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和親自西漢至清末有近兩千多年的歷史，但宋明兩朝卻無一例和親。宋朝之所 以無和親，和宋代的和親理念有很大的關係。論述了宋朝時期中原民族正統的民族觀、高度發達 的社會經濟、“守內虛外”的施政方針及理學的萌芽與興盛是影響和親理念的重要因素。

雖然宋朝沒有和親例項發生，但在每一個邊境 危機時期都有大臣積極倡導和親之策或就史上之 和親進行評論，甚至也有大臣就和親問題與遼( 契 丹) 、西夏( 党項) 等少數民族政權進行過外交談 判。反之，也有極力反對和親之觀點。縱觀宋朝兩 代的歷史可以看出，北宋時期的大臣對歷史上的和 親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態度，而對現實的和親 則大都持反對意見; 南宋時期的大臣對和親大 多持否定態度，堅決反對透過和親與金議和。

宋朝雖然處在一個政治分裂的時期，但卻是一個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 首先，農業生產發展飛速。隨著經濟重心的南 移，南方大批的良田被開發，大大增加了宋朝的耕 地面積。除此之外，農業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和新 式農具的使用，大型水利工程的興修，種子、肥料的 廣泛利用，生產經營方式的改進，使得農業生產率 得到大幅度提高，宋朝的糧食產量相當可觀。農業 科技的發展，使得大量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投入 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中。

其次，手工業高度發展。宋代礦冶、造船、造 紙、紡織、鑄錢、製鹽、製糖、製茶、制瓷、印刷等行業 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宋代手工業除了產地 擴大、產量增加以外，技術提高也非常明顯。比如 “糖冰”( 冰糖) 的生產技術、“單筒井”的開鑿、制 瓷工藝的日漸精良等，無不反應了這一時期手工業 技術的創新和成熟。 第三，商業和對外貿易異常繁榮。和中國歷史 上絕大多數王朝採取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不同， 宋朝積極鼓勵、支援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自宋太 祖始就提倡“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雖然太 祖的目的在於安撫大臣，但客觀上促進了北宋經濟 的發展。在原來北方的“集”和南方的“墟”的基礎 上建成大量的草市和鎮市，遍佈全國各地。澶淵之 盟之後，宋與遼、西夏及金的榷場貿易也日益繁榮。 商業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宋朝出現世 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國內商品經濟高度發 展的基礎上，對外貿易也十分繁榮，尤其是海上絲 綢之路也進一步拓展。據記載: “雍熙四年( 987) 五月，( 太宗) 特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 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 龍腦……”並先後在廣州、臨安府( 杭州) 、慶元 府( 明州，今寧波) 、泉州、密州板橋鎮( 今膠州營海 鎮) 、嘉興府( 秀州) 華亭縣( 今松江) 、鎮江府、平江 府( 蘇州) 、溫州、江陰軍( 今江陰) 、澉浦鎮( 今海 鹽) 和嘉興府( 秀州) 上海鎮( 今上海市區) 等地設 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以廣州、泉州和 明州最大。另據記載，當時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佔 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裡、底 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 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裡野、木蘭皮等，總計 58 個國家。宋朝時期構成國家財 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宋朝 時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開始向工商業社會邁進。 正是基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在對外交往 中才有可能頻頻使用金帛來解決所面臨的邊境危 機。澶淵之盟就是一次典型的用金帛換和平的盟 約，根據宋遼雙方的協定: 遼宋為兄弟之國，宋每年 要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慶曆二年( 1042) 遼乘北宋同西夏交戰的機會，向 北宋勒索土地。北宋贈給遼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 匹。慶曆四年( 1044) 宋夏和談中，夏向宋稱臣納 貢，取消皇帝稱號，宋封元昊為夏國主，並承認西夏 現有國土; 宋歲賜夏銀七萬二千兩、錦帛十五萬三 千匹、茶三萬斤等等。宋頻頻用此方式來解決邊患 問題，主要還是因為宋朝強大的經濟實力是最有力 的保障。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 ，王旦言: “國 家納契丹和好以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 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堅決反對和 親的富弼曾說過: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由此可以看出，宋 朝每年送給遼和西夏的歲幣在整個社會經濟收入 中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而換來國內的安定和 平、社會的繁榮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對宋朝而 言卻是非常之必要。

總的說來，宋朝時期中原民族自恃正統的民族 觀、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守內虛外”的施政方針 和理學的萌芽與興盛是影響和親理念的重要因素。 兩宋儘管沒有與周邊的各少數民族政權進行實質 性的和親，但面對邊患，宋朝君臣對歷史上的和親 作過認真的探討和反思，進一步深刻解讀了和親的 政治智慧，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和親理念，對豐富和發展中國傳統的和親思想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宋王朝也持堅決拒絕的態度。關於宋朝“無和親”的原因，我認為是多方面的，我認為是宋朝君臣從宋朝當時的政治背景、經濟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出發所做出的利弊權衡。

關鍵詞：宋朝拒絕和親背景利弊權衡

一、宋朝“無和親”的經濟原因

宋朝雖然在邊防力量上薄弱，對外戰爭屢敗北，軍隊無力阻擋少數民族的南下鐵蹄。但宋代的經濟發展水平卻是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都無以比擬的，其生產力發展水平相當地高，經濟顯著發展並呈現出新的繁榮。

（一）經濟實力為“無和親”提供保障

宋朝時的經濟重心發生了南移，宋當時的墾田總數目達到了7.2 億畝左右，這一數額在中國古代社會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外，宋朝時種子、肥料得到了廣泛普及，農具和生產方式不斷進步，使得宋朝糧食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大幅提高。

宋朝的商業也呈擴大和發展的態勢。北宋時城市與坊市的格局已經被完全打破，營業時間也大大的延長；宋朝商業不再侷限於城市的範圍，在一些偏遠的地方也形成了眾多的的草市和鎮市。隨著商業的高度繁榮，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宋朝在農、手工、商業上都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宋朝“金帛外交”提供了殷實的經濟保障，迎合富弼、賈昌朝等宋臣“以物質厭其欲”主張，大大增加了宋人拒絕遼和西夏和親的底氣，由此金帛演化為一種處理民族關係，平息兩國戰亂的外交手段。

（二）互市成為對外政策的新手段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市場的擴充套件，宋代的互市加強了中原內地與周邊民族政權之間的聯絡，中原王朝的物資豐盈也讓周邊民族政權產生了與中原互市的依賴性和迫切性。以西夏為例，在西夏國內，絹和布的價格不是很高，易於被尋常百姓家接受。但是當兩國交惡，宋朝兩國貿易互市關閉，這些平常的東西價格飛漲。在這種情況下，和親在對外政策中的積極影響就大為削減。宋王朝的君臣們看到了宋朝在互市方面的主導權，因而他們將互市納入了對外政策的體系之內，使互市成為了對外政策的新手段。

二、宋朝“無和親”的政治原因

兩宋時期沒有出現一例與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現象，這與宋朝當時的複雜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一）“守內虛外”政策導致皇室與將門通婚

受唐末藩鎮割據，武將奪權的歷史影響，宋朝採取了“守內虛外”的國家政策。由宋太祖趙匡胤起，此後歷代沿襲，皇族的女子多嫁入將門，用這種政治聯姻以安定將心，防止其擁兵作亂。《宋史・公主》記載：“太祖六女。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第景龍門外”,“太宗七女。揚國太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

1

鹹平五年，進魯國，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

“守內虛外”政策造成了北宋王朝內部的積貧積弱，外防空虛更是屢次將宋朝拖入戰敗泥潭，無力招架外敵挑釁。守內虛外政策造成的不良現象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宋朝不推行和親政策對於政治穩定也是產生了積極作用的，宋朝國內幾乎沒有發生過內亂，統治集團內部也很少有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宋王朝國內的安定和諧局面與公主不與外族和親有著直接的關係。

（二)對德治的推崇

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來治理國家。趙普在《上太宗請班師》中說“以威德御之”；孫覺在致神宗“勝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說:“蓋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見威德，故敢或為侵侮以窺我邊。”不難看出：他們無不奉行以德治來處理與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強調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對待番邦要“示之以德”。只要統治者具備高尚的德行，就能讓番邦真心的臣服於中原王朝；而他們認為夷狄之所以屢屢侵犯邊境，就是因為沒有對他們推行“德治”，沒有施予恩惠。

對德治的推崇與浸淫下，他們認為與蠻夷“和親”是一種失德行為。而歲幣既可滿足蠻夷對於中原財富的物質需要，避免戰爭；而且透過金錢安撫他們，並以此作為對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一種寬容和恩賜，以實現自我滿足的心理，彰顯大國風範，實現其“大德治天下”的目的。所以標榜開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統治者比起“和親”更願意以錢財來平息戰亂，維持與少數民族的關係。

三、宋朝“無和親”的思想原因

理學興起於北宋，成於南宋，它用新的方法來闡述封建倫理綱常和等級秩序，逐步成為兩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主流。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傳統的民族偏見大大加深，漢族的正統觀念由此奠定，和親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因而當少數民族政權提出和親請求時，宋人心理是無法接受的。《宣和遺事》開篇即言:“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人慾也，皆是陰類”。所以，宋朝並沒有出現“和親”現象，即使在面對遼、夏的和親請求時也是堅決拒絕和親。

另外，南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並由此衍生出的禮教與婦女的貞潔觀念，這些倫理綱常與遊牧民族的收繼婚等胡俗相悖，也使宋王朝和親政策變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