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後30年，東西方列強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一起跟進之手段 ，加緊了侵略、瓜分中國的舉措。此時，新崛起的東亞強國日本也開始對羸弱的大清虎視眈眈。慈禧太后很信賴並倚重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命他坐鎮天津，擔任清廷的首席外交顧問和對外談判的全權代表，參與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決策和落實。李鴻章審時度勢，主張對外“和戎” ，源於他對中外力量對比懸殊和列強貪婪本性有深刻的理解與看法。這也使他在制定外交政策和處理對外關係中採取了“綏靖”之策，也就是深知力不如人，不得已實行投降主義，不惜以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作交換， 以換取列強對清廷的支援， 從而使清政府腐朽落後的統治得以延續。

當然，李鴻章是在執行清朝的實際當權者慈禧的旨意，至於他的外交主張是否與慈禧不謀而合，抑或只是慈禧授意他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已不得而知。正是由於背後有慈禧太后的支援，李鴻章才有膽量和底氣冒天下之大不諱，在《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檔案、條約上籤了字。

1894年，日本悍然派兵入侵北韓，並武力挾持其國王。清朝作為北韓的宗主國，當然要出兵反擊日本，維護其和藩屬國北韓的宗主關係。李鴻章雖然力主派兵赴朝擊日，但卻消極備戰，認為敵強我弱，根本無法取勝。後來，日軍在平壤、牙山擊潰援朝清軍，同時在海上攻擊大清水師，李鴻章依然消極應戰，電令清軍採取守勢，不得主動發起進攻。他把停戰希望寄託在西方列強的調停上，此舉無疑助長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彼時的大清北洋海軍，不論戰艦噸位和艦船先進性均遠超日軍，卻在威海衛和旅順口遭日本海軍全殲，李鴻章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的這支“強大”海上力量一霎那灰飛煙滅，以慈禧為首的清廷政要們被唬破了膽，他們舉起了白旗，委任李鴻章為“頭等議和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馬關辦理善後交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態度很強硬，李鴻章則委曲求全，步步退讓。伊藤博文威脅道：“若不答應條件，馬上派兵進攻北京”！逼李鴻章就範。李鴻章認為日、清實力懸殊，力不如人萬事皆休 ！為維護大清的統治，只能忍辱負重，屈膝求和。

雙方於1895年4月17日（清光緒21年3月23日）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條約規定：割讓臺灣全島以及澎湖列島和所有附屬島嶼給日本，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作戰爭賠款 。同時，中國還必須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並允許日本商人在中國的各通商口岸投資辦廠，並享受一系列優惠待遇。訊息傳開後，大清舉國上下群情激憤，輿論大譁，社會各階層紛紛抨擊李鴻章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行徑。即便在統治階層內部，上至皇親貴胄，下至各省督撫，紛紛口誅筆伐，把一腔怨憤全都潑灑至李鴻章身上，炙手可熱、位極人臣的他竟成“眾人皆欲殺” 的國賊。此後，李鴻章一生的清譽 、曾無與倫比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畢生打拼下的輝煌事業也一夜成空。

其實，李鴻章的個人悲劇又何嘗不是大清的悲劇呢？在晚清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決非僅憑一人之力就可挽回。如果沒有李鴻章，也會有王鴻章、馬鴻章去完成他的使命。換個角度看，曾被大清統治者倚為肱骨、被譽為“有玄黃再造之功”的李鴻章，又何嘗不是在替慈禧太后頂缸受過呢？可以這麼說，李鴻章的過錯，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大清積貧積弱的國情造成的，他的悲劇結局既有個人的原因，但更確切地說應該是那個風雨如晦的動盪時代下整個國家、民族的悲劇縮影。

先回答人選問題。

第一，李鴻章確實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不僅清廷如此認為，日本人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也預判到了會有李鴻章來主持談判。首先，李鴻章是晚清外交第一人。清政府的高階官員當中，對外交事務最熟練，外華人最瞭解的官員就是李鴻章。馬關條約談判這樣重大的事務，不可能交給一個外交新手去處理。其次，洋務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和滿清貴族，都知道這是一個背黑鍋的事兒，所以都不願意去。最後，李鴻章本人是北洋水師的建立者，甲午海戰雖然不是李鴻章直接指揮，但和李鴻章關係密切。由他出面收拾殘局也是，最為合理的。

第二，李鴻章是可以被各方接受的人選。作為晚清重臣，李鴻章深得清廷信任。清政府可以放心的讓他到日本去談判。從日本方面來講，與李鴻章這樣的高級別官員談判，才可以盡力爭取更多利益。如果談判官員的級別不夠高，那麼很多事物不能獨立做主，不僅會拉長談判的時間，而且可能會導致談判崩裂。以日本當時的國力，在經歷如此的一場戰爭之後，實際上已經透支了。所以對於日本而言，儘快完成談判，並從談判當中獲取儘可能多的戰爭賠款，是最好的策略。從結果上看，日本確實達到了這個目的。

接下來回答對於李鴻章表現的評價問題。

首先，李鴻章的所有讓步都是在清廷的談判底線之內的。所以如果要講賣國，那麼應該是清政府賣國而不能單把板子打到李鴻章身上。這裡專談賠款。在李鴻章到日開始談判之後，清政府向他發了一道密電。但很快被日本人破譯。其中的一條重要內容就是，賠款只要不超過2億兩白銀就可以有李鴻章自行做主。如果超過這個數額，李鴻章必須回國由朝廷再行協商。伊藤博文因此開出了3億兩白銀的賠款要求。之後，在雙方協商之下，下調到了2億兩。但是在此之後，就不肯做任何讓步。李鴻章當時恰巧被日本浪人刺殺受傷，因此提出看在這個份上再降一點。伊藤博文一口回絕。

其次，透過大規模的讓步換取日本撤兵這本身就是清政府最高層的決策，李鴻章在這個過程當中確實也有決策者的身份，但他主要還是一個執行者。甲午海戰的時候，清政府已經進入了，統治階段的最後時期。如果從歷史來看，距離最後清政府倒臺已經不足20年。在這種風雨飄搖的時期，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儘量穩住局面，而不是組織民眾起來反抗外國侵略。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高階官員，執行的也是這種政策。因此對日本做出這麼巨大的讓步，也就在情理之中。

最後，李鴻章本人確實努力為國家挽回一些損失，但是由於整個歷史大背景和個人能力的制約，最後沒有取得成效。在當時日本盛氣凌人的大背景下，李鴻章的諸多訴求都被伊藤博文駁回。李鴻章雖然是晚清高官當中的外交第一人，但是相比伊藤博文還是略遜一籌。不得不說在個人能力上，他也是有欠缺的。

李鴻章在這件事情當中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不過也應當看到，責任不完全在他身上。甲午戰爭的失敗責任，應當是由整個清政府來承擔。

慈禧在用人方面還是不糊塗的。之所以派李鴻章去日本談判，是因為只有李鴻章能夠勝任。

你以為李鴻章願意幹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差事嗎？他也是沒辦法。他曾在朝堂上說過，讓曾經力主開戰的翁同龢師傅去日本談判吧。翁同龢老臉憋得通紅，說不出一個所以然。還是慈禧替他解圍：翁師傅哪兒幹得了這種事情啊。

在日本談判時，由於手中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李鴻章受盡屈辱。一開始，日本要求清廷賠款3億兩白銀。李鴻章一再要求減少，但伊藤博文堅決不同意。後來，李鴻章遇刺，臉上捱了一槍。在這種悲壯的氣氛下，日本才答應減少1億兩，變成賠款2億兩白銀。

在即將簽字前，李鴻章近乎苦苦哀求，讓伊藤博文再減少一點賠款，伊藤博文不答應。最後，李鴻章甚至說，減少幾十萬兩總可以吧，就當我回國的差費。可是伊藤博文仍然不鬆口。最終只得足額賠款2億兩。

這件事，讓李鴻章感覺受到了極大羞辱。要知道，即便與歐美等列強談判，李鴻章把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他們也會做出一點讓步的。可日本人卻絲毫不讓步。

自日本回來後，李鴻章發誓，終生不再踏上日本國土。後來他周遊歐美，路過日本，要換船，他寧肯讓人在兩船之間搭一條木板，也不願上岸踏上日本國土。

更悲哀的是，《馬關條約》簽訂後，回國的李鴻章受到華人的謾罵，大家都罵他是漢奸賣國賊。

其中苦楚，李鴻章只有自己嚥下。但也不是沒人理解他。比如恭親王奕訢就說過：這事兒不能怨少荃，他沒有任何過錯。

據說，李鴻章聽聞此言後，老淚縱橫。

感謝邀請。 近代以來，中國進入了最為黑暗的一段歷史。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成為了西方列強宰割的重點物件，無力抵抗的中國，只能被迫透過割地賠款來滿足列強以換取政權的苟延殘喘。面對國家的危局，清政府內部的有識之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說白了就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以改變中國積貧濟弱的現狀，李鴻章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李鴻章重視發展海軍，積極向歐美國家採購最為先進的艦隻。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如何結束戰爭，如何割地賠款等需要中日兩國談判解決。經過多方斟酌，清政府決定派李鴻章為代表前往日本談判。之所以派李鴻章去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這次戰爭是李鴻章主持的北洋艦隊與日本之間的海戰,清政府內部無論是主戰派還是投降派面對失敗都需要找一個背鍋之人以向世人交代，李鴻章作為北洋大臣是最理想的人選；第二，李鴻章的外交經驗豐富，對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都比較瞭解，知己知彼是談判成功必備條件之一。環顧整個清政府除了李鴻章，沒有任何人偶這樣的能力，慈禧只能且必須信任李鴻章；第三，日本政府指名道姓必須要李鴻章前去。日本的勝利來之不易，是經過多年的臥薪嚐膽的結果，所以日本需要把戰爭的成果最大化，當時的李鴻章不僅在清政府內部地位顯赫，關鍵在國際上也是響噹噹的人物，讓李鴻章到日本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侮辱，再在談判桌上逼李鴻章簽字更能最大限度地羞辱中國，向世界宣告中日國家地位的徹底扭轉，日本從此崛起取代中國成為亞洲最為強大的國家。

此次事件說明，在面對民族危亡時，中日兩國統治者選擇了不同的應該方案，導致了兩國後來的不同命運。李鴻章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他一個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改變國家的命運，當形式需要時，國家反而讓他出面解決難題，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他個人，給使世人造成假象：李鴻章是賣國賊，是他簽下了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實際上，李鴻章是被迫這麼做的，因為當時的清政府誰都不敢去承擔責任，如果沒有人出面，那麼戰爭永遠停止不了，國家將會罔的更快。事實證明，李鴻章去世不到十年，清政府便徹底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