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開國功臣中，劉伯溫是名氣最大的一個。在民間野史中，劉伯溫與諸葛亮相媲美，民間諺語：“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節軍事諸葛亮，後世軍事劉伯溫。”
諸葛亮是劉備手下第一謀臣，劉伯溫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謀臣，料事如神，文韜武略；諸葛亮幫助劉備三分天下，劉伯溫幫朱元璋打了江山，還幫朱棣建了北京城，還是十三陵、山海關、天津的修建者。傳說中，二人都通陰陽，懂得運用超自然力量。 傳說中的劉伯溫一生與朱元璋有關，實際上二人相遇時，劉伯溫已年近百半。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但與諸葛亮五伐中原，為蜀漢鞠躬盡瘁不同，劉伯溫心向大明卻無用武之地。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父親劉爚，字如晦，曾官遂昌縣學教諭。像許多士人一樣，劉基知道科舉是他通往成功的惟一途徑，因此，他認真學習儒家經典，尤其精通《春秋》。十四歲時，劉基成為處州路學的一名學生，邁出了漫長科舉路的第一步。他的聰明很快在學習中得到展現。據說，人們很少見他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
據《明史》記載，劉伯溫“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釁龠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
一個人兒時的命運往往能決定其日後的人生軌跡，劉伯溫即如此。
雖然和諸葛亮一樣，劉伯溫搖著鵝毛扇的謀士形象壓倒了儒者形象，但儒家傳統的教育才是劉伯溫的人生底色，他和普通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
自然，劉伯溫也走上了科舉之路。
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如果不是在元朝，劉伯溫會有著一個明朗的前途。作為一個馬背上得天下的政權，元朝在建立幾十年後依然迷信武力，不尚文治，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再加上此時已經是元朝末年，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具備亂世所擁有的一切弊端。因此，劉伯溫在江西做了5年官，雖“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但“豪右數欲陷之”，只能辭官而去。
辭官後，劉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朝廷徵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舉，兼任行省考試官。因其論御史失職之罪，被臺臣所阻，他兩次上奏彈劾，後棄官還鄉。
據《明史》記載，至正十六年（1357年）時，方國珍起兵海上，搶劫郡縣，相關部門無法控制，行省復任劉伯溫為元帥府都事。劉伯溫建議修築慶元諸城威逼方國珍，方國珍為之氣沮。等到左丞帖裡帖木兒招降方國珍時，劉伯溫說方氏兄弟首先作亂，不殺他們無以懲後。
方國珍心裡害怕，重賄劉伯溫，劉伯溫拒不接受。方國珍便派人從海路行船至京，賄賂掌權者。於是朝廷下詔招撫方國珍，授予他官職，而責怪劉伯溫濫用權力，擅作主張，並讓劉基離京去管理紹興，方氏於是更加驕橫。
不久，山寇蜂擁而起，行省又召劉伯溫前去剿捕，與行院判石抹宜孫一起駐守處州。經略使李國鳳將其功勞上奏，主持政事者因方氏之故壓制劉伯溫，授他為總管府判，卻不讓他掌握兵權。劉伯溫於是棄官歸隱青田，在他47至50歲時著《郁離子》一書以明志。當時躲避方氏的人都紛紛投靠劉伯溫，劉伯溫稍做部署，賊寇便不敢來犯。
從以上資訊可以發現，這是一條很普通的儒者從為官到歸隱之路，即不神秘，也荒誕離奇。
轉折在元至正十九年。是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便以錢財徵召劉伯溫以及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 知識分子一向是淡泊以明志，自然是不願出山。總制孫炎兩次寫信堅決邀請，4人才一起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
《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劉伯溫陳時務十八策。
朱元璋大喜，馬上命人建造禮賢館讓他們居住，寵信備至。 接下來就是劉伯溫的謀士歲月，也是被神化的歲月。他在明朝建立中到底應占有多少功績，世人一直爭論不休。朱元璋稱帝后，有一次在給劉基的詔書中說：“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州，爾多力焉。”這些功績，看來是朱元璋也認定的。
在明朝建立後，劉伯溫又重新進入了儒家知識分子的角色，揹負起“以天下為己任”的重任。 陳進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劉伯溫說：“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這裡所說的道，主要是指治國理政應當遵循的理念和原則，也包括社會正常執行必須服從的真理和規律。在皇權高於一切的封建專制下，劉伯溫在看待君臣關係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氣。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鳳陽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選任宰相等重大問題上，劉伯溫都敢於在朱元璋面前直言，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張。當時，明初定都何處，有爭議。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蘇南京）之外，在臨濠（今安徽鳳陽）建中都，實際上是想把首都遷至老家去，衣錦還鄉。
劉伯溫犯顏直諫說“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輕也”。其理由有三：一是營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需要休養生息。二是金陵與臨濠相距並不遙遠，營造中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三是元代著名統帥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對新生的明政權威脅甚大，需集中力量認真對付。
朱元璋對此建議置之不理，於洪武二年（1369年）命令開工在臨濠營建城池宮闕，前後六年，耗費極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戰爭中又吃了敗仗，死傷無數。在這種形勢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劉伯溫去世之時，朱元璋最終不得不親自撰寫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罷建中都。
文章稱，劉伯溫的逆耳忠言終被驗證，也彰顯了這位開國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文章稱，劉伯溫的逆耳忠言終被驗證，也彰顯了這位開國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劉伯溫是魏徵一樣的諫臣，可惜朱元璋不是唐太宗。朱元璋並不需要這種擁有高尚人格的臣子，他更信任同為淮西人的嫡系，如李善長與胡惟庸。
在與李善長有過幾次公開的爭論後，劉伯溫以喪妻之名請求告辭還鄉。這本來是可以求得善終之事，然而劉伯溫雖然被朱元璋比作自己的張良，比起明哲保身的張良，還是相差甚遠。 張良隨著劉邦皇位的漸次穩固，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時進時止的處事原則。
據《資治通鑑》記載：自從劉邦定都長安後，張良開始不吃五穀，足不出戶，並執意求去：“追隨赤松子並探求長生不老藥。” 嘉靖時的知識分子廖道南批評劉伯溫不能及時功成身退，大抵是與張良比較。 在辭官3個月後，朱元璋召劉伯溫回京，劉伯溫欣然從之。然而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僅被封為誠意伯。
劉伯溫此時已知道自己處境堪憂，在洪武四年朱元璋賜其還家之後，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
《明史》中詳細的描述了他的微小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
然而心繫天下的劉伯溫託其子建議在青田設立談洋巡檢司（談洋是浙、閩地界的小地方，走私鹽販往往聚集在此，多出亂民），遭到以左丞相的身份主管中書省胡惟庸的誣陷。胡惟庸對朱元璋說：“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劉基想佔來作自己的墓地，百姓不同意，他便請求設立巡檢司來驅趕百姓。”
朱元璋雖然沒有加罪於劉伯溫，但頗為這些言論所打動，因而剝奪了劉伯溫的俸祿。劉伯溫心中害怕，入朝謝罪，不敢返鄉。 洪武八年，此時的劉伯溫已不良於行，但仍和京官參加元旦的早朝，隨後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歲早朝》。正月下旬，劉伯溫偶感風寒，朱元璋讓胡惟庸派醫生來給他治病。《國朝獻徵錄》記載：“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三月下旬，劉伯溫病情惡化，朱元璋親自撰文賜給他，由劉璉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員的護送下，自京師動身返鄉。到家後，劉病情加重，據《明史》記載，劉伯溫死前仍在教授次子劉璟為官之道，“夫為政，寬猛如迴圈。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
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故里，享年六十四歲。他生前恐怕不會想到後人會將他的一生異化為傳奇，而遮掩了一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真正形象。
在明朝的開國功臣中，劉伯溫是名氣最大的一個。在民間野史中，劉伯溫與諸葛亮相媲美，民間諺語：“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節軍事諸葛亮，後世軍事劉伯溫。”
諸葛亮是劉備手下第一謀臣，劉伯溫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謀臣，料事如神，文韜武略；諸葛亮幫助劉備三分天下，劉伯溫幫朱元璋打了江山，還幫朱棣建了北京城，還是十三陵、山海關、天津的修建者。傳說中，二人都通陰陽，懂得運用超自然力量。 傳說中的劉伯溫一生與朱元璋有關，實際上二人相遇時，劉伯溫已年近百半。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但與諸葛亮五伐中原，為蜀漢鞠躬盡瘁不同，劉伯溫心向大明卻無用武之地。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父親劉爚，字如晦，曾官遂昌縣學教諭。像許多士人一樣，劉基知道科舉是他通往成功的惟一途徑，因此，他認真學習儒家經典，尤其精通《春秋》。十四歲時，劉基成為處州路學的一名學生，邁出了漫長科舉路的第一步。他的聰明很快在學習中得到展現。據說，人們很少見他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
據《明史》記載，劉伯溫“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釁龠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
一個人兒時的命運往往能決定其日後的人生軌跡，劉伯溫即如此。
雖然和諸葛亮一樣，劉伯溫搖著鵝毛扇的謀士形象壓倒了儒者形象，但儒家傳統的教育才是劉伯溫的人生底色，他和普通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
自然，劉伯溫也走上了科舉之路。
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如果不是在元朝，劉伯溫會有著一個明朗的前途。作為一個馬背上得天下的政權，元朝在建立幾十年後依然迷信武力，不尚文治，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再加上此時已經是元朝末年，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具備亂世所擁有的一切弊端。因此，劉伯溫在江西做了5年官，雖“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但“豪右數欲陷之”，只能辭官而去。
辭官後，劉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朝廷徵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舉，兼任行省考試官。因其論御史失職之罪，被臺臣所阻，他兩次上奏彈劾，後棄官還鄉。
據《明史》記載，至正十六年（1357年）時，方國珍起兵海上，搶劫郡縣，相關部門無法控制，行省復任劉伯溫為元帥府都事。劉伯溫建議修築慶元諸城威逼方國珍，方國珍為之氣沮。等到左丞帖裡帖木兒招降方國珍時，劉伯溫說方氏兄弟首先作亂，不殺他們無以懲後。
方國珍心裡害怕，重賄劉伯溫，劉伯溫拒不接受。方國珍便派人從海路行船至京，賄賂掌權者。於是朝廷下詔招撫方國珍，授予他官職，而責怪劉伯溫濫用權力，擅作主張，並讓劉基離京去管理紹興，方氏於是更加驕橫。
不久，山寇蜂擁而起，行省又召劉伯溫前去剿捕，與行院判石抹宜孫一起駐守處州。經略使李國鳳將其功勞上奏，主持政事者因方氏之故壓制劉伯溫，授他為總管府判，卻不讓他掌握兵權。劉伯溫於是棄官歸隱青田，在他47至50歲時著《郁離子》一書以明志。當時躲避方氏的人都紛紛投靠劉伯溫，劉伯溫稍做部署，賊寇便不敢來犯。
從以上資訊可以發現，這是一條很普通的儒者從為官到歸隱之路，即不神秘，也荒誕離奇。
轉折在元至正十九年。是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便以錢財徵召劉伯溫以及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 知識分子一向是淡泊以明志，自然是不願出山。總制孫炎兩次寫信堅決邀請，4人才一起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
《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劉伯溫陳時務十八策。
朱元璋大喜，馬上命人建造禮賢館讓他們居住，寵信備至。 接下來就是劉伯溫的謀士歲月，也是被神化的歲月。他在明朝建立中到底應占有多少功績，世人一直爭論不休。朱元璋稱帝后，有一次在給劉基的詔書中說：“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州，爾多力焉。”這些功績，看來是朱元璋也認定的。
在明朝建立後，劉伯溫又重新進入了儒家知識分子的角色，揹負起“以天下為己任”的重任。 陳進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劉伯溫說：“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這裡所說的道，主要是指治國理政應當遵循的理念和原則，也包括社會正常執行必須服從的真理和規律。在皇權高於一切的封建專制下，劉伯溫在看待君臣關係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氣。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鳳陽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選任宰相等重大問題上，劉伯溫都敢於在朱元璋面前直言，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張。當時，明初定都何處，有爭議。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蘇南京）之外，在臨濠（今安徽鳳陽）建中都，實際上是想把首都遷至老家去，衣錦還鄉。
劉伯溫犯顏直諫說“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輕也”。其理由有三：一是營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需要休養生息。二是金陵與臨濠相距並不遙遠，營造中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三是元代著名統帥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對新生的明政權威脅甚大，需集中力量認真對付。
朱元璋對此建議置之不理，於洪武二年（1369年）命令開工在臨濠營建城池宮闕，前後六年，耗費極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戰爭中又吃了敗仗，死傷無數。在這種形勢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劉伯溫去世之時，朱元璋最終不得不親自撰寫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罷建中都。
文章稱，劉伯溫的逆耳忠言終被驗證，也彰顯了這位開國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朱元璋對此建議置之不理，於洪武二年（1369年）命令開工在臨濠營建城池宮闕，前後六年，耗費極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戰爭中又吃了敗仗，死傷無數。在這種形勢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劉伯溫去世之時，朱元璋最終不得不親自撰寫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罷建中都。
文章稱，劉伯溫的逆耳忠言終被驗證，也彰顯了這位開國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劉伯溫是魏徵一樣的諫臣，可惜朱元璋不是唐太宗。朱元璋並不需要這種擁有高尚人格的臣子，他更信任同為淮西人的嫡系，如李善長與胡惟庸。
在與李善長有過幾次公開的爭論後，劉伯溫以喪妻之名請求告辭還鄉。這本來是可以求得善終之事，然而劉伯溫雖然被朱元璋比作自己的張良，比起明哲保身的張良，還是相差甚遠。 張良隨著劉邦皇位的漸次穩固，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時進時止的處事原則。
據《資治通鑑》記載：自從劉邦定都長安後，張良開始不吃五穀，足不出戶，並執意求去：“追隨赤松子並探求長生不老藥。” 嘉靖時的知識分子廖道南批評劉伯溫不能及時功成身退，大抵是與張良比較。 在辭官3個月後，朱元璋召劉伯溫回京，劉伯溫欣然從之。然而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僅被封為誠意伯。
劉伯溫此時已知道自己處境堪憂，在洪武四年朱元璋賜其還家之後，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
《明史》中詳細的描述了他的微小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
然而心繫天下的劉伯溫託其子建議在青田設立談洋巡檢司（談洋是浙、閩地界的小地方，走私鹽販往往聚集在此，多出亂民），遭到以左丞相的身份主管中書省胡惟庸的誣陷。胡惟庸對朱元璋說：“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劉基想佔來作自己的墓地，百姓不同意，他便請求設立巡檢司來驅趕百姓。”
朱元璋雖然沒有加罪於劉伯溫，但頗為這些言論所打動，因而剝奪了劉伯溫的俸祿。劉伯溫心中害怕，入朝謝罪，不敢返鄉。 洪武八年，此時的劉伯溫已不良於行，但仍和京官參加元旦的早朝，隨後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歲早朝》。正月下旬，劉伯溫偶感風寒，朱元璋讓胡惟庸派醫生來給他治病。《國朝獻徵錄》記載：“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三月下旬，劉伯溫病情惡化，朱元璋親自撰文賜給他，由劉璉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員的護送下，自京師動身返鄉。到家後，劉病情加重，據《明史》記載，劉伯溫死前仍在教授次子劉璟為官之道，“夫為政，寬猛如迴圈。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
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故里，享年六十四歲。他生前恐怕不會想到後人會將他的一生異化為傳奇，而遮掩了一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真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