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修祖上四代都是太尉，可見東漢末年的官位已經徹底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哪怕皇帝也只能玩小動作來宣洩不滿。

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太平年間，治國靠文臣，而每個朝代的文臣最高領袖，所任官職又不一樣 ，在三國以前，三公一直是地位最尊崇的三個官職的合稱。

這一切的始源還是來自於周朝的太師、太傅、太保，這是最初的三公。

西漢年間，承襲秦制，雖然有三公，但是以丞相為首，西漢的三公就是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

到了東漢，就沒有了丞相，雖然有上公之稱，但大多是虛職，實際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最高官職，三公下設九卿，分別屬於三公管轄，所以又叫三公九卿。

東漢末年，有兩個有名的四世三公家族，那就是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

袁術、袁紹就出身於汝南袁氏這一個大家族，袁紹的高祖袁安為章帝時期的司徒、曾祖袁敞為安帝時司空、祖父袁湯為桓帝時太尉、其父袁逢為獻帝時司空、其叔父袁隗為獻帝時司徒，一連四代人，出了五個擔任三公的高官，所以袁紹、袁術處處以“四世三公”來稱呼自家。

事實上，除了聲名遠播的汝南袁氏之外，楊修出身的弘農楊氏也是一個四世三公家族，從楊修的高祖楊震到他的父親楊彪，這一連四代都曾在東漢官居太尉一職，可謂是每一代都能“繼承”這一三公之職。試想，如果不是東漢滅亡，以楊修的才能，繼承祖業，估計也不是難事。

三公，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國之重器的官職，卻被世家大族世代把持，這種畸形的政治現象到底是有何而產生的呢？

東漢官僚選拔，一般來說，有自下而上的察舉，和自上而下的徵辟兩種方式。

察舉，又叫選舉，是兩漢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徑，以“鄉舉裡選”為依據，常行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經等科。

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其中的“舉孝廉”，有名的曹操，袁術出仕之時，都是透過舉孝廉來踏入官場。

本來，舉孝廉，顧名思義，就是孝順清廉的意思 ，可是事實上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早已經名存實亡，到了東漢末年已經有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可笑局面。

真正的被舉薦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東漢順帝六年，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舉六名孝廉的名額，可是其中五名早已經被當權的貴族勳戚給內定了，真正的名士入選只有一人，這還遠遠早於三國時期，就已經這樣，到了東漢末年，估計六個名額真正靠實力的一個也沒有，全部是靠關係。

徵辟制度 ，相對來說，就主要是徵辟那些已經有了名望的人，主要分為皇帝徵辟和州郡地方徵辟兩種。

被徵辟計程車人一般來說，已經有了名聲，起點會高於才出仕的那些被舉薦的人才，比如袁紹20歲的時候曾任濮陽縣長，傳出了很大的名聲，後來眼見朝廷昏暗，在為母親服喪3年之後，竟然補了一個為父親服喪，在家待了6年，就是不想出仕，六年之後，朝廷徵辟他，他也拒絕出仕，隱居洛陽。

同樣拒絕徵辟的人很多，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看不上徵辟他的人，有點是另有目的，比如司馬懿為了拒絕曹操徵辟，不惜裝病7年。

諸侯討董之時，袁紹的真實官職是渤海太守，而渤海郡其實是冀州下轄的一個郡，當時的冀州牧韓馥是袁紹的頂頭上司。

討董失敗之後，諸侯混戰，袁紹圖謀冀州，韓馥本身膽小怕事，加上自己是袁氏門生，害怕汝南袁氏的聲望，因此私下讓出了冀州牧的官職，這讓當時袁紹的聲望一時無兩，僅僅靠汝南袁氏的聲望，不出一兵一卒，就奪得了一州之地。

韓馥的“袁氏門生”，其實就與當時的選官制度有關，薦主與被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君臣關係，在私人感情上發生父子關係，被推薦的人如果對薦主不表現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負義，將為士人所不齒。大官們歷年薦舉士人，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團。這就是“門生故吏遍天下”的由來。

不僅膽小懦弱的韓馥是袁氏門生，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經是袁氏故吏，熹平年間，董卓被司徒袁隗徵為掾吏，後出任幷州刺史、河東郡太守，這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他對袁氏其實還是比較照顧的，當他掌控朝政之後，很多大事都與太傅袁隗商議，要不是袁紹在外面聯盟討董，他也不至於殺了袁隗與袁基一族。

所謂二元君主觀，封建時代，皇帝自然是所有人的君主，加上當時特殊的舉薦制度，舉主也算是被舉薦者的效忠物件，因此有人稱之為“二元君主觀”。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後漢書·袁紹傳》

三皇五帝時期，天下為公，能者居之，所以有了“禪讓制”；夏商周時期，上至國君，下至普通官員，都是世襲制，又叫“世卿世祿制”；秦朝為了橫掃八荒，一統六合，建立了軍功授爵制度，但是主要適用於戰爭期間；兩漢的察舉和徵辟，在初期也為帝國選拔了不少優秀人才；至於之後的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在開創初期其實也都是非常先進的，適合當時社會發展。

只不過，最終因為掌權者的私心，選官制度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才讓權利始終掌握在少數人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進無門。

至於提問者所言，鎖死了普通百姓的上進渠道，我個人是不認可的，就兩漢而言，士人才能被稱之為“人”，任何官員選拔也好，政治鬥爭也好，都是在這個圈子內的，普通百姓，只不過是“草芥”而已，曹老闆動不動就屠城，可是也有“唯才是舉”的美名。

不說無論什麼制度，百姓都沒有上進之門，就說那時候的百姓連字都不認識，怎麼去當官？文書都看不懂，還不是被那些文書小吏所肆意矇騙？

所以說，世家大族壟斷官場，其實並不是選官制度的問題，而是人的私心作祟，無論什麼制度，執行者不能貫徹執行，都是如同虛設。

四世三公只是世家把持朝政的一個縮影，從當權者，也就是皇帝而言，自然是想改變這個局面的，有名無實的漢獻帝不說，桓帝、靈帝時期，其實也是有過多次舉措，比如兩次黨錮之禍，比如賣官。

兩次黨錮之禍，不用多講，雖然宦官集團看似勝利，士人集團短暫受壓，但是卻動了士族的利益，因此才有了東漢滅亡之禍。

同樣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漢靈帝賣官，想想是不是覺得很不可思議，身為至高無上的皇帝，官員本來就是隨便他任免，可是他竟然將官職明碼標價，到底是為何？

範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李賢注引《山陽公載記》：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範書《靈帝紀》：是歲（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曹操的老爹曹嵩就買了一個太尉的官職，其實這個賣官並不是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樣，你一個平民百姓，拿出幾百萬幾千萬，就可以去買一個官。

它首先還是得走流程，也就是選官，選上了官職，再去交錢，才能上任，這才是賣官的真相，他的物件本來就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候選官員。

而靈帝賣官為了啥，從一個將錢存入“西園”，可以聯想到西園八校尉，那是漢靈帝組建的一支軍隊，用以分薄大將軍何進的兵權的。

而何進身為外戚之首，又是士族所擁護，用來跟宦官打擂臺的。

可想而知，無論是賣官也好，黨錮也罷，其實都是皇帝早已意識到了士族集團的做大，不甘於朝堂被他們壟斷，所做的最後抗爭而已。

因為袁紹家族的袁安在漢章帝劉烜時為司徒，兒子袁敞為司空，孫子袁湯為太尉，曾孫袁逢為司空，袁隗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人稱“四世三公” 。

至於三公，是中國古代朝廷中最尊顯的三個官職的合稱。周代已有此職位，西漢時三公指司馬、司徒、司空。後來以太傅、太師、太保為三公。秦不設三公，西漢初承秦制，從武帝時起，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被稱為三公。漢武帝削弱了丞相的權力，大司馬權越丞相之上。成帝時將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確立起大司馬、大司空和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 。 西漢末雖是三公鼎立 ， 但仍以大司馬權力最大。新莽時，沿襲了西漢三公制。東漢初仍設三公官，改大司馬為太尉，改大司徒、大司空為司徒、司空 。

最近聽抖音裡分析為什麼“三國歸晉”，裡面說在黃巾軍被鎮壓之後，諸侯逐鹿中原，就是誰爭取到氏族的支援，誰得天下，所謂氏族，就是名門望族，像袁紹袁術這樣的門第，“四世三公”，號召力極強，所以能聚集各路諸侯討伐董卓。只是因為袁紹優柔寡斷，袁術小肚雞腸，最後被雄才大略的曹操（也是另一個名門望族）所擊垮，而氏族最後擁戴的是司馬家族，所以最後三國歸晉。

任何朝代都是如此，古代的爵位是世襲制的。

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比如蜀漢也是如此，東吳也是如此，兒子、孫子都佔了老子的光，再往後面說，楊家將也是如此，老爺子的官位，兒子孫子都繼承下來。

其實，如今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家裡有一人做官了，老婆、孩子，甚至一大家子，都安排上工作了。

三國時期會出現袁紹袁術：

三國初期，東漢的餘威猶存，那麼時候的天子雖然被董卓等人先後把持，但是誰也沒敢動漢獻帝。後來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從大義上講還是為了維護漢朝的統治。但是這十八路諸侯中有兩家都是袁家的人，可以預見袁家的實力是非常強橫的。那時候文人武將想要去投軍，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袁紹，袁術等人。可能這個人最後沒有投靠姓袁的，但是在他思考甚至和好友討論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說袁家四世三公，是可以投靠的物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起初時候，袁紹和袁術這兩兄弟簡直強的的一塌糊塗。那麼四世三公真的這麼厲害嗎？光靠名號就讓天下人投靠。

四世指的是四代人，三公指的是朝廷上的官職，一般指司徒、司馬、司空。三公的職位和權力不是最大的，但是他的地位很高。他的象徵性的意義非常大，比那些實權的官職更加令人聲名鵲起。同樣的，三公的作用對於天下的文人而言的誘惑是更大的。漢朝那時候沒有科舉，也不會搞考試這個環節，那時候做官都是靠察舉，除了自己的名聲要很好外，還要被考官認同，這樣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會很強。三公也是很多官員的領路人，他的作用就像以後的科舉制的主考官一樣，考完了，但凡考上的都可以說是主考官的學生。那麼三公就是很多官員的老師，四世三公，那麼他的學生必然遍佈天下，那麼文人就和袁家有著深厚的淵源。

四世三公的家族必然對皇帝很忠心，不然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年代早就退出了權力的核心地位。天下文人讀書學習，避免不了和老師同窗閒聊，那麼袁家必然是被談及的存在。後來天下紛爭，但是人心還是向著漢朝的，大家也同樣認為袁家是皇帝的鐵桿粉絲，投靠他們就是可以更好的解救皇帝。這也就是為什麼袁紹和袁術這哥兩能很快成為霸主的原因，同樣也是當袁術稱帝時，袁紹立馬申明跟其斷絕關係的原因。所以說四世三公佔據的是皇帝的名譽，可以直觀的說是皇帝的代言人。那麼四世三公的作用就非常明顯了。

四世三公，不但東漢皇朝有，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是封建地主階級官僚體制和權力繼承了的產物，最高官楷的榮耀！這種對皇朝權力的貢獻，恰恰是對廣大人民特別農民群眾加重剝削和壓迫。也就是中國每個朝代都爆發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

“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四世三公的意思是四代人中有三代人當中三公，當時袁術的家族厲害是在於後面的一句話的！

這只是一個基礎層面。我們也

會想到楊修家還五世三公呢，為什麼楊修沒有這麼厲害呢。其實這裡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黨錮之禍，宦官殘殺士人，是袁家救了天下一大批士人。世家士子承袁家的情，都感激袁家，以袁家門生自居。這才是袁家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原因。

人們所說的“四世三公”中的三公，是古代地位最尊貴的三個官職的合稱！周朝時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東漢時期，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歷史上一家在四代內能擁有這三個官職的後人，在地位上非常尊貴，受到眾人敬仰。

而在袁家，袁紹的高祖父曾做過司徒、曾祖父做過司空、祖父做過太尉、袁紹父親做過司空、袁紹叔父做過司徒，就是說袁紹家族的四個世代中均出現過擔任三公職位的人物，地地道道的可稱為“四世三公”家族。

東漢四世擁有三公是最尊貴的官職，不僅地位高受人尊敬，而且能夠繞過州郡提拔官吏，這就使得許多官吏和袁家緊緊拴在了一塊，所以說袁家實力非常大，連董卓可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他不敢和袁家硬拼，而且只要袁家振臂一呼，天下豪傑都會紛紛前來投靠！

選官制不同，用的是舉孝廉，再說到靈帝時朝廷之上賣官鬻爵，沆瀣不堪，如果是萬人之下，透過不斷去賣官鬻爵，這樣門生故吏遍天下

要說三國時期能夠出現大家族，能夠因為大家族而出現各種割裂，其實都是因為制度的原因。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能夠有足夠的活力，那就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人民有著奮鬥的目標，有著向上的能力，而在古代，還沒有現在的高考制度，那麼那個時候的漢朝選擇的是什麼制度呢？

這我們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察舉制度。

而這種制度出現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古代對於品德高尚的看中，認為只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夠成為官員，才能夠讓大家看中。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可是後來漢朝疆域變大，取而代之的就是官員出現的困難，該如何能夠讓官員們更好的出現呢

有的人就想出辦法，現在的官員都是高尚品德的人，若是由他們推薦，那麼自然也能夠得到人民的推薦，於是就此而來的裙帶關係開始不斷加深。

而這種裙帶關係就讓人們必須要跟著一個官員，選擇一個大佬在自己的身邊，才能夠成為官員，就這樣，家族們變得越來越大，而關係也變得越來越深厚，很多大的家族之間都是相互聯姻，所以三國時期出現的大家族都是因為制度的原因。

＂四世三公＂是指袁紹和袁術出身的汝南袁氏四代----都有人位居三公，即司徒袁安（一世），司空袁敞（二世，袁安之子），太尉袁湯（三世，袁敞之侄），司空袁逢（四世，袁湯之子，袁紹和袁術之父）。

東漢官僚選拔，一般來說，有自下而上的察舉和自上而下的徵辟兩種方式。察舉，又叫選舉，是兩漢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徑，以＂鄉舉裡選＂為依據，常用方式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經等科目。最為風行的莫過於＂舉孝廉＂，如曹操、袁紹、袁術出仕之時，都是透過舉孝廉來踏入官場的。舉孝廉，顧名思義，就是選擇孝順清廉之人，可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早已名存實亡。那時，真正的被選薦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全部靠關係、走後門、結裙帶、攀富傍貴、拉幫結派。

最終因掌權者的私心私利，選官制度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才讓權利始終掌握在少數人（小團體、既得利益集團）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進無門，“世胄攝高位，貧賤淪下僚＂。由於世家大族進一步做大做強，壟斷了吏治人事，加劇了階層利益固化，基本上鎖死了普通百姓的上進渠道、上升空間，造成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對立、階級傾軋。

世家大族壟斷官場朝局，其實不是選官制度的問題，而是個人或小集團（階層、階級）的私心作崇、私利驅使，無論什麼制度，執行者不能有效貫徹執行，都是形同虛設。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楊修的祖上連續四代官居太尉，卻依然沒有袁家勢力強大，就是因為門生故吏沒有袁家多！

秦漢以前的周代是分封制，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給宗室和功臣，就是諸侯。然後諸侯國再把土地分封給卿大夫。士沒有封地，但有田。只是輔助卿大夫治理。士是周朝最低階的貴族。大部分是由上一層貴族卿大夫其庶出子弟。比如一些諸侯國君在周天子那裡擔任的官職稱為卿士。荀子給士的定義講即使王公士大夫的子孫，不懂禮儀，也是普通人。普通人的子孫，品行好，有能力，有學問，懂禮儀，行為正，就要用，可以任命為“卿相”，也可以做士大夫。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秦一統天下後，實行的郡縣制。漢一統之初實行的是封國郡縣並制。諸侯國的高階官官都由漢廷任命。再往後諸侯國已無治理之權只享食邑，所有官員由漢廷任命。比如劉備曾做過平原相，即平原國的國相，相當於一郡太守。諸侯、卿大夫已經沒有了，只剩下士。漢廷的官員都是出士，也可以單純理解成讀書人。

漢朝的官員選撥舉孝廉。即茂才和孝廉。舉就是舉薦，孝指的是孝子，廉指廉潔的州郡官吏。每個郡按人口每年舉薦一定數量的人。被舉人的資歷，是郡屬吏或通曉經書的儒生。當然那個年代普通人那裡讀得了書，大多都是豪強大族，只有他們才有那個條件讀書。郡屬吏也大多出自地方豪強大族子弟。茂才的含金量就比較高，也就二十多人。三公、光祿、州牧等都有規定的名額。同時三公、光祿這些官職也有舉廉吏的名額。

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後漢書丁鴻傳》

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漢官目錄》

但是並不是講舉孝廉後就能做官，還得經過考試，即察舉。這是不是有點像科舉。順帝時大臣左雄建議自今以後，孝廉年不滿四十的，不得推舉，都先去公府，諸生儒家一家之學，文官考公文。端門複試，考其虛實，觀察他的特異才能，以美風俗。有不遵守法令的，按法處理。如果遇有特殊才能的人，自然可以不拘年齡。”順帝採納了。於是頒佈郡國。但是這個制度不久就廢了，誰能等到四十歲。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後漢書左雄傳》

於是乎出現世代讀書做官的家族，稱為世族、士族、冠族等。世代為官的顯貴家族（名門望族），做官做得越大就越顯貴。地方上舉孝廉，三公、光祿、州牧舉茂才和廉吏。肯定會有私利，首先想到自己的子弟、弟子、門生、故吏。比如說張三的父兄、同宗、老師、親戚有人為官，那地方上或者中央官員在舉薦時會不會把名額給張三。或者講某位官員曾是張三父兄、同宗、老師、親戚的門生故吏，曾受其舉。這樣張三是不是就能獲得那個名額。至於張三能不能考核透過，那是另一回事，至少先要有那個名額。

首先來講一個大家族必然扶持子弟（同宗）讀書、做官。比如劉備因父親早亡，已經淪落到販履織蓆為生。但同宗的劉元起資助劉備讀書。劉元起的兒子劉德然和劉備一起拜盧植為老師。為何要拜師，一者是為學習，二者是為獲取政治資源。將來盧植要舉薦人，肯定會考慮自己的學生。二者其他人也會舉薦盧植的學生，這樣盧植作為回報，自然會推薦那個人的子弟或門生。為何拜盧植，而盧植也收。因為大家是老鄉呀，在漢代有一個詞—鄉黨。

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三國志先主傳》

在漢代因為官學有僅，所以私學盛興。士人都會去遊學、拜師，因為很多儒士（大儒）都會授課。學生一般少則數百，中則數千，大則萬人。士人去拜師學習，自然是為了學習後能被舉薦，有的只是為了學習。比如東漢大儒鄭玄年輕時只是鄉小吏，但他不做了，拜了馬融為師。遊學十多年後客居東萊耕田為生，很多人來到這個地方拜師。這些開課的儒士（大儒）他們做官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都是高官。但很多學生只是掛個名而已，即著錄。還有一種現象就是很多士人掛在一些高官名下，即使這高官並沒有授課，這就是門生。和帝時讓諸儒推薦高材生學習四經。時任衛士令賈逵推薦了弟子和門生。說明弟子跟門生是一樣。和帝任命賈逵的弟子和門生為千乘王國郎。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後漢書·鄭玄傳》

皆拜（賈）逵 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後漢書·賈逵傳》

在漢代除了舉孝廉之外還有一種方式能做官，即徵（徵）闢制。比如皇帝覺得張三是人才，於是直接徵（徵）授官，但是張三可以拒絕。漢代大將軍、三公這些高階官員是能開府，能自行闢府官員，即任命府屬官員。按東漢的制度，比如太尉府屬官的名額是長史一人、掾史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我拿提問者所講的王允作為例子，其實諸葛亮講的是王郎，王允早就死了。這個王允是幷州太原郡祁縣人，據《後漢書》王允家族世代都是在州郡做官。

王允十九歲時是郡吏，即郡守（太守）屬官。不久後太原郡太守太守劉質下獄死。王允送喪回劉質老家平原，守喪三年。從這也說明屬吏跟長官的關係，就相當於父子關係。王允回來後，新任太守王球召為郡吏。再往後並剌史鄧盛闢王允別駕從事。後來三公都徵辟王允，在司徒府的考績優等，於是任司徒府侍御史。再往後王允被朝廷任命為豫州刺史。最後王允官居三公之一司徒。

三公並闢，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後漢書王允傳》

從王允的歷程來看，他走徵辟這路，也位極人臣。他在舉薦、徵辟時會不會回報剌史鄧盛、司徒楊賜，當然他們是不需要，那他們的宗族子弟、弟子門生總是需要的吧。這形成了以宗族血緣稱宗黨、同鄉的稱鄉黨。我舉個例子司馬懿兩次為顧命大臣，位極人臣。但是每次見到同鄉常林都要行跪拜禮，因為常林是鄉黨中德高望重的人。有人就對常林說：“司馬懿地位高，權力大，你應該阻止他向你跪拜行禮才是。”常林說：“司馬懿自己願意誠懇地敘行長幼之禮，以此為年輕人樹立榜樣。地位高貴並非我所懼，對我跪拜也無需要我制止。”同鄉很多都是世代通婚、榮辱與共。比如譙縣夏侯氏和曹氏。在漢代只要某位官員犯大罪或被謀害。宗族、門生、故吏都要受處置，有的連同鄉也處置。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三國志常林傳》

在漢代皇帝經常下詔讓大臣舉薦賢良方正、有道術、通達政治教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以及最有孝道與眾不同的，送到公車（皇帝要徵召臣民,皆由公車配備馬車來回接送至皇宮,以示禮遇），由皇帝親自接待聽取意。有時有人數規定，有時沒有。從《漢書》、《後漢書》的記載來看，皇帝經常下這樣的詔書。從中央到地方官員都有這樣子的特權。舉孝廉、茂才是每年，這個是不定時。所舉薦的人一旦受皇帝賞識，就很容易出仕。有時還直接讓官員舉薦他們的子孫。

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漢書成帝紀》

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不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並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後漢書孝安帝紀》

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後漢書孝安帝紀》

漢代還有一種制度，就是給官員的恩蔭，稱為任子制。（門蔭、恩蔭）即官員的子弟有一定的出仕名額。這個在歷代都有這樣的制度。在漢代恩蔭一般擔任郎、舍人。比如霍光十多歲時，因哥哥霍去病，出仕為郎。蘇武三兄弟因父親蘇建的原因，三兄弟都為郎。這個郎就是在皇宮執戟站在各宮殿看門，保衛皇宮。皇帝外出時儀仗隊，牽馬駕車。有人講這不是侍衛（保安）。雖說是侍衛，但跟皇帝朝夕相處，是很容易受到任用。我舉個例子在明帝時，其館陶公主為兒子求郎的官位，明帝沒有答應，寧願賜錢千萬。明帝對群臣說：“郎官上應天上星宿，離開皇宮就能管轄百里，如果人選不當，老百姓就要遭殃，因此不能准許。”明帝的意思就是講郎官就是縣令的後備人選。這個舍人是皇后、太子及公主的屬官。所以他們也是很有機會上位。

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後漢書孝安帝紀》

時年十餘歲，任（霍）光為郎。—《漢書霍光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併為郎。—《漢書蘇建傳》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後漢書孝明帝紀》

袁家四世三公，就是說連續四代袁家都有人做到三公。袁紹、袁術的父親袁逢任司空、叔叔袁隗任司徒太傅、祖父袁湯任太尉、伯曾祖父袁敞任司空，高祖父袁安任司徒、司空。三公是當時漢朝最高行政官職，即太尉、司徒、司空。據史記記載袁紹、袁術的母親歸葬汝南。汝南王俊和曹操也去送葬了，參與人數達三萬人。袁氏四代人，五人做到三公。其掌握的政治資源是巨大。門生、故吏遍佈天下。除了這五人外，其父兄子弟、同宗官居九卿、刺史、郡守的也不在少數。

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王）俊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三國志裴松之注》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後漢書袁紹傳》

在那個年代像袁氏家族也有不少，能跟袁氏比肩的有弘農楊氏，也是四世三公，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楊修的家族。這兩家是聯姻。也只有弘農楊氏才能跟汝南袁氏比肩。但弘農楊氏到楊修這一代，遠遠不如汝南袁氏。出過三公的家族就更多了。有這樣的背景下，其子弟出仕就更容易了，升遷也更容易，而且總有一些有才能。三公撐握著巨大的政治資源。還掌握了考核賞罰的權力。每年考核一次，由三公向皇帝彙報。那三公就掌握了官員是否升遷還是貶謫。王朝的主要大事的決擇都要由他們三人商定。

這樣子都不用他們說話，自然有人賣人情。特別是他們的門生、故吏就更不用講了。比如劉備在徐州戰敗後跑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親自來迎接劉備。因為劉備曾舉薦袁譚為茂才。劉備會舉袁譚為茂才，還不是看在袁紹的面子上。將來袁紹作為回報，肯定也會舉劉備的兒子為茂才。

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三國志先主傳》

在漢代的官員還有一個權力，就是表薦權。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資源，官位越高資源越大。這個表薦權就是向皇帝上表推薦某位官員升官做某個職位。我拿劉備的官爵來做例子，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左將軍這個職位是當初曹操向上表推薦的。宜城亭侯爵位也曹操給的。劉備的豫州刺史，是當年徐州牧陶謙表薦。後來曹操表劉備為豫州牧。荊州牧是孫權表薦的。這個司隸校尉，是劉璋表薦的。益州牧，史書沒講誰舉薦。當然劉備那時已經是亂世，他們不過走個流程，也不管漢廷批不批准，反正就當批准了。

我拿劉備官職來講，因為很多人對劉備比較熟悉。也說明在東漢表薦是很普遍。劉備也曾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兩個人互表，也不管漢獻帝同不同意。有曹操在那，肯定不同意。反正管你同不同意，走個流程。這個在太平時，肯定不敢這樣子做。

（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三國志先主傳》

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三國志先主傳》

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三國志先主傳》

（曹公）表先主為左將軍—《三國志先主傳》

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湧現出許多大家族。你舉我的人，我舉你的人。我闢你的人，你闢我的人。我表薦你，你表薦我。大家族有更多的資源去培養子弟，其仕途起跑線也遠遠領先於其他人。前面也講了官員子弟能透過恩蔭出仕。那時候的世族官員都很重視下一代的培養。比如會稽太守黃讜得知大儒包鹹回到會稽。於是要包鹹來教授他的兒子。包鹹說：“禮有來學的，沒有去教的。”於是黃讜讓兒子去他授課地方拜師學習。這個包鹹後來入朝教明帝。

三國時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由家世和行狀（人品才能），然後定品級。這樣子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在晉代又實行品官佔田蔭客制。即規定按品級擁有田地、佃戶數量。這種特權其親屬也能獲得，品級高的九族都有，品級低三代內有。在九品中正制和品官佔田蔭客制這兩種制度，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大家族比袁術的四世三公更恐怖。最有名的即七宗五姓。那時的人要是能娶一個五姓女，比娶公主還要榮耀。唐宣宗時鄭顥考中狀元去盧氏迎親。宰相白敏中卻選中他為萬壽公主駙馬，派人追回。結果往後鄭顥經常上書講白敏中的壞話。宰相李義府也想為兒子求娶名門望族，但人家不鳥他。宰相薛元超曾言他雖然不才，但已經富貴到極至。但還是有三大遺憾，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娶得五姓女子，三沒有參與修史。薛元超的妻子是齊王李元吉的女兒。

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佔田，品第一者佔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晉書》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文。—《隋唐嘉話》

隋唐開始實行科舉制，這樣使得寒族也有更多的機會入仕。寒族也比普通人強，只是不如世家大族。即使是拼讀書，也難比得過七宗五姓，畢竟人家資源豐厚。比如裴氏在唐代光宰相就三十多位，裴氏還不是七宗五姓。在古代讀書也不是那麼容易，從史書記載來看，很多人讀書都要去大家族那裡去借閱、抄。或者去拜師，聽一些大儒講課。但至少比以前機會更大，更公平。

莫愁寒族無人薦，但願春官把卷看。

唐朝滅亡後，世家大族隨之沒落。但宋、元、明、清並非沒有世家大族，只是沒有以前那麼風光。宋代以後還是有不少，只是沒有唐代以前那麼興盛。宋代以後的皇帝允許有世家大族，但所允許的是一群小世家大族。而不是某一些頂級世家大族。所以宋代是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是一群士大夫。不像東晉王（琅琊王氏）與馬（司馬氏）共天下。

在漢代丞相來了，皇帝要起身。宋代以前宰相（丞相）是可以坐著跟皇帝談事。但是後面的朝代過於加強中央集權，特別是明清中央集權達到頂峰。我個人覺得這不是個好事情。

既然是四世三公了，肯定不是何進死了後進入三國時代才出現的哦。四世三公起碼也要七八十年吧！袁昌從陳郡陽夏移居汝南郡汝陽縣，為汝南袁氏始祖，根據歷史，他的祖宗倒是白手起家，不簡單。那時東漢的中後期肯定還穩定了一段時期，但是皇權旁落後，方便了諸侯的大家族驟起。

其實這要從東漢說起:

1.東漢政權本就是光武帝劉秀聯合豪強士族重新建立的。

2.光武帝之後的皇帝不作為。

3.東漢宦官與外戚專權，政局不穩定，導致土地兼併嚴重，出現門閥士族和大地主。

4.東漢末年出現賣官現象。

5.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本就是偏向這些大地主和士族，更是由其操控。

以上5點僅是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中國從古到今都有世家，就算舊世家隨這王朝滅亡，新的王朝新的時代世家出現。中國講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是經過幾千年輪迴得道見證的。

因為在東、西漢時期，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舉制度，官員的選拔往往是舉孝廉這種由豪族、門閥等大的家族推舉進入官場，寒門很難有上升渠道，所以，四世三公這種由一個家族持續把持朝政的情況是很常見的。而且，豪族和門閥也並不傻，基本都是養蠱模式，把雞蛋放在多個籃子裡，比如諸葛家就分別在魏蜀吳都有人才仕官，荀家也是，這樣就能保證任何勢力得天下，家族的上升渠道會一直暢通。

這其實是東漢政治演變的必然結局東漢劉秀主要靠政治手段，拉攏豪門士族，擊敗了農民起義軍及其他割據勢力，政權也就成為與他們共治的局面，等到後邊皇族式微，功臣之後的大家族就形成對朝內政權的把控，輪流坐三公九卿，形成世襲。

從古至今帝王和大臣的關係一直就是一對矛盾，主強臣弱，容易出現戕害無辜，滅門忠良的慘事。一己之力治理天下本來就是異想天開，做些怪異事件讓忠臣能臣無所適從只好規諫，那麼帝王就會殺害無辜以正君權。正人死多了，就沒人再多說，亂政即起。群臣為了自保就串聯，發展各自勢力，逐漸就形成臣強主弱。

一旦臣強主弱局面形成，亂世即將開始了，各勢力互相爭奪，君主無力制衡。三國就是這樣的局面，袁術袁紹家族也一樣，家族勢力慢慢壯大，變得權傾朝野，門生故吏遍及天下。接下來就不用說了，亂世出英雄，再出雄主一統江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