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貨幣改革一共進行了四次，一次在孺子嬰時期，三次在新朝建立後。毫無疑問，王莽的貨幣改革既無必要，也不成功，徹頭徹尾的失敗！

一、始建國元年貨幣改革（第二次貨幣改革）

始建國元年正月，王莽下旨廢除錯刀、契刀及五銖錢，發行小銖（一錢）和大銖（五十錢），為防止民間私鑄，下令禁止私藏鑄錢的銅和炭。自此，王莽改革最大的敗筆，貨幣改革拉開帷幕。

按史書說法，王莽之所以改革貨幣，是因為王莽覺得“劉”字裡面有“金”、“卯”、“刀”組成（繁體劉字），所以漢朝時用的金錯刀、契刀，甚至包括剛卯配飾都必須廢除。這種說法太牽強附會，新朝貨幣改革實際上是因為當時的貨幣確實存在很多缺陷造成，只是王莽也沒改好。

以今天經濟學理論套用，漢代貨幣市場類似於“金本位”時代（發行貨幣的總量與實際的黃金儲備等值），即貨幣的“價”與它實際的“值”要匹配。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一文銅錢，從銅礦開採，到銅的冶煉，再到最後鑄成一枚錢幣，它所耗費的成本和附加值，就應該等於它的面值。

“金本位”時代，要求發行紙幣的總面值必須要跟實際的黃金儲備等值，超過黃金數量發行就出現貨幣貶值，低於黃金數量發行就出現“緊縮”。同樣，如果面值一文的銅錢，在鑄幣材料上所耗費成本低於一文，那麼就出現“價大於值”，“價”與“值”的差額就是利潤，兩者差距越大，利潤越高，民間就會出現私鑄錢幣的現象。

反過來，“價低於值”是不是就沒問題了呢？也不是，這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鑄幣出現虧損，二是老百姓會把錢幣藏起來，甚至把原來銅錢融化了摻入低廉的金屬，再把它鑄成“價大於值”的假幣。

總之，按照經濟規律，貨幣必須正常反應它的價值才不會出問題，否則一定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動盪。按照這個基本準則，我們發現新朝的第一次貨幣改革就隱含了巨大的危機，“大錢五十”就是一個嚴重的“價大於值”的貨幣。

王莽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所以他企圖以行政的手段干預經濟行為，認為只要掐住了鑄幣的原材料銅和炭，即便有人想私鑄也做不到。在經濟學面前王莽顯得太幼稚，再強大的國家機器都鬥不過人心，在巨大利益面前的人心，在面臨生存危機時刻的人心！

二、 始建國二年貨幣改革（第三次貨幣改革）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十二月，王莽再次改變幣制，這次幣改力度更大，也更要命。他一次性發布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即金（一種，一斤值萬錢）、銀（二種）、龜甲（四種）、貝（五種）、錢（六種）、布（十種），統稱“寶貨”。

金和錢是當時流通貨幣（金被稱為“上幣”，錢被稱為“下幣”），王莽在原有兩種錢幣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四種面值。布幣並不是用布做的錢幣，它的材質也是銅，形狀像個鏟子，所以也叫“鏟布”，設定了十個面值。銀作為貨幣，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但顯然沒有流傳，所以面值情況不詳。

奇葩的是，龜甲和貝這兩種中國遠古時代的貨幣竟然重出江湖，而且人為地規定了九種面值。

我們來揣摩一下新朝貨幣改革的出發點。古代貨幣最大的弊端有幾個方面：一是攜帶不便，太重，太大；二是面值分佈不合理，兌換及找零不方便；三是價與值的匹配約束，加重了流通成本。

放在電子貨幣盛行的今天都不是問題，古代解決這些難度無疑太大了。西漢流行的貨幣缺陷很明顯，一是作為上幣的黃金面值太大，重量也大，除了大宗交易，幾乎用不上；二是銅錢面值太單一。這導致人們通常攜帶大量銅錢，極不方便。

所以，新朝貨幣改革力圖透過增加幣種，解決攜帶、兌換找零及流通成本，於是搞了六大品類，二十八種貨幣。

這就矯枉過正了，幣種太多實際上會帶過來負效應，誰能記得住二十八種面值之間的兌換關係？搞這麼多面值不是方便了民眾，而是給人們帶來無盡的麻煩。貨幣這東西家家戶戶每天都離不開，簡單是第一原則，新朝幣改純粹是按下葫蘆起來瓢。

漢元帝時期有個大學問家貢禹，也多次上疏希望恢復龜甲和貝為貨幣，他的理由是，古人不宜昂貴的金屬為貨幣，所以人民不會產生逐利之心，現在用金和銅作為貨幣，老百姓為利益所惑，成天想著開礦鑄錢，人心就敗壞了，社會秩序敗壞的根源就在這裡。

貢禹的話實在是愚不可及，純粹以道德的視角看待經濟問題，就像在哈哈鏡前照鏡子，不出么蛾子才怪。無論是幣種設定的不合理性，還是龜甲作為貨幣，說白了就是外行人幹內行事，以為儒生就是萬事通，實在是用非所人，這也是王莽的一大短板。

二十八種貨幣，表面上解決了面值的“階梯”問題，可是卻暴露了另一大致命弱點：價與值極度不平衡。尤其是龜甲和貝，從設定上看，它很可能是低於“銀”，高於“錢”的幣種，“價”遠遠大於“值”，傻缺才敢收你的龜甲呢！而鏟布極有可能是“價”低於“值”，沒人捨得把自己手上的鏟布花出去。

當時的市場肯定是這樣一個局面：買家拿著一堆龜甲和貝跟賣家買東西，賣家直搖頭，俺不要龜甲，只收鏟布。買家很生氣，你當俺缺心眼吶，十幾個鏟布才抵一個錢，俺還想留著化了賣銅呢！好容易買家和賣家達成一致，還是用“金”或“錢”，可但是，俺沒記住這些錢面值怎麼換算......，算了，俺拿南瓜跟你換半袋米行不？

到頭來，新貨幣不但沒解決問題，反而把市場徹底搞亂了。為了防止民間私鑄，新朝釋出了第一道與王莽的仁柔不相稱的法令：一家盜鑄，五家連坐！法律這東西，如果你定得不合理就成了人民的陷阱，再嚴格也沒用。面對不斷出現的盜鑄，王莽不得不調整貨幣品種和麵值。他越是力圖糾偏，問題越嚴重，今天發行的貨幣明天就廢止，後天你發行的貨幣誰敢用？朝廷一看，發行情況不佳嘛，再更換......

到這時候，貨幣改革成了兒戲，朝令夕改，人民無所適從，貨幣流通幾乎陷於癱瘓。老百姓怎麼辦？冒著風險偷摸使用原來的五銖錢。社會也不可能再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年代，新貨幣無人敢用，五銖錢成了拯救民生的“黑惡勢力”，滑稽得很。

這種混亂的局面維持了一年，新朝被迫宣佈幣改失敗，停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發行，恢復到始建國元年的大小錢時期。

三、 天鳳元年貨幣改革（第四次貨幣改革）

天鳳元年（公元14年）七月，王莽再次下令貨幣改革。這次貨幣改革有兩大內容，一是“金銀龜貝”重出江湖，二是釋出貨布和貨泉兩大銅質貨幣。這次貨幣改革相對於始建國二年，對“金銀龜貝”的發行品種數量和麵值做了一定調整，貨布和貨泉也調整為各有一個面值，即貨布重二十五銖，貨泉重五銖。

這是王莽最後一次貨幣改革，關於“金銀龜貝”的改革成效，史書沒做交代，估計雖有政令，但形同虛設，無人肯用，亦或者這次改革根本就不包括“金銀龜貝”。貨布和貨泉的發行再次給人民帶來災難，原因還是“價”與“值”的嚴重偏離。貨布的重量是貨泉的五倍，但面值卻是貨泉的二十五倍！也就是說，貨布身價虛高五倍！

人民再次陷入混亂，好在新朝釋出政令是留了個後門，正是這個後門使得新朝經濟沒有完全崩潰，這個後門就是：大錢不立刻廢止，仍可流通一段時間（六年後大錢才完全廢止）。

四、綜述

我們來梳理一下王莽主持的四次貨幣改革：

第一次在居攝二年，發行了大錢、契刀和錯刀幣。因為大錢相對於五銖錢有二十五倍的“身價虛高”，所以導致民間盜鑄嚴重，本來契刀和錯刀幣身價虛高更嚴重，但因為鑄造工藝民間解決不了，使得盜鑄目標全部放在了大錢上。雖然“價”與“值”嚴重失衡，但人民也慢慢開始接受了大錢。

第二次貨幣發生在始建國元年，廢除了“價”“值”扭曲嚴重的契刀和錯刀幣，同時廢除了五銖錢，增加小面值的一銖錢。一銖錢即小錢，面值“一文”，大錢面值“五十文”。筆者認為這次貨幣改革本身沒有問題，契刀和錯刀幣應該廢止，小錢可以有效補充經濟生活中的“找零問題”（漢代一錢相當於今天4-5元人民幣，五銖錢作為最小面值，顯然太大了）。問題依然出在第一次貨幣改革發行的大錢，第二次貨幣改革還是沒有解決它“價”虛高的問題。另外五銖錢的廢止其實也值得商榷，完全可以並行，讓人民多一種選擇，多一些適應期。第三個改革發生在始建國二年，發行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這次改革完全背離價值規律，是一次災難性的改革，大量的商人，甚至平民因此破產，嚴重降低了王莽長期以來在民眾中形成的光輝形象。第四次改革即天鳳元年的最後一次貨幣改革，重點是發行了貨布和貨泉。王莽本意是對第三次改革的一次糾偏，但“價”與“值”的偏離依然像魔咒一樣，死死纏上了大新王朝。貨泉本質上是對五銖錢的變相迴歸，貨布是對大錢的價值糾偏（大錢虛高25倍，貨布下降到5倍）。

四次改革，除了小錢的釋出有意義外，其它的改革對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雖然出發點是為了解決貨幣在實際運用中的種種弊端，但改革的手段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把《周禮》當成萬古不變的真理，盲目崇古，不但解決不了問題，相反等於火上澆油，嚴重摧殘了本已脆弱的民生。

幣制改革，大新王朝的自殘事件！

王莽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貨幣改革頒佈實施了28種，給老百姓使用帶來了極大混亂。後來不得已又廢除一部分。他不僅對貨幣進行改革，對政治制度，官職稱謂，邊疆少數民族政策等，都進行了一系列革新。王莽改制是他篡位後很快失敗的主要誘因！

在中華歷史上共出現三位對中國有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改革家，先是戰國七雄之一秦國的公孫鞅，也就是後稱商鞅，主要實行了井田制;笫二是漢朝的王莽，稱帝改新（朝）;再就是現代偉大的改革家鄧小平！秦國商鞅和現代鄧小平的改革都非常成功，唯有王莽的改革沒成功。王莽稱帝后下令變法，一是把全國所有的田地改為王田制，第二把奴婢稱為“私屬”，這兩制不準買賣，為了平定物價，幣制改革了四次，錢越改越小、價卻越作越大，這種刮取民脂民膪的手法受到了中小地主和廣大民眾的強力反對，也就出現了多地的農民領袖起來反抗，只至推翻了新（朝），建立了以劉秀為帝的東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