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假借鄭泌昌之口所說“文官的衣服上繡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繡的是獸。披上了這身皮，我們哪一個不是衣冠禽獸。”實際上是一句歪解。明朝從來沒有把“衣冠禽獸”和官服上繡的補子聯絡到一起。

“禽獸”這個詞在明朝是罵人的話，其含義等同於“畜生”。明朝田藝蘅《留青日札》有《禽獸衣冠》這個條目，大體內容是說，皇宮內監蟲蟻房裡豢養各種虎豹犀象大型獸類享受國家待遇，如同官員的品級一樣。這些禽獸如同穿著衣冠的官員，被朝廷的財政供養著。所以弘治皇帝上臺之後，開始逐漸處理這些禽獸，所採取的策略就是斷了它們的口糧，慢慢把它們餓死，這樣可以免去直接把它們殺死。從這段條目可以看出“禽獸衣冠”的含義是指穿著衣冠的禽獸，這裡的禽獸是真禽獸。“衣冠禽獸”則是帶有引申含義，更早的古人有句話叫做“沐猴而冠”，再說通俗一點就是“披著人皮的狼”。穿著衣冠而做著禽獸不如的勾當，就是“衣冠禽獸”。

中國古漢語，許多詞語有一個產生、發展和逐漸演變的過程。有些詞語原意是“南”，到了現代，被人理解成了“北”，但是一旦約定俗成，也就無法再細摳其本意了。比如：

“愚不可及”這個成語。這個成語最初其實是一種至高的讚美。語出《論語.公冶長》，孔子評價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甯武子的時候這麼說：國家政治開明，他就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智慧，當君主昏暗無度，他就退居幕後裝糊塗。他那種聰明，別人可以做得到。但那種裝糊塗，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也就是說，一個人能達到“大智若愚”的地步，是很難的。但是現在經常被用來形容一個人笨到無人能及的程度。

還有“無奸不商”這個成語。這個成語最早的說法是“無尖不成商”，“尖”說的是米堆的尖，古代的米商做生意，除了要將鬥裝滿之外，還要再多舀上一些，讓鬥裡的米冒著尖兒。在那個時代，不能敦厚到這種程度的，就被公認為不夠格當商人。但是現在卻成了凡是商人都奸猾的意思。

文官一品繡仙鶴，二品鄉繡錦雞，三品繡孔雀，四品繡雲雁，五品繡白鷳，六品繡鷺鷥，七品繡鴛鴦，八品繡黃鸝，九品繡 鵪鶉。

武官一品、二品繪獅子，三品繪虎，四品繪豹，五品繪熊，六品、七品繪彪，八品繪犀牛，九品繪海馬。

文武官員一品至四品穿紅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綠袍。

所以，最早先“衣冠禽獸”是個褒義詞，是一句稱讚的話，頗有令人羨慕的味道。

文官所穿的官服上繡的是飛禽，而武將所穿的官服上繡的則是走獸。表現出文官擁有非常發達的頭腦以及高超的智慧，而武將則擁有英勇無比的力量，以及敏銳的行動力。

穿著這種官服的官員，行走在外時都會受到別人的尊重，光憑官服的樣式就能夠彰顯出他們的官階，讓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們的身份。百姓看了以後，眼中充滿了羨慕的眼神。

其實《大明王朝1566》中假借鄭泌昌之口所說“文官的衣服上繡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繡的是獸。披上了這身皮，我們哪一個不是衣冠禽獸。”並不是貶義，反而是一種炫耀，要就是說，我們都是為官的，都是朝廷的棟樑，有一陣志得意滿的味道。

這個詞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原意的呢？最早見於明末陳汝元所著《金蓮記》一書。

後來，清朝李汝珍所著《鏡花緣》中有一句：“既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這句話就純粹成了一個貶義詞。所以說，衣冠禽獸一詞真正的轉義應該是清朝以後。此時的意思已經變成一個人外表衣帽整齊，行為卻如禽獸，比喻其道德敗壞。和成語道貌岸然有些類似。

其實，和後來的“衣冠禽獸”意義相同的詞語早就有，只是不太常用。它出現在宋朝，是形容唐朝人蘇楷的。“河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七）“梟”，是一種窮兇極惡的鳥兒，傳說它為了存活，不擇手段，不惜吞吃母親。“獍”，傳說它飢不擇食，殺氣騰騰，居然咬死自己的父親。

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就是六親不認，就真正的成為了禽獸。

所以說，按照原意來說，“衣冠梟獍”這個成語，才是一個保持原意的貶義詞，是真正罵人的髒話。

天子著龍，文官著禽，武將著獸。其實禽、獸也未必就是貶義，比如龍鳳麒麟龜，就代表祥瑞之意。但是放到一起，一說禽獸，就成了貶義……

蒙古人把中原當做自己的牧場，漢人成為牧場的牛羊，元廷把稅收到了公元二零零零年，這種日子無法繼續活人，於是官逼民反，朱重八變成了朱元璋。經過了十數年的奮鬥，消滅了張士誠和陳友諒，上位成為了君王，漢人政權迴歸正統。

漢人終於恢復了自己的姓和名，朱元璋考慮全面恢復漢文化，洪武開立，一切就像漢劉邦定禮儀一樣，朱元璋沒有往儒生的帽子裡撒尿，他明白打天下靠的是淮西兄弟們，而坐天下靠的是劉伯溫和李善長及胡惟庸，怎麼能夠讓文人俯首聽命呢？文們在乎的是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需要一套禮儀來襯托榮譽。

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鑑於局勢尚未安定，學士陶安請制定冕服，朱元璋指示禮服不可過繁，祭天地、宗廟只需戴通天冠，穿紗袍。一品至五品官服紫，六、七品服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禮部官員提出，古代服色按五德的學說，夏尚黑、殷尚白、周赤、秦黑、漢赤、唐黃。明取法周漢唐宋，以火德王天下，色應尚赤，朱元璋認可，並規定正旦、冬至、聖節（皇帝生日）、祭社稷、先農、冊拜等大典要穿袞服。

朱元璋用當時最先進的工藝為文官們制定了品序制服，文官們穿上花草，武官繡上飛禽走獸，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定位。文官一品緋袍，繡仙鶴；二品緋袍，繡錦雞；三品緋袍，繡孔雀；四品緋袍，繡雲雁；五品青袍，繡白鷳；六品青袍，繡鷺鷥；七品青袍，繡溪敕；八品綠袍，繡黃鸝；九品綠袍，繡鵪鶉。武將一品、二品緋袍，繪獅子；三品緋袍，繪老虎；四品緋袍，繪豹子；五品青袍，繪熊；六品、七品青袍，繪彪；八品綠袍，繪犀牛，九品綠袍，繪海馬。

飛禽走獸醭子來源於《舊唐書.與服》，這是對中國禮儀中漢文化的傳承，周代以後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祖先崇拜在宗教體系中佔據重要角色，西漢末年的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以高祖配天的祖配禮最早成為國家祭祀活動。此後自東漢始，歷代王朝統治者的祖先配祭活動，都帶有證明其繼統合理性的意圖，對東漢國家的現實政治也有積極作用。在這種祭祀祖先的拜陵謁廟活動中，對於朝拜者和隨從的服飾都有詳細的規定，以顯示鄭重和嚴肅，如《後漢書·輿服志》所記：“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不難看出，歷代統治者對拜陵謁廟儀禮，都是不敢有絲毫疏忽的，唯恐因一點失禮而影響了社稷。

有一點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國古代武將的服飾形象始終講究。《舊唐書·輿服志》是這樣記載的：“則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於背上繡成八字銘。長壽三年四月，敕賜嶽牧金字、銀字銘袍。延載元年五月，則天內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衫，賜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監門衛將軍等飾以對師(獅)子，左右衛飾以麒麟，左右武威衛飾以對虎，左右豹韜衛飾以豹，左右鷹揚衛飾以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諸王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人們一直認為，武則天此舉直接導致了明清兩代官服上補子的盛行。 　　

後代與前代有所不同的是，明清武官補子均為獸，文官則為禽。而武則天時除了麒麟、獅、虎、豹之外還有猛禽，如鷹、鶻等。與此同時，武官享受“甲冑不拜”的特殊待遇，《輿服志》中多次顯示出中國曆代宮廷對武力的倚重。

衣冠禽獸原本是個褒義詞。古代衣服是非常重要的，往往能夠代表人身份的尊卑，可以說這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之一。因此朱元璋親自對衣冠進行了重大調整和完善。在明代的官服制度中，通常用“文禽武獸”來表示官位的大小。這些禽獸花樣通常在常服前胸、後背的中心處，四周則是雲紋、山石等裝飾要素。這樣的造型氣度威嚴，非常符合官員的身份。

根據《明史·志第四十三·輿服三》規定：

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

一品文官，仙鶴；

二品文官，錦雞；

三品文官，孔雀；

一品、二品武官，獅子；

三品、四品武官，虎豹。

為什麼要用這些禽獸來表示不同官員呢？主要是古代尊卑有序。這樣能夠體現上下的秩序性和不可超越性。文官用“祥禽”的目的是因為這表示人性品格的道德教化，武官用“瑞獸”則表示對驍勇善戰的肯定。比如在當時的文化體系中，孔雀是孔雀明王菩薩的坐騎，被視為文明鳥，可是大德大賢的文禽。

可以說衣冠禽獸是明朝特有的服飾，能夠高度視覺化的表現當時社會尊卑有序的需要。可以說在當時衣冠禽獸代表的是權力，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讚美詞。因為這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不過由於後來官場腐敗，這些官員往往禍害百姓，所以衣冠禽獸便成了貶義詞。它專門指那些有著華麗外表，而行為卑劣的人。

“文官的衣服上繡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繡的是獸。披上了這身皮，我們哪一個不是衣冠禽獸。”

這是《大明王朝1566》裡借鄭泌昌之口一個歪解。

編劇也未必信服，不過是作為一個臺詞罷了。

大明朝的官服，文官上的確繡的是禽，武官繡的是獸。

許多人彷彿發現了新的世界，竟然以此為證據來說衣冠禽獸是好詞。

但這跟衣冠禽獸這個詞沒有關係。

首先衣服上繡禽獸這種樣式，元朝就有了，其次要想證明衣冠禽獸是個好詞，至少你要在文獻裡找出一個這樣的用法，例如：“伯虎兄，我祝你衣冠禽獸。”但持此論者沒一個舉出例子來，所依據的推論無非就是明朝的官服制度，相反罵人的用法倒是能找出來一大把。

宋朝卻有一個類似的詞叫衣冠梟獍。同樣是罵人的話，《北夢瑣言》裡說唐朝末年蘇楷為人品行不端，世人將之稱為衣冠梟獍，梟是吃母的惡鳥，獍是食父的惡獸，顯然衣冠禽獸這個詞是從這個詞演化過去的。怎麼可能是好詞？（《辭源》上就是這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