇權的限制，已經發展為了朝中較為獨立的一股勢力，甚至長期壓制皇權；而明朝宦官的權力源於皇權，自然只能牢牢依附於皇權。

唐朝和明朝宦官權勢大小的不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當時的朝廷格局完全不同，唐朝自安史之亂後藩鎮開始崛起，中央與地方的對抗形勢使得宦官有機可乘；而明朝自“土木堡之變”後文官集團崛起，內廷外廷對抗的形勢使得宦官受到極大壓制。

1、唐朝中央政權與地方藩鎮之爭。唐朝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地方藩鎮勢力得以快速發展，並在擺脫皇權制約後，最終形成了中央朝廷與地方藩鎮對抗的格局，而隨著中央朝廷的持續衰弱，藩鎮做大的局面已經不可逆轉。這種局面之下，京城禁軍已經是皇權的最後保障，而這股勢力卻掌握在了宦官手中，也就是說掌握有禁軍的宦官已經成為了中央政權的實際掌握者，掌握有如此大權的他們自然可以為所欲為。

△明世宗朱厚熜后皇權與文官集團矛盾加劇

2、明朝皇權與文官集團之爭。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結束了皇權與相權之爭，之後為了輔佐皇帝，內閣得以設立。最初時期，內閣只是為皇帝決策提供意見的幕僚集團，但在明仁宗朱高熾時期，因楊士奇、楊榮等本是東宮舊臣，因而不但得以進入內閣，且均兼有尚書職位，這使得內閣不但擁有了議政權，也開始具有一定行政權，同時由於深受皇帝信任，足以左右皇帝決策的他們甚至還擁有一定決策權，自此後內閣不但從幕後走到了臺前，且權勢開始不斷增大。而明代宗朱祁鈺在位期間，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後進入內閣，此後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內閣等於將議政權和行政權牢牢抓在了手中，內閣首輔則成為了實際上的百官之首，權力開始得到大大加強。再加上武將和功勳集團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慘重，明朝文官集團的崛起速度遠超其他朝代。而明朝文官們不僅執掌朝政，甚至連皇帝的行走坐臥、衣食住行，乃至私生活都嚴重干預，因而隨著明世宗朱厚熜繼位後“大禮儀之爭”的爆發，皇權與文官集團開始決裂，因而依附於皇權的宦官開始持續受到重用，進而得以組建內廷形成內外廷之爭。

△明朝文官集團勢力太過龐大

正是由於朝廷格局的不同，唐朝中央朝廷勢弱的同時，宦官已經成為中央朝廷的實際掌權者，他們不但掌握朝政而且直接掌控了皇帝的生死。明朝則由於皇權與文官集團的對抗，掌握內廷的宦官實際上只是皇權對抗外廷的工具而已，同時由於文官集團的勢大，使得他們必須依靠皇權才能生存。

正是由於以上兩點的不同，唐朝和明朝宦官雖然均曾一度擅權專政，但專權的方式卻完全不同，唐朝宦官將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明朝宦官必須透過皇權來干政。

1、唐朝宦官專權更為直接。由於掌握有禁軍的唐朝宦官成為了中央朝廷的直接掌控者，使得他們牢牢將權力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因而完全可以越過皇權直接操控朝政。實際上，唐朝後期的皇帝簡直如同傀儡一般，地方藩鎮本就是聽詔不聽宣，中央朝廷的大權也早已喪失殆盡，就連自己的性命也被宦官捏在手中。

2、明朝宦官只能透過皇權干政。明朝宦官雖然也擁有廠衛作為主要力量，也擁有勢力較大的宦官集團，但正如前文所述，他們專權必須透過皇權來實現，“皇權—宦官—廠衛”就如同一棵參天大樹的“樹根—樹幹—枝葉”一般，樹幹和枝葉或許足夠茂盛，可以遮天蔽日，可一旦失去了樹根的支援，他們很快就會枯死。

其實，唐朝的宦官可以稱得上是專權，而明朝的宦官實際上只是干政罷了，完全達不到專權的地步。這種干政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了唐朝宦官可以直接越過皇權，而明朝宦官則必須依附皇權的實際現象。

綜上所述，唐朝宦官掌握的實際權力要遠超明朝，因而唐朝宦官的崛起是個不可逆轉的過程，而明朝宦官權力的大小卻直接和文官集團成正比，即文官集團勢力越大， 皇帝則越重用宦官集團。同樣，唐朝宦官崛起后皇帝根本無能為力，而明朝宦官則生死大權則完全操之於皇帝之手，典型的例子便是魏忠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