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獲頒“文正”的人雖然不多，但歷代都有，大多屬於鳳毛麟角的人物，不是家國的擎天白玉柱，就是朝廷的架海紫金梁，一般文臣很難得到這一稱謂。

這個諡號，是所有文臣中褒獎最高的，歷代文臣也以能獲得這個諡號為榮。

無疑，范文正公，曾文正公，倆個人都是被賜予“文正”諡號的名臣，是自古忠臣良相的表率和楷模。

不同的是，他們中間隔著幾個朝代的巨大差距，他們的口碑和事蹟也存在不一樣的迥異。

或也可以這麼說，范文正公是歷代文臣中的表率，也是生前身後少有差評的一代名臣，垂範千載，流芳百世。

曾國藩卻是個譭譽參半的人，雖然獲得如此隆譽的諡號，但那只是皇家的一廂情願，勞苦大眾或者平民百姓對他是不太感冒的。他本人也確實做了很多有利於朝廷、卻貽害民間的惡劣行徑，還被諷以“曾剃頭”的名號，可見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並不像他的諡號那樣光耀萬年。

而單就倆個人的文采或造詣來講，倆個人也不可能相提並論，也根本不在一個檔次。小范老子那是一代名相，沉雄大器，國之干城，文治武功，雄視百代，於國於民，殫精竭慮，死而後已，真正做到了他本人的諾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文正公的文采不僅曾國藩無法望其項背，就是一般的文人墨客也難及其萬一，無論是政績上還是文采上，小范老子都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他的許多文學作品同樣成為率領百代的文萃精華，比如他的《岳陽樓記》，比如他的《漁家傲》等等。

這一點，別說是笨笨磕磕、畏縮如鼠的曾國藩，就是如蘇子一般的千古文豪也不能不給范文正公留下一個堂皇而奇偉的顯耀位置。

曾國藩的文采體現在他的家書上，和他的性格與人品一樣，陰鷙而刻薄，少謀而寡恩，前怕狼後怕虎的，一生都是唯唯諾諾，戰戰兢兢，所幸的是他是個隱忍而堅持的人，不然的話，將會一敗塗地，一事無成。他的實際書寫能力和文學造詣也根本無法同范文正公並肩比立，只能甘拜下風，一路追隨小范老子的千古高風，卻無法達其萬一。

在封建朝代，能被諡為文正是所有文臣能得到的最高褒獎。諡號文正，就表示你一生的品質道德基本上沒有瑕疵，在“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北宋的范仲淹，晚清的曾國藩，都得到了文正的諡號。范仲淹在政治上的作為是大力支援、積極參與“慶曆新政”的改革。作為文臣，他任軍事長官駐守西北邊陲延安一帶，頗有作為，贏得了“範老夫子胸中有百萬雄兵”的讚譽。在家族教育方面，他倡導族內興辦義田，保障了範氏一族數百年來敦睦和氣，無飢餒凍死之人，且出身貧寒也能得到族內大力援助，使其順利成為有用之才。在文學方面，他的詞“塞下秋來風景異”成為了傳世作品，特別是一篇《岳陽樓記》，雄霸五千年中華文壇。另一位被諡為文正的曾國藩，後人稱讚他是“古今完人”。他政治上的成就第一是創辦湘軍，蕩平太平天國動亂。在這過程中，他首創洋務，派出第一批留洋少年。被譽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他個人修養水平極高，在書法、文章方面都有非凡造詣。特別是他的家書家教，極為出名，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咒語，一百多年來，後人多才俊，基本上無一個壞蛋。所以被諡為文正。說到文學造詣，應該是范仲淹更高，一篇《岳陽樓記》，能出其右者有幾？

文正是自宋朝後古代文官最高的諡號，當時文人為官者無一不是以“文正”視為自己的最高理想。

古代諡法，“文”之後，高低順序為：“正忠恭成，端恪襄順”；“武”之後，高低順序為：“忠勇穆剛，德烈恭壯”。所以文官的諡號最高為文正，武官諡號最高為忠武。

但是諡號都是在官員死後，由皇帝親自追封。所以在評定諡號時，除了評價其生平對國家所做的貢獻之外等各方面的綜合考量，還有就是其與皇帝關係的親近也有影響。造詣文學方面雖然對諡號有些影響，但是所起的作用並不是那麼大。

而范文正公（范仲淹）和曾文正公（曾國藩）的諡號為文正，絕大部分的原因時取決於他們對於國家所作出的貢獻。

范文正公所處時代為宋朝，但是宋朝的最高諡並不是文正，當時的最高諡號為“文貞”這是承襲的唐代諡法，宋朝以“文正”為最高諡號時在司馬光之後的事。

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仕途坎坷，最終死於赴任的路上。范仲淹一生所作就有影響的兩件事，一件就是西夏李元昊起兵造反，范仲淹率兵平叛，鎮守邊疆有大功。另一件就是針對當時的官僚體系的腐敗，提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開始了政治官僚體系的改革，雖然改革最終失敗，但也是為國家嘔心瀝血，最後死於任上。

范仲淹的文學造詣事非常高的，一篇《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流傳千古。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為人準則，即便逝去千古，依舊值得我們學習。

相比范仲淹，我想我們大多數人都認識曾國藩。作為晚清第一中興名臣，曾國藩創辦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也是洋務運動的發起者之一。可以說曾國藩的諡號文正，完全是憑藉自己的功績所得。

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都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文學造詣意識非常高的，他最出名的應該就是曾氏家訓，從為人處世，從政治軍，謹守家風，保養身心等多方面進行分析註釋，曾氏家族百年來走出了幾百位人才，大多得益於此。

如果要以文正的諡號來說，我認為曾國藩的諡號含金量比范仲淹的要稍高。

宋朝文正諡號有九人，元朝有六人，明朝有五人（方孝孺是幾百年後追贈），清朝有八人，但宋朝文正諡號之後再司馬光以後才為最高，所以我說范仲淹的稍低。

古代有重大貢獻的文武官員死後，皇帝賜諡號: 文官諡“文"，武官諡"武”。諡號”文正"是文官最高賜封，幾千年不過十數人而矣。最著名的的是司馬遷/範/曾三公。

文正，其實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稱呼。就是文學品格中正，是一種美好的稱呼，是由封建官方給頒佈的死後的一種諡號。

範文正，曾文正都是一樣的，都是褒獎。但是論文學成就的話，還是范仲淹的成就比曾國藩的成就大一些。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認識基礎：諡號文正中這個“文”字，與文學中這個“文”字，是兩個意思，所謂的文正，跟文學水平無關，並不是說諡號文正，就有很高的文學水平。要詳細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深究一下諡號的相關知識。

諡號，簡單來說就是對一個人蓋棺定論的評語，而且普通人是沒資格獲得諡號的，只有君王、諸侯、妃嬪、大臣等人才有資格。諡號起源西周時期，除了秦朝時短暫廢除之外，基本上貫穿了整個中古古代歷史。

《逸周書·諡法解》中講的是周公制諡，也有人認為諡號起於周共王、周懿王年間，其年代與周公想去亦不遠。

早期的諡號，都是美諡，所謂美諡，自然就是讚美之辭，都是褒義。比如西周前面的歷代君王，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這些都是美諡。

但到了厲王時，厲王無道，引發了華人暴動，西周開始進入共和執政時期，這個時候，才開始有了惡諡，所謂惡諡，自然就是貶義，周厲王便是歷史上第一個獲惡諡的君王。

隨著歷史的發展，諡號也不斷演變發展，一字諡、二字諡甚至多字諡各有流變，但對於臣子來說，基本上都是一字諡或者二字諡。文正原本應該叫文貞，後來避皇帝諱改為文正，文正這個諡號，是從北宋時期開始鼓吹的，第一個鼓吹文正的人是司馬光，從那時候開始，文正就被視為文臣能獲得的最頂級的諡號。

但正如開篇所言，文正中的文字，跟文學是沒有關係的，在諡號中，文是最常見的美諡，比如周文王、晉文公、魏文侯等，《諡法解》中提到：“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一共列有幾十種情況，都可以諡為文，並不是說，這個人要有很高的文學造詣。

但為什麼大多數獲得文正諡號的人，都具備很高的文學水平呢？原因其實也不難分析，因為文正是賜予文臣的諡號，而從科舉制度誕生以後，要想入朝為官，幾乎都要熟讀詩書參加科考。那些有資格獲得諡號的文臣，皆是博覽群書之輩，其有很高的文學水平，就不難理解了。

再回到題主的問題上，范仲淹和曾國藩都諡為文正，他們誰的文學造詣更高呢？為了避免誤導，我的答案是這樣的：在明確“文正中的文，其含義並非文學水平”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單獨評價兩人的文學造詣，筆者認為范仲淹的文學造詣遠勝曾國藩。

范仲淹散文、政論文、詩、詞都非常出色，其發揚了韓愈文以載道的精神，更深深影響著後世的文人，流傳千年而不朽。曾國藩則只在他那個時代有一定的影響力，無太多名篇傳世，只論文學造詣，頂多影響百餘年而已。

“文正”雖然是朝堂對於文臣蓋棺定論的最高褒獎，但“文正”並不代表文學成就最高，畢竟文臣追求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整體

舉個例子，總分第一代表單科第一麼

關於文

文是美諡，一般授予翰林院出身文臣，有評價文學成就意思，說起知識淵博，但並非代表最高

比如說辛棄疾，被稱為詞中之龍，他的諡號是“忠敏”，為啥沒有給他“文”呢，因為辛棄疾並沒有參加科舉，也沒入過翰林，憑藉的是南歸軍功入職

當然，翰林院畢竟是皇帝的文學侍從，是從進士中選拔的優秀大家，授之以“文”，也是名至實歸。范仲淹和曾國藩有“文”稱號，能說明他們有很高的文學造詣

關於正

正也是美諡，表示居其位謀其事，克盡職守，表示在公事國事中有大貢獻大成績。這個和文學修養其實並無關係

綜上來說，范仲淹和曾國藩並不能以“文正”諡號去比較文學造詣高低

至於二人造詣水準高低，唐詩宋詞明清小說，老範能以一篇岳陽樓記流傳千古，個人認為比家書傳世的曾國藩水準更高一些

古代讀書人做官講究，立功，立言，立德，范仲淹在為國立功上，不如剿滅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在個人立德上兩人平手，著書立言上，就憑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就勝過曾國藩家訓全本，總的來說，二人基本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