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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建戈說教育

    一門語言不能完全表達另一門語言,這個理論叫互構語言學。

    一)對人類語言起源的詮釋互構語言學以探索語言起源為出發點,從古代圖畫文字的起源論證語言和外部世界的互構關係。它從甲骨文、埃及象形文、烏加里特楔形文到早期巴比倫文的對比中發現:雖然“遠隔萬里,許多文字居然都能異曲同工!”沒有人懷疑語言是一種符號,語言符號的起源已經構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符號學。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柏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說:“語言構成人類之整體,人類所使用的字或符號,就是人類本身。語言就是本身的全部。”[5]柏斯把人類意識的符號劃分為三大類:肖似性符號、指示性符號和象徵性符號。在柏斯的定義裡,肖似性符號指“由其動態客體本身所蘊含的特質所決定之符號”,肖似性符號藉由相似性或類似性來代表客體,符號和釋義間的關係取決於貌似。互構語言學對語言符號的解釋和柏斯極為相似:“他們都有同一個起源,即他們都在模仿客觀世界的物象、事象及其關係”。辜正坤認為,肖似性符號和它所代表的客體展現一相同特質的結構。拿英語這一語言來說,擬聲詞如crash和giggle等許多詞都表現肖似性符號面象,藉由實際聲音和音素聲音間的相似性,喚起實際聲音猶在耳邊。非語音系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語言系統,把肖似性符號和象徵性符號進化到一更高的層次。互構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似乎更多來源於英國語言哲學家伯蘭特A.W.羅素,辜正坤在他的論著中用大量的筆墨對羅素的語言觀做了說明。羅素認為:語言和世界之間有一種“符合”或“對應”(correspondence)的關係,換言之,語言的形式理論在於表明語言形式結構和世界結構間的對應關係。他將這種關係稱為同構(isomorphism)[5]。 我們有理由相信,羅素的哲學語言觀對互構語言學的形成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互構語言學對現代語言學基礎理論具有反叛的特徵。從歷史來看,語言符號音義關係是人們爭論時間很長的話題,從古希臘開始,一些哲人就對語言的本質進行思考,約定派和自然派一直爭論不休。可是這一切到了索緒爾時代,似乎塵埃落定,無論是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還是以布龍菲爾德為代表的美國描寫語言學派,都把語言任意論作為拱門基石(帕默爾,1983)。人們對這樣一個假設確信無疑:現代語言學的第一要素就是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關係的任意性。互構語言學對語言起源的觀點比傳統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有更寬泛的視覺。歷史比較語言學把眼光鎖定在以拼音文字為特色的語言上,透過對希臘語、拉丁語和印度梵語的比較研究來探索語言的起源。而互構語言學著眼於東西方所有語言形式,特別是表意文字的音象和義象,它提出的“語言文字衍變二極對立雙向互進互退律”其核心是:語言文字的必然性因素隨著時間流逝,早期往往是必然性的因素佔主要,後期慢慢地由於人的主觀能動性、主體因素的增強,它的任意性才逐漸增強的。二)、主體心理感知鋒理論對人類語言認知過程的解釋主體心理感知鋒理論是互構語言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主體心理感知鋒,辜正坤說:指的是主體(說話人、思考者、描述者)對事物的注意焦點,或者又可以稱為注意指向器,或注意選擇指標。人們在說、想任何事物時,必然有一個最初的出發點。就是說,無論人注意什麼事物,他只能一件一件地注意,他不可能以同等的注意強度同時注意一切。因為他的視幅是有限的;有限的視幅對應於有限的思考視象。這樣一來,他注意的過程就必然有一個先後順序。究竟他先注意什麼東西,後注意什麼東西,取決於他(主體)在特定的時間、環境中的特定的生理、心理狀態。我們可以把主體的、集中了的注意力看成是一束光線一樣的東西,或指標一樣的東西。這枚指標指向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就被主體注意到了。這很象是人的單向視覺注意,或曰視線。視線落在何處,何處就成為注意物件。這種視線一樣的東西,就叫主體心理感知鋒。用主體心理感知鋒的運動特點來解釋句子的構成,我們會自然而然地發現,句子中各個詞素的位置之所以有先後順序,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主體心理感知鋒運動順序的結果。凡是置於句子開頭的成分,可以認為是主體心理感知鋒最先指向的事物。換句話說,主體心理感知鋒最先指向何物,何物在句子中的指稱符號就處於句子的最前邊的位置上。其餘指稱符號類推。這種處於句子最前方位置的成分,往往是傳統語法所稱謂的主語。當這些成分不符合傳統語法所稱謂的主語概念時,則我們只好把它們叫作主位,因為它們雖非主語,卻佔據著主語的位置。這樣一來,互構語言學在這一點上不約而同地會通契合了系統功能語法學派的主位理論,因為主位這個概念是系統功能語法學派首先使用的。布拉格學派創始人馬泰修斯(Mathesius)把心理主語稱為主位(Theme)。作為一個句子的成分,主位是語言使用者組織句子的出發點。小句就是按照這個主位展開的,展開的部分叫述位。韓禮德(Halliday,2000)接受並發展了布拉格學派的主位理論,但是他認為,主位上的成分還是被稱為心理主語(psychological subject)比較好,韓禮德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從功能分佈而不是成分分佈來對主位進行界定。韓禮德認為,主位是特定結構中的一個成分,而這個特定結構能組織小句,使其成為資訊的載體。心理主位的理論在人類語言中得到廣泛認同,哲學家塞爾曾建議區分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linguistic philosophy,前者研究語言的普遍性質,如指稱、意義、真假等,關心的是普遍的哲學問題。後者研究特定語言中的特定詞語的用法,回答某些特定的問題。顯然,英語中前置定語與後置定語順序表證的,和主體心理感知鋒運動順序相符合。主體心理感知鋒理論的提出和應用,確認了主位現象的客觀性。另一方面,這一概念也為互構語言學的“句法三元結構模式”提供了有利的輔助性工具。在互構語言學中,心理主語被描述為主體的心理感知鋒最先指向的事物的語言表達。主體心理感知鋒理論成功解析了人們語言使用中的亂序現象、倒裝現象、嬰兒語言、口誤現象、語言障礙者表述、不同語言使用者簡單交流以及人類教大猩猩等靈長類動物語言時聽到的詞節順序之謎。三)、互構語言學對普遍語法的解釋按Chomsky的觀點,由於遺傳的原因,人的大腦中有一個習得語言的機制或者普遍語法,語言是人的大腦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具有客觀上的真實性。Chomsky說得很有趣:從某個角度看,所有人類的語言看起來是一樣的(identical)。(Chomsky,1957)他的意思是,歷史地看, 英語與日語說話人之間的顯著不同事實上是非常小的。他指出,生物學家發現,遺傳因子在微觀水平上的細微差別都會生成生物體與生物行為宏觀上的顯著差異。而且,英語、芬蘭語與日語是不同的語言這一常規看法並非具有任何科學正確性(scientific validity)(Chomsky,1986)。 在一種所謂的語言與另一種所謂的語言之間,並無分明而原則的邊界線。在荷蘭邊界附近說的德語,某些遠方的操德語的人不那麼懂,說荷蘭語的人反而更容易懂。他還認為,語言是大腦或心智的子系統,人類出生時就存在一種習得語言的機制,它是遺傳的,是普遍語法。互構語言學試圖解釋人類大腦中存在普遍語法之謎。它的理論認為:喬姆斯基猜測存在著一種普遍語法的嘗試是值得肯定的,人類語言確實有許多相通處,因此就一定有相通的語法。在互構語言學看來,人類語言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為它本來就存在的“縮影式抽象化”或曰“符號化”。它把存在(或現實世界)看作是語言,把語言看作是存在的縮影式抽象的符號。它認為人類之所以存在一個對現實世界的相通的抽象是因為:一)感知物件相同或相似。他們都普遍地生活於同一個地球表面, 因而只能以地球表面所能提供的認識條件為基礎來構建人類自身的語言;或者說相對於人來說,外部世界以相同的形象對人類語言發生著反構作用。(這是對語言與存在的哲學分析,辜正坤認為:存在就是語言;德國哲學家貝克萊認為:存在就是被感知。那麼,相同的現實世界反構普遍的語法也就順理成章了);二) 感知器官或途徑相同。他們都普遍地具有相通的感知器官:眼、耳、鼻、舌、身、心(大腦) 等;三) 他們的感官的感知範圍和感知能力也大體具有普遍的一致性。由於這三個原因,儘管人類的語言在微觀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千差萬別,在宏觀上卻又先天地具有普遍特點。這種普遍特點表現為普遍的語音特點、語義特點、語符特點和語法特點。如果我們反觀索緒爾的符號論,語言作為符號,一定牽涉到“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能指”是符號給予人的心理印象或痕跡;“所指”是感覺形象所代表的意義或所指代的事物。那麼,互構語言學對普遍語法的解釋還可以脫離哲學軌道,在語言學上直接尋求解釋:(1)從人類生存的大環境來說,人類面臨的客觀世界是如此相同或相似,給語言“能指”創造了相通的條件;(2)由於人類進化的差異是如此微小,各民族感官系統十分相似,必然導致相同的認知基礎和感知能力,其“所指”(抽象意義上的)普遍相同也就不足為奇了。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篇》開篇,表明了他對語言的一般看法:口語是內心經驗的符號,文字是口語的符號。各個民族的口語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雖然各個民族的語言有不同的約定,但內心經驗對所有人都是大致相同的,由這種內心經驗所表現的物件也是相同的。四)、互構語言學對人類文化演變的規律說互構語言學以其獨特的語言學理論基礎審視和研究人類文化的模式,提出了音義陰陽同構理論、階級同構理論、空間同構理論、人際關係同構理論和象聲全同構理論。它從互構語言學的原理出發,闡釋了人類文化的現象,並預測其未來的走向。它對人類文化的演變總結出九大規律:一)生態環境橫向決定律;二)語言文字縱向誘導暗示律;三)科技、工具媒體橫向催變律;四)物(食)欲原動力律;五)情(性)欲原動力律;六)權欲原動力律;七)審美遞增遞減律;八)陰陽二極對立轉化律;九)萬物五相選擇律。辜正坤從物理、生理、心理和哲學等四個方面對東西方文化的統一和差異做了概括。其觀點新穎而獨到,有些解釋令人歎為觀止,可以啟迪人們對人類文化現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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