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是從乾隆晚期。乾隆的確有治國的才能，也非常能幹。但是每個人都會有缺點，皇帝也是一樣的，而乾隆的缺點就在於他，太過於自大，這點從他自封"十全老人"就可以看出來。乾隆晚期，開始肆意揮霍，也造成了社會的奢靡之風。他曾效仿他祖父康熙六次下江南體察民情，實際上是貪戀江南的風景，並且他下江南花費的費用是康熙六下江南所花費的費用十倍之多，這造成國庫空虛。主要是他的閉關鎖國，才導致中國落後近百年。

應該是乾隆中後期開始落後世界的。康乾盛世其實就只是封建國家自給自足發展一種繁華的假象，是清政府與過去的自己做比較而不是與世界國家做比較，西方國家其實早就在進步。乾隆帝實施完全閉關鎖國政策，更是阻斷了與外面世界的聯絡，不管是貿易還是科技，都傳播不進來。正當清政府沉浸在所謂的盛世中，同時西方國家已經在鬧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成功促進了生產力，人家已經發明瞭機器，並以機器代替人工的時候，清朝還是以人力為主，這個時候已經是落後世界了。

滿人本身就是落後的，統治中國就是愚味代替文明，華人五千年的文明史，至此滿人入關倒退何止三百年，所以別在胡說什麼清朝無昏君這種病言病語！

當歐洲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之日起，中國就開始了落後於世界。

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於18世紀60年代，止於19世紀40年代。相當於從1760年代持續到了1840年代，其標誌性的事件在於其推動世界發展的動力源，從手工轉變成了蒸汽。

那麼公元1760年，是中國的什麼朝代呢？是乾隆二十五年。那時，清朝國力總體來說還算可以，但實際上也只僅限於規模。內部諸多風險已經顯露。

比如（1）貧富擴大。伴隨著人口增加，人們耐以生存的耕地面積總數並沒有變，變的只是土地兼併，地主階層土地擴大，大量農民無地可耕，導致產生流民，赤貧階層逐年擴大，這成了清朝的經濟與社會危機。

（2）皇權專制導致的官員腐敗，影響官民感情與施政效果，最終釀成各地的社會危機。

實際上自宋以後，不少史學家認為中國社會基本上就停滯了。明朝時，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城市資本經濟發展有了苗頭，海運貿易也比較繁榮，但基本上只限於區域性，隨著清兵入關，這唯一的新興經濟形態被中斷，導致整個清朝只留廣州十三行對外通關。整個社會的經濟升級、軍事實力升級、社會進步被嚴重遲滯。

不進則退。

當別人在進步，你原地不動，基本上就是在退步。所以基本上整個世界局勢，就是從清朝乾隆年間拉大了差距。

所謂的康乾盛世，也只不過就是歷史的迴圈，與農業經濟安定穩定最後的曇花一現而已。並不被史學家多麼稱頌。

這實際上要從落後世界的具體概念來確定。標準不同，結論是不同的。

先看經濟方面。關於這一點歷史學界爭議很大，目前沒有形成統一意見。有些學者從農業的人均產出來考察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水平。但問題在於兩者的農業結構有顯著差異。中國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結構。歐洲的農業結構是種植業和畜牧業並重。簡單對比不能形成有價值的結論。而採用折算成貨幣的方法也不合適。這是因為古代社會農產品市場並不發達，價格不能完全反映生產和需求的關係。也有人利用某些特殊指標，比如糖的消耗量來作為生活水平的標誌，進而衡量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水平。但這也有問題，因為糖的消耗量或者其他某些指標不僅僅受到經濟的影響，也受到飲食習慣或者其他生活習慣的影響。非經濟的因素，有很大的影響力。現在的結論說法很多，最極端的說法是歐洲絕對領先論和中國絕對領先論。前者認為歐洲從來沒有在農業生產上遜於中國，後者認為就算在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農業生產水準依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國學界較為主流的觀點是明代中後期，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力逐步衰退，而與此同時，歐洲憑藉著對外殖民經濟開始出現了新的動力，此消彼長，歐洲逐漸超越了中國。

從政治軍事角度來看，歐洲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尼德蘭革命爆發於16世紀。比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早了大約100年不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於17世紀，正好是中國明清交替的時候。從政治體制上看，歐洲從這一時期開始向近代轉型，但中國依舊延續傳統的政治體制。大致可以認為在明清換代的時候，中國的政治模式開始逐步落後於西方。

軍事領域的進展在歐洲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歐洲在長期征戰的過程當中，刺激了軍事的發展。這兩個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超越了同時期的中國。一個是軍事技術的發展，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式火槍。中國的火槍技術在明代戚繼光的時候和同時期的歐洲國家相比較，水準不落下風。但之後中國的火藥技術沒有長足發展。到了乾隆時期，就已經顯著落後於西方。另外一個是後勤保障制度的發展。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國債的方式籌集戰爭軍費。在短時期內完成國家資源的全部動員。這套制度從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開始初有雛形，到近代的時候，已經比較完善。而中國直到晚清以前，一直採用中央政府臨時調撥的方式來籌集戰爭軍費。所以軍事上落後的時間點大致可以定在清代早期。

總的來看，大部分指標的指向都是在明代晚期到清代早期。從時間上看，也就是17世紀。而道光朝則已經到了19世紀。差了整整200年。其實，對於中國在某些方面的落後，並非沒有機會察覺。晚明時期的某些知識分子，比如徐光啟在和利瑪竇交流的過程當中，就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在某些方面已經落後於西方。晚明時期的一次，中西交流的高潮，並不完全是因為利瑪竇和徐光啟等人的個人熱情所促成的，社會現實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滿清入關以後，高潮轉入低谷。中國錯失了透過文化交流，彌補自身短處的機會，最終導致了近代百年的屈辱史。

當遊牧民族統治農耕為主的中原之國的時候就開始有衰敗的跡象，比如元之於宋，清之於明，本身就是一種文明的倒退，所以在清代明的時候，就開始逐步落後了！

在歷史時間領域的劃分上，往往將嘉慶與道光帝聯絡在一起稱為嘉道時期，與其說清朝是從道光年間才開始落後於世界的不如說道光恰巧碰到了西方列強虎視眈眈殖民擴張。

大家都知道，清朝從乾隆晚期就開始出現吏治腐敗、國庫虧空、社會動盪、河患不斷、邊疆危機等一系列亂象，可以說嘉慶帝接手大清皇權的時候面臨的是一大坨亂攤子。嘉道兩代皇帝歷經50年，都在與這些問題做鬥爭，他們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整頓吏治、財政改革、貿易禁運、河道治理。

可是從小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嘉慶和道光兩位皇帝，在改革方面不敢創新，一直遵循主制，維持已經與世界發展不相匹配的舊有封建體制， 嘉慶帝在面對國庫虧空這一現象時的主張是“徐徐圖之”，在面對官吏腐敗問題上只是給予“下不為例“的警告（除了對和珅），而道光皇帝則更加迂腐，將道德理論上升治國的層次，完全違揹人性真理。道光皇帝在治國上的的道德決定論和道德禁慾主義無疑加速了清朝的衰落。

相比於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紂王、聲色犬馬的楊廣（好像已經被平反了吧），道光皇帝絕對不是一個將王朝推向衰亡的佼佼者，他頂多算是平庸，對，用庸闇來形容他的統治史似乎更合適。

從小在吏治腐敗的環境中長大，以至於皇宮內史官的忽悠他都不能識破，一方面這是他的無能與愚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道光接手時，清朝的吏治腐敗已經深入根本（關於道光為什麼不能識別內務府的欺騙以至於吃一個雞蛋要花五兩銀子，後續我會再出文章分析）。

嘉慶和道光的治國方略主要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二是重本抑末的經濟策略，三是道德至上的治理方略、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這些政策與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已經明顯不相適應。然而，在統制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上，這種治國方略只是暗淡，算不上失敗。

與以往任何一個轉折期的皇帝不一樣，道光皇帝面臨的不僅是一個封建王朝的末世危機，更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性危機。正是由於有了西方列強工業革命後的經濟蓬勃、人權改革，才會使大清王朝看起來不堪一擊。別人已經扛上了機關槍，你卻還在練九陰真經和百步穿楊。

清朝的沒落是道光一個人的問題嗎，不是！是整個統治階級帝王的問題，酷愛幾何、望眼鏡等西洋玩意兒的康熙大帝為什麼沒有在民間推廣，而是採取了後來的閉關鎖國，如果當時的帝王多一份敏銳、多一份豁達，多一份“知己知彼”的決心與毅力，清朝怎會慘敗至此。

同時期的日本同樣採取了閉關鎖國，但是他們利用“風說書”竊取了大量的世界情報，因此在後來的改革中可以從容應對。雖然說日本激進的軍國主義為我們憤恨和不齒，但是某些優點確實需要我們學習，畢竟要“師夷長技以制夷”。

歷史的黑鍋不應該由他一個人來背。與其說是道光讓大清帝國開始“家道中落”，不如說是他恰巧趕上了列強虎視眈眈的入侵。

公元1842年，侵略者已經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南中國的大門。千年的禮儀之邦，連同所有的祭祀禮儀，都一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光宗耀祖、光耀門楣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道光皇帝在位之際，國力日衰。於是，一向克勤克儉，可堪比儒家道德典範的道光皇帝，做出了令所有人吃驚且有違祖規的行為。留下親筆硃諭，死後他的靈位不進太廟，不立神功聖德碑。

到底是什麼讓道光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呢？大清有祖訓，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靈位！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1842年，因為鴉片戰爭的失敗而簽署《中英南京條約》，開賠款割地之先例，把香港島割讓給了英國。道光皇帝覺得自己又丟失了領土，又簽署了不平等條約，感覺愧對先租。於是，他立下了這道遺詔，不許把自己移入太廟。道光皇帝還是頗有些自我反省的意識，不過他也給兒子咸豐皇帝留下了一道難題。

對於咸豐來說，如果道光靈位不進太廟，無疑是把自己的父皇排除在了愛心覺羅氏，孝子賢孫之外。如果牌位進了太廟又違背了祖訓。何去何從？咸豐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最終和清王朝的先租一樣，道光皇帝的牌位還是進入了太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更大的衝擊與變革還在後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