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盤

這樁案子發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緒十九年。

魯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於1837年。他填給官府的資料少寫了七歲，說自己生於1844年，目的是推遲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幾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進士，四年後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縣，很快又因“辦事顢頇”被兩江總督沈葆楨彈劾丟了職務。為維繫官場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錢另捐了一個正七品的“內閣中書”，這是個沒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負責撰寫翻譯公文。

從1879年開始，周福清在內閣中書這個沒油水的職位上，幹了十餘年沒有挪窩，直到科舉舞弊案爆發。這期間，周福清的經濟狀況相當窘迫，“雖然還不要用到家裡的錢，但也沒有一個錢寄回來”。同鄉王繼香在日記裡說，眾人知道周福清沒錢，出門是不肯坐車的，所以聚會時都不坐車，以免因分攤車錢給周福清增加壓力。

改善經濟上的窘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籌劃運作科舉舞弊的重要動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壽。作為慶祝，清廷決定在這年開一場恩科，錄取一批讀書人進入體制。按制度，京城裡要開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進行鄉試選拔。周福清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第一，他的母親在1893年初去世，他以丁憂的名義回家奔喪，不受日常文書工作的約束，有大量的時間用來籌劃運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鄉試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場同年。

周福清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沒有選擇在浙江境內操辦此事。他帶了一名叫做陶阿順的僕役，趕去蘇州的胥門碼頭等候殷如璋，那裡是前往杭州的必經之路。尋到殷如璋的坐船後，他也沒有親自出面，而是先命陶阿順帶去了一封信。

據浙江巡撫崧駿1893年10月13日給朝廷的奏摺，信中除一張周福清的名片，一張寫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還有兩張紙。一張紙上寫著賄賂的出價是“憑票洋銀一萬元”，另一張紙上寫著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別是“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意即除了馬、顧、陳、孫、章五人外，還有周福清的兒子周用吉（也就是魯迅的父親）也參加了這次考試，要請殷如璋一併照顧——前五人是賄銀的出資者。按周福清的計劃，此行不但可以捎帶著讓兒子金榜題名，還可以在事成後從五家人那裡得一筆不菲的酬勞，可謂如意算盤。

沒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將送信的陶阿順扣了下來，然後又把寫信的周福清給告發了。

圖：紹興魯迅故居所藏周福清像

二、燙手的賄銀

殷如璋為什麼要告發周福清？

有說法稱，這是因為陶阿順辦事稀裡糊塗，將行賄的帖子送錯了。周福清計劃裡的行賄物件，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錫恩。殷、週二人當時都在船上，陶阿順誤將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裡，“殷知道周錫恩涉嫌賣關節，好處他自己獨吞；周則要撇清自己，必須裝作毫不知情，於是堅持嚴辦”，二人都要彰顯自己的光明正大，周福清就只好倒黴了。

這個說法捕風捉影，與實情相去甚遠。據官方留存檔案，周福清的信內有一張“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見他的行賄物件是殷如璋沒有錯——周錫恩並不是周福清的科舉同年。

之所以找對了行賄物件，卻仍被行賄物件舉報，是因為行賄被人給撞見了，而撞見者，又恰是副主考周錫恩。1894年底，周錫恩給自己的老師趙次珊寫過一封私信，裡面提到，自己不但是陶阿順送信行賄的撞見者，也是揭發周福清的主張者：

“往浙路過蘇州，不幸遇內閣中書周福清，函通正主考殷秋樵京卿買求關節，被恩在船遇見。其時，主議揭發者，實錫恩所為也。”

另據周作人《知堂回憶錄》裡講，周福清派陶阿順（周作人誤記為徐福）去送信，“那時恰巧副主考周錫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這件事便戳穿了”。周作人的說法或來自家中長輩，與周錫恩的私信，恰可互為佐證。

也就是說，周福清行賄被揭發，純屬操作上出現了失誤，是一個偶發事件。對主考官殷如璋來說，為了一萬元賄銀去搞定副主考周錫恩，是一件非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風險的事情。所以他寧願不要這燙手的銀子，而是跟周錫恩一起，將周福清給舉報了。

三、又不是隻有我這麼幹

陶阿順被扣押後，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觀察形勢；該案由江蘇移交給浙江審理後，周福清又主動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門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並不認為自己犯了多嚴重的罪行。他甚至說出了“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隻有我這回這樣幹，之前的歷屆考試都有人行賄舞弊）這種話。但讓他沒有料到的是，蘇州碼頭上的“登船行賄未遂事件”，已被蘇浙官場中人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迅速傳開，也進入到了朝中御史們的耳朵。御史林紹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這句話寫進了自己的奏摺；更早一些時候，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摺裡對皇帝說，蘇州“登船行賄未遂事件”已在蘇浙兩省到處傳播，正派的讀書人個個驚歎憤慨，連京城裡的士大夫也在傳這個事。

周福清有這種認知並不奇怪。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為科舉舞弊制定的刑罰雖然嚴厲，但絕大多數的科舉舞弊者並不會得到懲罰。因為他們大概率不會被揭發。今人所能知曉的中晚清時代的科舉舞弊案，或是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而成案，或是因為某些極偶然的因素而暴露——周福清“登船行賄未遂”，就是偶然因素所致。

另一個常被拿來舉例的嘉慶年間“樊順承科舉舞弊案”，案發也極為偶然。嶽麓書院的學生彭珴，被考場的工作人員樊順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給了另一名考生傅晉賢（讓後者重抄一遍）。沒想到傅竟中了頭名解元，考卷被公開張貼出來，於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說動私了，若非嶽麓書院院長不肯鬆口，案子仍會消弭於無。樊順承在臨刑前，也說了與周福清相似的話：

“彭某之事，何足異哉？前有新化戴某先生，歷試八科均中式，均為我所抽換，他人卷得之，彭某僅一試，何足異哉？”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根本不算什麼。之前新化縣有一個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換成了別人。蕭穆《敬孚類稿》裡說，監斬官聽到他說這些話，“慮生旁案”，立即讓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摺裡的玄機

御史上奏後，光緒皇帝下了諭旨，要浙江巡撫崧駿“嚴切根究”，從嚴從重好好查一查這個事，看看背後到底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內幕。

對崧駿來說，周福清是生是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事不能牽扯太廣，誰的屁股都不乾淨，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會燒到身邊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並不是虛言。所以，處理好此事的關鍵，是將案情止於周福清，不能讓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點，就是周福清與殷如璋之間是否早已存在勾結。

為了將主考官殷如璋從案中完全摘出來，崧駿在10月份和12月份給朝廷的兩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錫恩在案件中的角色，隻字不提是周撞見了陶阿順前來送賄信，也隻字不提是周主張告發周福清。只給皇帝留下了一個“殷如璋拿到賄信後就正氣凜然告發了周福清”的光輝形象。周錫恩後來在私人信函裡說，崧駿這樣處理之前，曾徵求過自己的意見。自己不想得罪人，於是就答應了：

“浙撫入奏時，有正考官而無副考官，實因福清私函賄正而非賄副，故直以為正考官舉發；若雲副考官舉發，則正考官反成被告矣。此崧鎮青中丞所言，且亦系錫恩意也。”

大意是：如果在奏摺裡寫上是我撞見，然後主張揭發，那就等於將身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種“與周福清早有勾結”的嫌疑處境。崧駿和我商量這個事，我同意他這樣處理。

除了讓殷如璋成功上岸，崧駿還得致力於如何不擴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給朝廷的回奏裡，崧駿已然發現陶阿順本是紹興府陳順泉家的傭工，是被周福清臨時借用，然後一同來到蘇州的。這並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沒有循著這條線索繼續查下去，而是告訴皇帝，行賄信裡的“馬（官卷）”已經查出來了，因為這屆考生裡只有一個叫馬家壇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兒子周用吉也查出來了。其他顧、陳、孫、章，只有姓氏沒有名字，實在沒法查。得等將周福清捉拿歸案，才可能有結論。

稍後，周福清主動投案自首。崧駿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給朝廷回奏案情。這一次，他完全刪去了“陶阿順本是紹興府陳順泉家的傭工，是被周福清臨時借用”這個情節，只說陶阿順是周福清的僕人。回奏裡還說，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賄，完全是臨時起意。他從紹興北上，本來是要去京城裡探親。走到上海聽說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鄉試的主考官，就“一時糊塗”想要為自己的兒子買通關節，又想到親友當中有馬、顧、陳、孫、章五家有錢人，也都有子弟參加考試，並不和他們商量，就把他們一併寫上了。反正“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之資”，這些人家都很有錢，不愁事後收不到行賄的銀兩，也不愁事後他們不給自己酬勞。

這種說法，實在是鬼都難信。不經人同意，就替人去行賄，行賄的數額又不能算小（每戶二千洋銀），本就不合情理。人家並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賄之事，得中後認定是自己學問過硬，將跑來“報銷賄銀”的周福清打出門去，也是有概率發生的事。崧駿之所以審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只有這樣處理，才能避開一場大案，才能免去拔出蘿蔔帶出泥。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讓副主考周錫恩沒想到的是，自己主張告發周福清，結果卻成了“周福清科舉舞弊案”中最無辜的受害者。崧駿為保殷如璋，將周錫恩的名字從奏摺裡略去，產生了兩個後果：

（1）許多人猜疑周錫恩和周福清是同宗（注：周錫恩其實是湖北人），說周福清本來是向他行賄，只是送錯了信。為了保護周錫恩，崧駿才在奏摺裡對他一字不提。

（2）為了不做惡人，殷如璋在江浙官場到處對人說主張告發周福清的是周錫恩；為了擺脫嫌疑，殷如璋回到京城又到處對人說主張告發周福清的是他自己。

這些後果，直接導致周錫恩被言官們風聞彈劾，要求調查他究竟有沒有問題。雖然調查沒有結果，但在晚清士人的筆記當中，周錫恩已成了一個臭名昭著的賣功名之人。這讓他非常鬱悶。

至於主犯周福清，崧駿在奏摺裡主張對他從輕發落，理由是他行賄是臨時起意，賄銀也沒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裡，事後又主動投案自首。刑部不願做惡人，表示同意崧駿的主張，“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緒皇帝很憤怒，不肯如此輕拿輕放，御批“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沒人為周福清辯駁，大案發生的可能性已經消弭，他的生死是無關緊要的。

頂著“秋後處決”的聖旨，周福清在獄中戰戰兢兢地熬日子。萬幸的是，1895年，光緒皇帝的憤怒已經消失，沒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後，作為對八國聯軍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決定釋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發現長子周用吉已經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孫子魯迅後來在自傳裡說，祖父的這場“科舉舞弊案”，讓原本有四五十畝水田的家裡“幾乎什麼都沒有了”，也讓自己成了一個寄居在親戚家裡的“乞食者”。

參考資料

①房兆楹，《關於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④陳春生，《周福清科場舞弊案的另一方——從新發現的一則資料說開去》，湖北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

⑤黃惲，《李超瓊所記周福清賄案》。

很大程度上說，周樹人之所以會變成魯迅，與周家的敗落有著直接的關係，而後者又與其祖父周福清的科場賄賂案有著直接的關聯。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年進士，後又被撥入翰林院。三年後，經散館考試，外發為江西金溪縣令。

可惜的是，沒過多久，周福清即被上司以“辦事顢頇”為由彈劾去職。

在同鄉京官李慈銘的指點下，周福清隨後賣田捐官，而後在京候補，最終捐了一個從七品的內閣中書（相當於部委祕書）。

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三月，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夫人去世，周福清根據規定回籍丁憂（三年），但也就在這年，發生了震驚一時的“科場賄賂案”。

在《知堂回想錄》中，周作人對這一案件做了如下記述：

“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

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於經手當另有酬報。

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待主考的到來，見過一面，隨即差遣‘二爺’(這是叫跟班的尊稱)徐福將信送去。

那時，恰巧副主考周錫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這件事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查辦。”

周作人的記述大體不差，事發後，周福清被判斬監侯，民國年後修撰的《清史稿》也特地在《德宗本紀》中記了一筆：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員周福清於考官途次函通關節，擬杖流，改斬監候。

幸運的是，周福清之後一直候斬，到1901年時，刑部尚書薛允升附片奏請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獄人犯悉予寬免的例，將周福清也一併釋放了。

換言之，周福清只是在杭州監獄坐了8年的牢，這無疑是十分幸運了。三年後，也就是1904年7月，周福清在家中病歿，年67歲。

在周福清入獄後，原本殷實的周家也就不可避免的敗落了。而魯迅的青少年，也就是在這種頹敗的家庭背景中長大的，這或許對其人生有著巨大的影響罷？

對於魯迅先生的祖父周介孚的科場舞弊案，在民國時期，魯迅先生的日記中描述得清清楚楚，究竟是怎樣的？各位看官不妨讓我慢慢道來，是這樣的:

魯迅在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寫的自敘傳略中有一段文字：原來魯迅的祖上本是殷實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呢？

魯迅本來家裡是家境殷實的官宦門第，也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書香門第，他的祖父叫周福清，做過地方上的知縣，又到北京城做過內閣中書。有一年，周福清的母親去世了，按照體例，周福清需要暫時停止職位，回到家鄉去給母親守靈三年，這個期間，不能婚喪嫁娶，這個制度就叫做丁憂。周福清自然只好丁憂，便回到了老家紹興，每天給老母親看墳。1893年，周福清偶然知道了一個訊息，原來，馬上浙江要舉行鄉試了。而很湊巧的是，這次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是自己的故交同年殷如璋。過去鄉試很重要，因為通過鄉試就可以做舉人，而舉人是可以做官的，錄取率非常低。周福清聽說同年好友是本次浙江鄉試的主考官，就動起了歪腦筋。周福清有一個兒子，叫做周用吉，也就是魯迅他爹。周用吉當時已經考取了秀才的功名，打算再接再厲，再取舉人的功名。周福清覺得，兒子很有天賦，但是鄉試競爭的很激烈，並沒有十足的把握，不如找同年好友殷大人疏通一下關節。花一點錢，為兒子和家族之中的幾個親友子弟疏通疏通，可以保證順利通過鄉試。於是，周福清寫好了一封書信，叫家裡面的一個傭人叫陶阿順去找殷大人。陶阿順拜見殷大人的時候，殷大人正和副主考官聊天，陶阿順可能是前天晚上酒喝多了，大腦不太清醒，就大聲喊道，殷老爺，銀票都給你了，你怎麼不搭理我呀。殷大人一聽，汗“刷刷刷”的就流了下來，要知道，旁邊可是還有別人啊。於是，殷大人就當著副主考官的面說，這個事情我完全不知情，不要聽這個壞東西瞎說。為了證明自己事先根本就不知情，殷大人把信件開啟給副主考官看，只見裡面寫了周福清打算賄賂主考官的事情。於是，一場科舉舞弊案就暴露了。光緒帝知道這個舞弊案後，雷霆大怒，批示要予以重叛，於是周福清被判處死緩。周用吉被革去了秀才的功名，從此鬱鬱寡歡，很快就去世了。魯迅的家道由此衰落，飽受了人間冷熱，世態炎涼。

熟知魯迅先生的朋友都知道，魯迅小時候家裡有過一場變故，這導致魯迅家道中落，使其過早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也讓他早早地瞭解到了人情勢利，世間冷暖。追究起來，這場變故的起因就是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在光緒十九年在浙江鄉試中的賄賂舞弊行為。

（魯迅祖父周福清）

光緒十九年（公曆1893年），周福清在家為母丁憂，當得知本年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是自己的故交同年殷如璋時，周福清打起了算盤，要為自己的親生兒子周用吉（即魯迅父）和幾個親友子弟疏通關節，這樣既能保證仕途，還可以收取親友的好處費。打定主意後，周福清寫好書信，命僕人陶阿順前往拜見。隨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僕人遞交信函時，殷主考官正與副主考談話，遂將信函放置一旁，並未理會；陶阿順未得回覆，忙於催促，高喊既然已經收了銀票，為何不給回覆。殷當眾開啟信函後，自證清白，事情遂完全暴露。

（魯迅父親周用吉）

周福清得知事情暴露後，不久即返回紹興家中，後來又因擔驚受怕而主動投案自首。凡涉及到本次舞弊案的相關人員，皆被收押。科舉取士涉及到國家用人大權，清朝一貫從嚴究辦。不久刑部即擬定判罰，鑑於周福清賄賂未遂，“較之已成未中者，情節稍有區別，應於斬罪上量予末減，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判處。而光緒並不滿意於這一判決，統治者從對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方面考慮，認為“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輒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遽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侯，秋後處決，以嚴法紀而儆效尤”。聖諭以下：死刑，緩期執行！

（魯迅）

1893年的報紙媒體已經比較發達，《申報》對於此案皆由詳細報道，並對周福清表示過一定同情，1894年秋審周福清因慈禧六十大壽，施行大赦而被列入緩決類，繼續收押，最後於1895年改判為長期關押，終於保得性命無虞。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予以寬免，周福清獲准釋放。而魯迅的父親在被革去秀才身份後，憂鬱悲憤之下，已於1896年過世。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此後的敘述則是魯迅辛酸的成長史了。

魯迅的祖父叫周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號梅仙。1838年出生在一個大家族裡。1871年他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他個性很強，說話做事比較刻薄，做事也不太注意場合，很快就被上級領導 兩江總督沈葆楨以“辦事 顢頇”名義參了一本。宦海沉浮，直到1888年才被提拔為內閣中書。1893年周福清母親去世，俗稱“ 丁憂”，按制須回鄉守孝三年。

母親的去世使家族的頹象已然顯露，他憂心掛懷兒孫的命運。三年後能否復職無從確定，雖有祖產可恃，但也不能坐吃山空。好在兒子年輕，考上了秀才，他很希望兒子考上舉人，但兒子考了幾次鄉試都名落孫山。又到了鄉試之期，趕巧了今年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殷如璋又是他的同年，所謂同年，就是同一年考中的考生，於是他想去疏通一下。

1893年9月7日，周福清讓家丁陶阿順投書求見殷如璋，不料，殷如璋連人帶信一併扣留，然後押交蘇州府處理。歷史上殷如璋的官聲並不好，他並不是什麼廉潔高尚之人，有很多浙江學子指責他昏庸貪汙。殷如璋這次為何“以公滅私”一直是個謎團。有一種說法是陶阿順投書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周錫恩聊天，他讓下人收下信件就打發陶阿順快走。阿順不知輕重，嚷著大人既收了錢為何不給收條，於是事情敗露。

這種說法比較流行，但是卻也疑點重重。行賄受賄之事，向來祕而不宣，從來無打收條之先例，按理說陶阿順應該知道，不會亂喊，況信中只有周福清的親筆信箋，並無銀票。總之，周福清倒黴，因為這件案子，官丟了，還被治罪入獄。

義和團之亂，清王朝滿目瘡痍，很多監獄中的犯人都已乘亂逃跑。民亂平定後，清政府規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新任刑部尚書薛允升因此奏請赦免周福清，此時周福清已關了八年，光緒帝就批准了。1901年3月19日周福清被赦免，並允許回鄉。周福清回到家，長子早已不在人世，孫子也長大成人，長孫魯迅遠在日本讀書，真覺恍如隔世。

1904年7月13日，周福清整個家族已經敗落，他抱著對社會和家族的失望而離世，帶走的隨葬品只有幾個圖章和一些信件。他去世的這一年正是社會變革的前夜，這一年日俄戰爭爆發，次年，清政府宣佈廢止科舉考試，在日本求學的長孫魯迅通過日俄戰爭也認識到了：中中國人需要醫治的是靈魂而不是身體，於是棄醫學文，成為一代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