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戰國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程序，儒學一直在孔子、孟子的基本儒學架構下呈現螺旋式的上升，自然是與時俱進並非一成不變。

對於儒學的歷史發展，我認為有四個里程碑的歷史事件，也是儒學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中的節點所在。

1.諸子百家，百家爭鳴。

誕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僅是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單單論影響力尚不如墨家、道家等，作為一種單獨的門派存在並且得以延續可見其存在具備合理性。

2.罷黜儒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時期，儒士董仲舒為國家思想大一統提出儒學社會化，漢武帝採納後儒學成為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成為封建王朝的獨家“國學”。

3.程朱理學，自成一派。

宋代可以說是儒學質的變革，理學家在儒學本質上進行了更新換代，以先秦時期的儒學為根本，匯聚佛學(禪宗思想為主)、道家、玄學等多家學派雜糅，這是儒學向系統化、理論化、統一化演進的重要過程。

4.尊孔復古(袁世凱時期)，新文化運動。

雖然袁世凱是利用儒學來為自身政治正當性作鋪墊，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對先秦儒學的一種繼承，自民國後社會風氣嬗變，也算是對傳統價值觀的一種保護。然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新儒學就成為了眾矢之的，隨著西方思潮湧入而出現了生存危機。

總的來講，隨著歷史的變遷，儒學也在不斷適應環境，也需要合適的轉化並輸出，歷史程序為新儒學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這世界上很難說有什麼一成不變的東西，學術教派這種東西就更加不可能一成不變了。

眾所周知，儒學即儒家學說，自漢朝漢武帝時期起，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從孔子算起，綿延至今已有兩千五百餘年的歷史。

儒學之起源，史無定論。或為術士說，或為殷遺民說，或為保師說，不一而足，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則記載：“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儒學起源於何時眾說紛紜，但是孔子原初儒學之創始人是沒有爭議的。自東周以來，各大諸侯相互征伐，只為爭奪霸主之位，而虛弱不堪的周王室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打生打死。

亂世太亂了，也太久了，一些知識分子尋求解決亂世的方法，終結紛紛提出自己的學說，也就是諸子百家，百家爭鳴，思想繁盛，而儒學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孔子、孟子、荀子對於原初儒學之發展各有建樹，世稱三聖人，當然，荀子的思想與孔子有許多不同，一度被稱作新儒學。後來竟然被人批判，如唐朝韓愈就把荀子批出了儒家聖人的行列。

新儒學並不是固定的稱呼，只是相對於之前的儒學而言，每當與之前儒學大不相同的儒學出現，往往就會被冠以新儒學之稱，可見新儒學是隨著時代的不斷髮展而變化的。

在歷經東周五百年的亂世以後，奉行法家思想的秦國統一了六國，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過去的那些思想也要被捋一捋。

眾所周知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他坑的大部分都是方士，雖然也有幾個被誤抓的儒生，但這並不是針對儒生的行為。至於焚書，這的確是秦朝思想控制的法子，因為按照法家理論，百姓會種地會服徭役就行，不需要有知識，所以除了醫書、秦國的史書這些，其他書籍民間不準留藏，一律燒。x

但秦始皇沒將這些書燒光，而是留了一些副本在咸陽，估計當時咸陽城的藏書是世界上最豐富的。後來打東邊來了個楚霸王，楚霸王一把火將咸陽城燒了個乾淨，無數的珍貴典籍，就此化作飛灰，儒學也因此有了今文學和古文學之分。

到了漢朝，漢初崇尚無為，道家很受寵，然而隨著時代發展，道家思想已經越來越不符合治國需求，雄才偉略的漢武帝開始尋找新的統治思想。

心眼活泛的董仲舒看出了皇帝的需要，他從揉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入手，吸取諸子百家多家學說，編造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抑制土地兼併等等理論主張，精心炮製了一種專門為政治統一作理論解釋的學說，是為董學。

董學適應加強中央集權制的需要，適應加強君權的需要，也適應維護大一統綱常的需要，因此這個披著儒學外皮實則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很快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

漢武帝將董學確立為正統思想，同時開始打壓其他學派，包括原初儒學，這一舉動被後人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漢武帝以及之後的漢宣帝的治國方針是王道和霸道交雜，並不是純用儒術。到了漢元帝時期，董學成為真正的正統思想，其他學派都無法與之相比。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西晉統一沒幾年國家又分崩離析，長時間的動亂以及皇位政權的頻繁交替讓董學所謂的君權神授成為空言，董學不再為人所信奉，原初儒學更是幾近斷絕。

上面說了因為項羽一把火，儒學分成今文和古文兩派，兩派爭論不休，東漢末年的鄭玄兼通今古文經，遍注群經，被大家公認，儒學進入短暫的小一統時期。鄭玄的學說被世人稱之為鄭玄通學。

然而，短暫的繁盛過後，魏晉南北朝是數百年亂世緩緩拉開，儒學不為人所信，人們開始尋找新的寄託，身居高層計程車大夫們首先找到了玄學。玄學又稱新道家，道家學說的研究和解說，產生於魏晉，併成為魏晉時期的思想主流，取代了儒學的主流地位。

玄學之後，更具系統性的宗教學說佛教和道教開始盛行，儒學也轉化成所謂儒教，三教並行，儒學獨尊地位不再。

自唐朝開始，一些士人開始謀求復興儒學，如韓愈等人，但儒學真正復興是到宋朝，也就是現在名聲不太好的理學。

理學是公認的新儒學。其出現於北宋，學術主要以闡發儒家經典義理為特徵，並探究宇宙本源——理。理學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為代表人物。

理學在宋朝開始興起，全盛於明朝，其“存天理滅人慾”的糟粕思想不知殘害了多少女性，這是理學為人詬病的主要原因，但因其符合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需求，所以成為社會主流思想。

南宋的陸九淵將儒家思孟學派之學說與佛教禪宗思想相結合，承襲程顥天即理之觀點，提出了心即理之命題，乃儒家心學之開山。

明朝的王陽明深受南宋陸九淵心學之影響，集儒家心性學說之大成。

隨著近代以來中國大門被轟開，西方文明不斷輸入中國，在中西文明碰撞下，新的儒學產生了。關於近現代新儒學，狹義的指馬一浮、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而廣義的則可包涵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新儒學歷經諸多階段，洋務運動時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戊戌變法前後的託古改制；辛亥革命前後的籍古創制；五四運動後即狹義的新儒學，是梁溯溟等人進行的儒學研究。

而從清末開始，尤其是民初，學術界對於儒學的批判聲音都很重，到了建國後有所改觀，但是直到文革，新儒學研究幾無成就。

文革結束新儒學得以恢復並獲得飛快速傳播，一些新儒學的鼓吹者，甚至將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上的騰飛歸結於新儒學的復興的緣故，因而受到不少國家政要的支援，這些人趁此機會大肆兜售其新儒學思想和觀點，出現了一度的繁榮。

儒學簡述，看起來很繁瑣，然而這只是儒學發展的冰山一角，想要一窺全貌，怕是哲學家都難以做到。

儒學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髮展壯大的學說，各個歷史時期的鴻儒都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有所側重的提出其中的某一部分。

孔子並不是儒家鼻祖，在孔子以前，儒學就是一直存在的。這個問題根據孔子之前文獻中的一些內容，可以得到肯定。比如《禮記》中，就有“以道得人為儒”之說。

孔子做為後世儒家的領袖，在那個“禮崩樂壞”的年代，不但全面堅守繼承儒學，奉行“仁義禮智信”獨善其身，成為儒學的集大成者。而且“知不可為而為之”，周遊列國歷盡磨難，推行仁政。以身作則廣收弟子，傳播儒學之道。還針對當時的混亂，一再強調“為政以德”和“克己復禮”。使儒學在戰亂中不僅沒有泯滅，而且能夠彰顯於後世，孔子之功德甚偉。

針對魏晉時興起的“清談”之風，王羲之指出“虛言廢務，浮文妨要。”顏之推則提出“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不徒高談虛論。”這都是大儒針砭時疾之側重。

而隋唐以後，科舉取士，專考詩賦，到南宋已經“流弊至極”，朱熹遂提出廢除詩賦，設德行、禮、經、策、論、兵等諸科。在此不一一細說。

直到清末，由於清朝早期的閉關鎖國，導致列強環峙，積弱積貧。曾國藩等漢臣儒士遂推行“洋務運動”，派遣留學生，之後張之洞明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些也是儒者根據時世所做的變革。

至於現在的所謂新儒學，我還真是不太瞭解。不過我覺得，儒學要復興，必須正本清源，還原儒學本來面目，摒棄斷章取義捨本逐末之說。孔孟之學固不可棄，但是由於時代久遠，語言變遷，學習起來未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現代人要學儒學，最好的讀本莫過於《曾國藩家書》，雖然曾國藩被稱為半個聖人，但是讀了他寫給家人的書信，看到身為朝廷一品大員的這半個聖人，在京城租房居住，用不多的俸祿接濟親朋，孝敬父祖，寒酸嫁女。教導子弟勤身節用，不輟耕讀，為子行孝，為臣盡忠，使人不得不肅然起敬。難得可貴的是，縱然公務繁忙，兩軍陣前，不輟家書，相比今人，怎不讓人讚歎？

因為是家書，更顯其至誠，因為是家書，所以很瑣碎。但是，儒學的功德就在這平常的一言一行之中，恰好體現了曾參的“吾日三省吾身”，也是“知行合一”的近代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