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明朝是儒家的道德觀念為立國之根基。明太祖更是推行了一系列禮儀改革，以契合儒家文化的要求。這種思想也體現在明朝的對外戰略構想中，明太祖認為：

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

明太祖是準備全面反思元朝時期政治的目的——元朝曾經兩次征討日本，都以失敗告終——說出這番話的，因此堅決反對輕易興兵海外。明太祖認為日本的土地，“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所以根本沒必要遠征。

另外，自元朝時期開始，倭寇就一直在騷擾中國的近海。這些倭寇很多都是日本的海盜。在如何解決日本海盜的問題上，明太祖的外交努力是毫無成果的，以至於最後只得與日本斷絕交往。

等到明成祖時期，甚至抱著“遠夷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的天真態度來處置俘獲的日本海盜。

當然，這種謹慎的做法背後隱藏著對倭寇的畏懼。畢竟，終明之世，“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

諸位看官，這裡是陳大舍道古。以史為鑑，可知興衰。承蒙青眼，不勝榮幸。

明太祖通好日本的主要目的原因就是為了讓日本政府禁戢倭寇，以保證東海一線的太平。

所以，明太祖第一次向日本派遣使臣是在洪武二年，派楊載等七人為使臣，而與之接觸的是開府於九州博多的南朝徵西將軍懷良親王。

長州藩士大室寅之佑，為懷良親王之後。

但當時日本南北兩朝並立，隸屬於南朝的徵西將軍府正是借倭寇掠奪所得之財支撐偏局，況且中原的勢力又有不少人對日本有“想法”，所以驚恐萬狀的懷良親王就決定給新來的大明使臣來個下馬威，二話不說先斬了五個，之後放回楊載去報信。

順便說一下，其實懷良親王的恐懼有一定的道理。在此之前偽吳王張士誠的駙馬潘元紹在率水軍迎戰西吳(時明太祖亦號吳王，史稱“西吳”)軍於湖州，大敗而歸，知大勢已去，於是就勸張士誠：

“治舟師，為航海計，謂日本、琉球均可襲取”。

而此後胡惟庸逆案中重要人物，對日本十分熟悉的林賢，也是張士誠的餘部。

姑蘇偽吳一個割據英雄尚且有此意，何況是當時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明朝？所以亂世的外交都是“疑罪從有”，第一次對日本的接觸就這樣結束。

潘元紹(也是張士誠的姑爺，據說顏值爆表)在姑蘇城破之際殺了自己的七個姬妾，合葬一處。並令書法家宋克寫下了《七姬志》

第二年明太祖又派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為使臣，去九州博多再次和日本南朝接觸，此次懷良親王態度上雖然仍舊強硬，但是卻做出了實際上的迴應，派遣學問僧祖來和尚進獻方物，並送還了被倭寇掠奪的沿海人口七十餘人。 祖來和尚的到來使大明朝終於清楚了當時日本的狀況——日本當時不僅南北朝各自為政，而且懷良親王自身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兩年後懷良親王北朝大將今川了俊逐出九州博多，徵西將軍府滅亡)。於是大明朝決定在和南朝接觸時也和持明院統北朝接觸。

洪武五年，明太祖遣寧波天寧寺僧仲猷祖闡及金陵瓦官寺僧無逸克勤為使，與持明院統北朝建交，並作為誠意，明太祖將日本列為十五不徵之國。但鑑於之前的經驗，大明朝和日本在交往時仍舊常常使用些威脅性詞語。並讓禮部官員寫了一份國書，要求北朝與大明朝合作：

“王居滄溟之中，傳世久長，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王環海為險，限山為固。妄自尊大，肆毀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無乃構嫌之源乎？”。

這封國書看似霸道，但卻透露出三個資訊：

第一，預設北朝統治者(持明院統後圓融天皇)為“王”，要知道這是大明朝十分的誠意，因為即使是稍後的北韓太祖終其一生也沒得到大明朝的正式承認；

第二，“肆毀鄰邦”的“盜”是日本的“民”，也就是說明確了“倭寇”並非是官方行為；

第三，大明已經知道了日本“一天二主南北朝”的情況，所以會有“上帝假手於人……”、“自以為大”的詞句，這可以說是種“威脅”。

雖然當時持明院統君臣急切的盼望和大明朝進行通商，但要做到大明朝的要求的條件——“禁倭”，卻是談何容易！當時南朝未滅，西南諸侯無不朝秦暮楚。如果冒然應承必然是到時候會不堪其重。所以北朝對於大明朝開列的條件總是虛與委蛇，敷衍糊弄。而在大明朝一方，十餘年間雖然用盡了威脅、利誘、講理的外交手段，但倭寇問題始終不曾因之少減。所以對與持明院統北朝的實力明太祖可以說深感失望。而此時的大覺寺統南朝的氣數更是如風中之燭，自顧不暇，也就罔顧外交了。於是明太祖在日後又藉口南朝使臣如瑤藏主勾結胡惟庸、林賢謀逆造反，企圖以進貢為名行刺殺之實。於洪武十七年，當如瑤藏主再度來到大明朝時，便被立刻下獄拿問，旋即處死。所以日本的史書《南朝編年記略》這樣記載：

“元中元年(南朝後龜山帝年號，時中原為大明洪武十七年，1384A.D.)三月，是月，詔令僧如瑤遣大明結鄰好，而如瑤赴彼土之後不歸朝。大明國丞相胡惟庸企反亂，如瑤與亦同之。問與彼土，被誅，後日有沙汰云云。”

同時明太祖下詔施行“海禁”，意圖封鎖日本，向其施壓。但“海禁”之令卻處處留下靈活掌握，目的也許就是要保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已在恰當的時機再貫徹前策。明太祖駕崩後，四皇子奪取天下，是為永樂大帝，而日本也在北朝的名義下歸於一統。兩國並終於在新時代開啟局面，建立了堪合貿易體系。

大明太祖高皇帝和鹿苑院太上天皇(足利義滿)都是有爭議的人物，但迄今為止，任何一個有著強烈“現代國家意識”的民族主義者都沒有超越這兩個人那種簡單的外交智慧——務實。

其實朱元璋在《皇祖明訓》中不僅是把日本列為永不征伐之國，同時也規定了日本人永遠不能來大明朝交易。

朱元璋之所以這樣“規定”

其一、因為朱元璋忙於對於遼金無力再抽身去對抗沒事來“撓撓癢”的日本倭寇，所以也就懶得去理日本。

其二、日本屬於海島國，資源匱乏，朱元璋覺得征討意義不大。

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朱元璋索性就不搭理日本了，雖然不征伐但是也不往來交易。

希望回答能幫到你

朱元璋這麼做主要考慮到日本物資匱乏、遠離大陸、人多地少、那時候的日本總體實力遠遠落後於中國。整合這樣的地方除了侵略其他國家；然後補貼他們才能鞏固這樣的疆域。沒有利可圖誰會稀罕日本島那片荒蠻之地呢？即便當下，日本依舊是土地貧瘠、地震災害頻繁的國家和地區。一旦日本方面單方面向世界閉關鎖國，不出30年日本方面就退步到原始社會啦！

中國和日本的糾葛是數不清的，當初日本侵華不知道害了多少的華人，不過如果當初朱元璋選擇攻打日本的話，那麼可能就沒有後來的日本攻打中國的事了。

中國和日本一直都靠得很近，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和平共處的時候，比如漢唐，不過也有對立的時候。在元朝時，忽必烈曾經大規模的攻打過日本。除了這些，在明朝的時候朱元璋其實也曾經有過要去攻打日本的打算。

在明朝之時才出現了“倭寇”這個關鍵詞，而“倭患”在大明朝也一直都存在。雖然後來也有派兵攻打倭寇，但是一直到德川幕府17世紀的時候，在連發了三次鎖國令以後，“倭患”才算是真的被解決了，那個時候中國已經看不到“倭寇”的蹤跡了。

朱元璋統治期間，倭寇就一直出現在東南地區，並且已經威脅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民生命安全。根據歷史的記載可以發現，當時倭寇入侵東南地區的次數已經高達44次了，大部分都是處在洪武十四年之前的時候，每年有兩三次。所以為了能夠避免倭寇入侵中國，朱元璋不知道想了多少辦法。

洪武元年，朱元璋派兵駐守廣東，在沿海地方都設立衛所，避免倭寇再次入侵。同時還發國書給日本諸國（主要是因為當時日本處於內部分裂的狀態，分成了南北朝），在國書內，明朝政府表示希望可以跟日本諸國建立和平的國鄰關係。不過被日本幕府將軍足利義以“倭寇是九州海賊所為，日本政府表示不知情”為藉口敷衍過去。第二年朱元璋又派了楊栽等七個人一起去往日本，此次交涉不僅沒有結果，而且七個使者被殺了五個，剩下兩個被抓了起來。

過了三年，朱元璋又派趙秩等人再次前往日本。趙秩利用自己三寸不爛之舌終於感化了懷良親王，懷良親王讓和尚祖來帶了大量的馬匹以及日本本地出產的東西，同意與明朝建立和平關係，而且還把被倭寇抓到的七十多個華人給放了。

朱元璋看到這些非常高興，大擺宴席款待日本使者，並且回贈了很多的好東西。由於日本人信佛教，所以還特意找了八個和尚護送祖來回到日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懷良親王並不能代表整個日本，當時日本國王的思想正好跟懷良相反，所以說朱元璋這次又白忙活了。

雖然後來日本國還送了幾次朝貢，但是因為這些是當時的日本官員貪圖大明朝的賞賜搞得，所以朱元璋也沒有怎麼理了。

時間到了洪武十三年，日本再次前來朝貢，使者還同時帶來了一封日本徵夷將軍足利義滿的書信，朱元璋看完以後非常生氣，就拒絕了日本的朝貢。

洪武十四年，日本又來朝貢，朱元璋還是拒絕了，同時讓使者將一封信帶給徵夷將軍，後來徵夷將軍也不甘示弱，同樣回了一封信，朱元璋看完以後勃然大怒，雖然想要出兵攻打日本，但是因為想到元朝攻打日本之時曾損兵折將，所以朱元璋忍了這口氣。

朱元璋的臣子曾經也勸過朱元璋攻打日本，以揚眉吐氣，但是朱元璋思慮再三還是沒有去攻打日本。不過透過這次事件，朱元璋就再也沒有向日本求和過了，而是加強各個沿海地區的軍事部署，以此減少倭寇入侵帶來的損失，後來朱元璋找了個理由，拒絕跟日本所有的來往，而且還把日本列為“不庭之國”，並且將這個“不庭之國”寫進了祖訓當中，但是在祖訓之中還有一句話，就是將日本列為永不攻打的十五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