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人搞的變法，一次是范仲淹擔綱的慶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搞的熙寧變法，變法中都有富國強兵的內容，在變法初期也收到了成效，但這兩種變法都涉及權利分配，在利益集團的反對下，在改革派內部的分歧下，變法後期重心放在了爭權奪利上，所以都失敗了，也就達不到富國強兵的初衷。

1、慶曆新政，宋仁宗時期，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系統地提出了改革方案。分別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條，其中有兩條是發展經濟，一條是加強軍備方面的。此次改革重點針對北宋“恩蔭”制度，這項制度造成冗官太多，因為北宋高階一點的官員的子孫、親族、姻親乃至下屬都可由“恩蔭”授官，到了仁宗時期，官員已逾兩萬之數，這些人大多吃空餉不謀事，加大了政府開支，很多官吏和地主勾結起來吞併土地，搜刮民脂，和商人勾結起來壟斷市場，圖謀厚利，使農民生活更貧困。范仲淹往這動刀子等於和絕大多數官僚作對，官僚集團馬上反撲，我們知道皇帝再想搞改革，其核心還是要穩固皇權，改革派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經有結黨現象，所以改革就進行不下去了，富國強兵自然就沒法實現。

2、熙寧變法，到了宋神宗王安石提出了開源與開放的富國理念，擇將治軍的強兵方法，保甲法、置將法、青苗法、市易法等都是富國強兵的變法（雖然有點理想化），因為范仲淹的教訓在前，王安石變法沒有整頓官僚機構，他採取了妥協的方法，不過改革政策很多還是針對利益集團和腐敗的，為了改革成功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利益集團，這批新權貴自身還是要腐敗，等於新舊官員都沒吃虧，農民、商人這些低層階層就損失大了。且宋神宗也只是想借改革穩固權力，透過變法建立了新的效忠於神宗的官僚集團，於是就一腳把王安石踢開了。

不過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但改革期間的效果是有的，當時北宋財政收入增長近3倍，軍隊戰力有了大幅提升，北宋熙寧六年，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宋軍連戰連勝，收復5州。不過這兩次變法都沒解決根本問題，很快宋朝又恢復原形，甚至每況愈下。

這兩次所謂變法，都是從士大夫階層發起的變法，充斥了很多一廂情願的想法，想法很美好，但現實很殘酷。而歷史上的這種變法，大多是要從上而下推行，因此中央一定要強有力，才能最大限度排除阻力。

凡變法者，肯定會觸及到舊階級勢力的既得利益，這就是最大的阻力來源。這裡直接引用商鞅變法的歷史事例。商鞅能成功，更多是因為秦孝公夠魄力，你看換了秦孝公的兒子上位，商鞅不是直接被車裂了嗎？可是此時秦國的變法已經成熟，木已成舟，無法撼動了。因此，近代也誕生了一個凡革命就要流血的觀點，也是不無道理的。

首先來說范仲淹和王安石這兩個文學大佬。

他們兩個人近乎同一時代，范仲淹早王安石31歲，兩個人有過交集，也都在宋仁宗下面做過官。而且兩個人也都是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

我們學過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漁家傲》等詩詞，也學過王安石的很多文章詩詞如《泊船瓜洲》、《元日》、《桂枝香 ·金陵懷古》等等。所以說他們兩個人既是文學大佬，又是著名的政治家。

但他們的改革不同在於：

范仲淹是在仁宗時期推行的，王安石是在仁宗的孫子神宗下面推行的。

范仲淹是在官僚階層開刀，王安石是在老百姓身上改革。

范仲淹為首的改革徹底失敗，王安石的大部分失敗。

范仲淹的改革觸犯了皇室、官僚利益，王安石的變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援。

范仲淹的時代，算是宋朝最好的時期了，但當時宋朝國內一片繁華，由於宋朝養內虛外，邊境卻遭受著西夏、遼國的侵擾。朝廷內部官員體系冗雜，庇廕制度氾濫，庇廕就是說的兒子接父親的班，只要父親當了官，他的親戚都沾光。所以那時候很多基層的小官都是靠關係進去的，導致政府機構很多吃閒飯的。

為了富國強兵、整治官場，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就搞了這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這次改革其實說白了就是治標不治本的。核心就是整治宋朝官制，也就是裁員、減薪、簡福利！

裁員：減少科舉錄取名額、減少沒用的官職、本來一個崗位2個人幹，現在要1個人幹；

減薪：宋朝官員薪水是很多的，我就給你減薪水，多出來的薪水給國庫；

簡福利：不讓這些官二代再沾光沒走關係了，要想當官就得考試。

當然，除了這些還有針對老百姓的減賦稅、重農業的政策。

其實我們算一筆賬，假設北宋一年的財政收入是100塊（老百姓納稅100塊），官員薪水支出30塊，軍隊支出30塊，這樣國庫剩餘40塊，這樣一改革，老百姓教的少了，成了90塊，國庫剩餘的還要增加到35塊，軍需增加到35塊，這樣官員只能拿20塊了。你是當官的你願意嗎？

所以這次慶曆新政，不僅僅觸犯了當時皇室、官僚階層的全體利益還觸犯了廣大讀書人的利益，全國上下這麼多官員一起反對，還搞不到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所以失敗了。

王安石變法有個很好的幕後支持者：當朝皇帝。宋神宗是想幹一番大事的人，他不甘心宋朝這麼弱下去，一直想搞改革，正好呢，王安石也想改革，所以兩個人就這麼機緣巧合走到了一起，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讓他來變法、來改革。所以阻力小很多。

當為什麼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了？

王安石這個人是個好人，自己以身作則，不納妾、不斂財，不拉幫結派，自身也是嚴以律己，不講情面，吸取了范仲淹的教訓，避開官僚階層，認真在老百姓階層推動改革，但是呢還是失敗了。

原因有著幾點：

1、改革深度和措施超前，超出了這個時代應該所承受的，比如青苗法，就是現在的民間強制集資，強制讓老百姓高息貸款。這到現在來說都很超前啊。

2、急功近利。王安石想幹大事、宋神宗也想幹大事，但乾的太猛、太快了。

3、不會用人。王安石曾經說范仲淹不會用人，只用自己人，搞拉幫結派，但你王安石呢？不用自己人，用的卻都是一幫無賴，一幫蠢人。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把仁宗時期的賢臣幾乎全部搞下臺了，比如：富弼、司馬光、韓琦、歐陽修等。王安石聽不得反對的聲音，只要你反對變法，我就搞你。但自己下面的人呂惠卿等無德無才，瞞報變法成果，牆頭草，沒政治信仰。

范仲淹的老闆是宋仁宗，據傳，這個老闆是宋氏企業最鼎盛的時代，這純粹是司馬光等人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瞎扯出來的。《宋史 食貨志第》裡明明白白記載了宋仁宗時期，財政已經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了。天章閣侍讀賈昌朝很焦急：“江淮地區每年交公糧六百餘萬石，這整一年的糧食也只夠國家用一個月的，國家現在沒啥大事，可是財富既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如果以後突然爆發了水災、旱災、戰爭，那可咋整呀？”

咱也可以看看宋仁宗在位的時候國家的狀態，農民起義是層出不窮，就說影響力最大，正史明確記載的就有五次：王倫的沂州起義；張海的京西陝南起義；廣化軍邵興企業；湖南瑤族起義；貝州王則起義。如果這是宋氏企業最好的老闆，幹嘛那麼多員工要造反呢？如果這是最好的時期，幹嘛要讓范仲淹主持改革工作呢？

可是，範經理屬於清流派系的，談的改革其實就是改良，小打小鬧，聽起來動聽，仔細一想，真正要改的，其實啥也沒敢碰。就像是要給垂危的病人開方子，范仲淹開的藥方就是山楂片、枸杞、牛鞭之類的，助消化，順便補補腎而已。這方子就是萬能的，哪個朝代拿出來都適用。司馬光就吹噓過：“我歷經三朝了，都是這六句話（仁，明，武；官人，信賞，必罰），管用得很。”其實這六句話和範經理的方子一個路數。

到了宋仁宗的孫子宋神宗的時候，神宗19歲當了董事長，那真是心比天高，可命比紙薄。剛上任看著宋氏企業一堆爛賬，他都蒙了。別說要趕漢超唐了，就是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一個問題。宋神宗著急地問經理們該咋整，經理們心裡都知道，咱宋氏企業高薪養的保安、坐辦公室的人賊多，百分之九十的利潤都是給他們胡吃海塞了。可那是一幫只會清談道德文章的主，真要讓他們動手革自己的命，沒有一個搭茬的。只有王安石拍著胸脯說：“我來幹，保證不裁人，不減薪，還能讓公司扭虧為盈（不加賦而國用足）。”

於是神宗董事長就直接拍板讓王安石當總經理主持工作。王安石改革的思路，即使放到1000年以後的今天，也一點也不落伍。核心思想就是以金融信貸為槓桿，刺激生產和商品流通，撬動國民生產總值提升，從而拉動賦稅增長，實現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看到了吧，咱現在做的，就是王安石那個時候就想做的。

王總經理的改革思路很絕，他也知道宋氏企業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動哪個都有人出來跟你玩命，他的改革不碰這些，只要有辦法大幅度提高收入來源，這三冗也就不是問題了。這在那個時代簡直就是穿越級的經濟改革思路，那個時代沒有人真的弄明白王安石的改革，神宗董事長也不明白，但他卻全力支援，只要王總經理兌現諾言就行。

王安石的變法成果到底咋樣？反正《宋史》不提，你們看看就知道寫《宋史》的也是理學清流派的，王安石提出來的“天象變化沒什麼可害怕的，老的制度不一定非要執行，流言蜚語不用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三不”可是戳中清流的死穴上了，所以宋代的清流們，包括《宋史》的小編們都對王安石恨之入骨，自然對王安石的變法沒什麼好話。

可我們看歷史實際情況就能知道個大概。首先是宋神宗時候，財政收入確實有盈餘了，而且還是大幅度的盈餘。而老百姓的生活受影響了嗎？司馬光等人描繪的王安石改革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真實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呢？我就舉一個例子，各位看官就心知肚明瞭。北宋9個皇帝統治期間，真正可能發生、卻沒有發生農民起義的時期，只有宋神宗在位的18年。

王安石變法是成功的，但是成功只是經濟層面上，或者說只是富國，強兵就談不上了。宋仁宗有個好孫子宋神宗，但是宋神宗卻有個混賬孫子宋徽宗，終於把宋氏企業敗了個一乾二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