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國以後的六十多年中，由於採取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各項措施和實行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社會經濟在一段比較平穩定的時期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但也正由於和平日久，統治集團中苟安因循，漸次成俗，官僚機構，日益膨大，冗費繁多，在號稱“太平興園”之世時，已逐漸地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質。
朝政的腐朽，必然會從財政狀況中反映出來。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間就出現坐吃庫存的目子，不再是過去“美溢有餘”的情況了。及至寶元初，用兵陝西，調費日蹙，財政更加感到困竭，以至後來終於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面對這種情況，一些為了維護王朝統治，憂心財政狀況的大臣們中，紛紛提出各種解決當時財政睏乏問題的建議，宋祁就是其中之一。
宋祁於仁宗天聖年間與其兄宋庠同舉進士，兩人都以文學著稱於時，入仕後初任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太常博士等職。後徙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帝王修過起居注。仁宗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時，曾擔任權三司、度支判官，負責一部分朝廷財政。當時正值仁宗對陝西用兵，排程顏繁，財政支應處於十分困難之時，為此他曾上疏指陳窮乏原因，提出改革建議。
他認為造成北宋當時國用不足，主要是取用無度，財政收入既已羅掘俱窮，財政支出又未加節制，繼續在擴大，這種龐大的經費支出，集中表現是“三沉三費”。所調“三冗三費”，具體的表現在哪裡？據其在土疏中的指陳，結合北宋時期一些史料記載，大略是：
宋建國之初，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由於實行恩蔭、薦闢，既廣而濫，就不再受定員限制了。地方機構中如此，中央朝廷同樣如此。所以造成大量冗官的原因，是和宋王朝封建官制，用利祿來竭力維護和籠絡官僚士大夫階層，以保障其封建統治有關。比如，當時有一種官官相承的封官之制，稱為“恩蔭”。還有一種“任子”之制，規定皇帝每三年舉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朝廷中大小各官，均可恩蔭及子，即子弟可封受一定的官職。
每次郊祀後，透過“任子”的官員約有四千人，甚至出生不久的懷抱嬰兒，亦可授予官職。這樣十年，就有一萬二千員官額增加。以後，這種恩蔭擴及到不僅三年一次的郊祀，凡逢災荒之年，地主能開倉出糧，以及修城築工，都可得到授官，到了微宗時則變成公開的賣官了。而且郊祀一次，除了恩封官職外，還恩賞給大小官員錢物，每次賞賜支出緡錢五百多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縐 、綢，平其值給之。
賞賜錢幣的來源，多出於外僚科斂所進的羨餘，亦即剝削人民血汗所得的財物。在宋祁時全國究有多少官員，在他的上疏中未指出，據仁宗時曾任戶部副使的包括在上硫中說：真宗時，文武官員，總計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內外官總計一萬七千三百餘員。未受差遣的京官和使臣及守選人還不在數內，較之先朝才四十餘年已超過一倍多，至於正官外的候缺者，更不知其數。另外宗室吏員受祿者有一萬五千多，各級官府中，大批不受祿，靠貪賄為生的吏員，為數更多了。
宋朝兵制分為三種：一稱禁軍。屬於天子的衛兵，守衛京師，備征戍之用。宋太祖時計十九萬五千人。半數駐京，半數更戍。太宗時擴增為三十五萬人，真宗時又增為四十三萬二千人，到仁宗時，因對西夏用兵，更增加為八十二萬六千人，連同地方廂軍四十三萬人在內，全國軍隊共達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用於養兵的費用幾乎佔全國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一稱廂軍，屬於地方州鎮之兵從事各種役使，多屬招募而來，曾規定凡能募到一千人者，可特升一官，遇到災荒時，大批饑民無以為生，就被葬充廂軍，於是農耕者越來越少，當兵冗食者則越來越多。
另一稱鄉兵。屬於按照戶籍推選或僱募，專為防守鄉里治安之用。包括初時邊塞地區的番兵，均列於鄉兵範圍。鄉兵的一切開支不屬於國庫支出，兵員數也不列全國兵員範圍之內。
到北宋後期微、欽兩帝時，兵額又擴大，而且招募多冗濫而無鬥志，終於出現了“靖康之變”。所謂冗兵之害，不只耗費了國家財力，最後造成亡國之痛。
三、僧道無限敗，越來越多
北宋時歷代帝王，大多提倡佛倒。宋太祖建國後，即採取保護佛教政策，以爭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援。太宗時，更在峨帽、天台等處，修建寺廟，京師開封並專設譯經院，與道教並重，以是僧徒日多，由初時六萬八千增加到二十四萬人，到真宗時全國僧徒達四十萬，尼姑六萬多，依靠佛寺道觀為生者還不在其內。
據宋祁所說，除已受戒的僧道外，此類人員如遺返為民就有五十餘萬人。可見當時包括已受戒的僧道在內當在百萬之數。因此，宋祁建議：1、停止毫無意義的道場齋蘸。2、罷去京師寺觀，制止營造祠廟。3、除已受戒的僧道外，其餘統遣返為民。
儘管在“百年之積，唯存空簿”的狀況下，其後曾一度實行范仲淹提出的“慶曆新政”，力圖從整頓吏治著手解決困難，但凡所措置涉及到統治階層內部集團利益時，就往往難以實行。同時由於宋仁宗的優柔寡斷，凡事不能果斷執行，因此，宋祈雖然上了“三冗三費”疏，其實也不能真正實行，沒有收到改革弊政的效果。
國家機構的興革，不僅要切中時弊，更其重要在實效。北宋時期，士大夫中議論朝政，不少人能諍諍而言，但凡付之實踐時，則又因涉及既得利益而嘖有煩言，一些官吏對於財政問題，大都是議論時頭頭是道，唯我獨智，似乎能以天下蒼生為已任，一旦當位，則又畏首畏尾，但求因循守舊過去，實際上並不講求實效。
正因如此，其後王安石的變法理財，不可避免地引起軒然大波而成為一群食祿者群起而攻的目標了。宋祁的“三冗三費”疏，儘管並未付諸實施，但因它揭示了北宋初期財政支出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就其任職三司期間，尚能指陳時弊而言， 與當時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甚至以貪讀為能者相比較，則已屬難能了。
宋朝建國以後的六十多年中，由於採取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各項措施和實行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社會經濟在一段比較平穩定的時期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但也正由於和平日久，統治集團中苟安因循，漸次成俗，官僚機構，日益膨大，冗費繁多，在號稱“太平興園”之世時，已逐漸地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質。
朝政的腐朽，必然會從財政狀況中反映出來。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間就出現坐吃庫存的目子，不再是過去“美溢有餘”的情況了。及至寶元初，用兵陝西，調費日蹙，財政更加感到困竭，以至後來終於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面對這種情況，一些為了維護王朝統治，憂心財政狀況的大臣們中，紛紛提出各種解決當時財政睏乏問題的建議，宋祁就是其中之一。
宋祁於仁宗天聖年間與其兄宋庠同舉進士，兩人都以文學著稱於時，入仕後初任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太常博士等職。後徙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帝王修過起居注。仁宗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時，曾擔任權三司、度支判官，負責一部分朝廷財政。當時正值仁宗對陝西用兵，排程顏繁，財政支應處於十分困難之時，為此他曾上疏指陳窮乏原因，提出改革建議。
他認為造成北宋當時國用不足，主要是取用無度，財政收入既已羅掘俱窮，財政支出又未加節制，繼續在擴大，這種龐大的經費支出，集中表現是“三沉三費”。所調“三冗三費”，具體的表現在哪裡？據其在土疏中的指陳，結合北宋時期一些史料記載，大略是：
宋建國之初，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由於實行恩蔭、薦闢，既廣而濫，就不再受定員限制了。地方機構中如此，中央朝廷同樣如此。所以造成大量冗官的原因，是和宋王朝封建官制，用利祿來竭力維護和籠絡官僚士大夫階層，以保障其封建統治有關。比如，當時有一種官官相承的封官之制，稱為“恩蔭”。還有一種“任子”之制，規定皇帝每三年舉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朝廷中大小各官，均可恩蔭及子，即子弟可封受一定的官職。
每次郊祀後，透過“任子”的官員約有四千人，甚至出生不久的懷抱嬰兒，亦可授予官職。這樣十年，就有一萬二千員官額增加。以後，這種恩蔭擴及到不僅三年一次的郊祀，凡逢災荒之年，地主能開倉出糧，以及修城築工，都可得到授官，到了微宗時則變成公開的賣官了。而且郊祀一次，除了恩封官職外，還恩賞給大小官員錢物，每次賞賜支出緡錢五百多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縐 、綢，平其值給之。
賞賜錢幣的來源，多出於外僚科斂所進的羨餘，亦即剝削人民血汗所得的財物。在宋祁時全國究有多少官員，在他的上疏中未指出，據仁宗時曾任戶部副使的包括在上硫中說：真宗時，文武官員，總計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內外官總計一萬七千三百餘員。未受差遣的京官和使臣及守選人還不在數內，較之先朝才四十餘年已超過一倍多，至於正官外的候缺者，更不知其數。另外宗室吏員受祿者有一萬五千多，各級官府中，大批不受祿，靠貪賄為生的吏員，為數更多了。
宋朝兵制分為三種：一稱禁軍。屬於天子的衛兵，守衛京師，備征戍之用。宋太祖時計十九萬五千人。半數駐京，半數更戍。太宗時擴增為三十五萬人，真宗時又增為四十三萬二千人，到仁宗時，因對西夏用兵，更增加為八十二萬六千人，連同地方廂軍四十三萬人在內，全國軍隊共達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用於養兵的費用幾乎佔全國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一稱廂軍，屬於地方州鎮之兵從事各種役使，多屬招募而來，曾規定凡能募到一千人者，可特升一官，遇到災荒時，大批饑民無以為生，就被葬充廂軍，於是農耕者越來越少，當兵冗食者則越來越多。
另一稱鄉兵。屬於按照戶籍推選或僱募，專為防守鄉里治安之用。包括初時邊塞地區的番兵，均列於鄉兵範圍。鄉兵的一切開支不屬於國庫支出，兵員數也不列全國兵員範圍之內。
到北宋後期微、欽兩帝時，兵額又擴大，而且招募多冗濫而無鬥志，終於出現了“靖康之變”。所謂冗兵之害，不只耗費了國家財力，最後造成亡國之痛。
三、僧道無限敗，越來越多
北宋時歷代帝王，大多提倡佛倒。宋太祖建國後，即採取保護佛教政策，以爭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援。太宗時，更在峨帽、天台等處，修建寺廟，京師開封並專設譯經院，與道教並重，以是僧徒日多，由初時六萬八千增加到二十四萬人，到真宗時全國僧徒達四十萬，尼姑六萬多，依靠佛寺道觀為生者還不在其內。
據宋祁所說，除已受戒的僧道外，此類人員如遺返為民就有五十餘萬人。可見當時包括已受戒的僧道在內當在百萬之數。因此，宋祁建議：1、停止毫無意義的道場齋蘸。2、罷去京師寺觀，制止營造祠廟。3、除已受戒的僧道外，其餘統遣返為民。
儘管在“百年之積，唯存空簿”的狀況下，其後曾一度實行范仲淹提出的“慶曆新政”，力圖從整頓吏治著手解決困難，但凡所措置涉及到統治階層內部集團利益時，就往往難以實行。同時由於宋仁宗的優柔寡斷，凡事不能果斷執行，因此，宋祈雖然上了“三冗三費”疏，其實也不能真正實行，沒有收到改革弊政的效果。
國家機構的興革，不僅要切中時弊，更其重要在實效。北宋時期，士大夫中議論朝政，不少人能諍諍而言，但凡付之實踐時，則又因涉及既得利益而嘖有煩言，一些官吏對於財政問題，大都是議論時頭頭是道，唯我獨智，似乎能以天下蒼生為已任，一旦當位，則又畏首畏尾，但求因循守舊過去，實際上並不講求實效。
正因如此，其後王安石的變法理財，不可避免地引起軒然大波而成為一群食祿者群起而攻的目標了。宋祁的“三冗三費”疏，儘管並未付諸實施，但因它揭示了北宋初期財政支出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就其任職三司期間，尚能指陳時弊而言， 與當時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甚至以貪讀為能者相比較，則已屬難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