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又稱“子思子”。名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孫、孔鯉的兒子。大約生於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歲。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生卒年則不詳。按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康有為的考證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從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說孔子68歲時子思出生，而這時孔子剛剛由季康子派人帶厚禮從衛國請回 魯國欲招其做官。孔子雖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與孔子的 政治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拒絕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業上，刪《 詩》、《 書》，定《 禮》、《 樂》，修《春秋》，作《易傳》，努力蒐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從時間上來說，子思兒時的啟蒙教育完全有受之於孔子的可能。其次，孔子本人確實也很重視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他曾教導其子伯魚，讓他認真學習詩、禮，並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告誡他。孔子對於孫子子思也同樣寄予厚望。《聖門十六子書》中記載：孔子晚年閒居，有一次喟然嘆息，子思問他是不是擔心子孫不學無術辱沒家門。孔子很驚訝，問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說：“父親劈了柴而兒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繼承父業，所以從現在開始就十分努力地學習絲毫不敢鬆懈。”孔子聽後欣慰地說：“我不用再擔心了。”
《聖門十六子書》記載的這則故事恐怕並非虛言，《孔叢子》一書中也有與之意思相近的記載。情況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 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學說。後來，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隨曾子學習受益匪淺。所以《聖門十六子書》中說：“子思從曾子學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裡，子思也繼續學習 孔子思想的真傳，闡發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書，被收在了《禮記》裡。另外，《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是戰國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種觀點認為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出於子思之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注家也多遵從此說。如 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 昭明聖祖之德。” 唐代的陸德明、孔穎達也同意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裡清楚地指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該書大體上還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儒家的 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的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 民權和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而《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依據《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 中國後的話語，不應該出現在 戰國時期。《中庸》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 禮樂焉。”認為這應當言於秦亡之後。
實際上，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也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有《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說”《中庸》的著作。這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至於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句，按李學勤先生的觀點解釋，孔子生於春秋晚年， 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現實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應解釋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語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所以不能因這段話而懷疑《中庸》的成書年代。
不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說法還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等書中找出了這個學說的痕跡，由此可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經被編輯成《子思子》一書。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學者們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 荊門 郭店的一座楚墓裡出土了大量的 竹簡，這不僅可以使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證明了《中庸》一書確實為子思的作品。該墓出土的竹簡已經編成《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的研究， 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之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篇也頗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中庸》一書的確出於子思之手。
在對待 傳統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樣很重視禮，也身體力行遵守禮。子思得知父親的前妻去世後，就在孔氏之廟痛哭，他的門人對他說：“庶民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恍然大悟，連連承認是自己的過錯，“遂哭於他室”。子思與其他許多著名儒者一樣也向往國家的德治教化，並且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與孔子不同，為了施展抱負，孔子曾仕魯參政，但卻以去魯告終。孔子 周遊列國，企圖遊說諸侯，但處處碰壁，甚至在各國受困。子思則不然，魯穆公請他做國相，子思則以推行自己的學說為重婉言謝絕。
子思作為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對後世產生的較大影響，主要還在於他的思想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中，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就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後來，子思作《中庸》一書，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 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把“中庸”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了世界觀的高度。
子思認為：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洩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洩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麼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 顏回做人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個 大智的人，善於徵求別人的意見而且對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並且把眾論中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於民眾，這或許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聰明的人過於明白，以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樣去行；有才智的人做過分了，而沒有才智的人卻又做不到。這就像人沒有不飲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麼，應該怎麼做呢？首先，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凡是別人加之於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願意做的，也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其次，君子應在所處的地位去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不應去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患難的地位，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無論處在什麼地位都是自得的。
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自然沒有什麼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歸咎他人。所以君子安於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小人卻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詩經》上說：“穿著彩色的綢衣，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為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所以君子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會漸漸彰露出來。小人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鮮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漸漸地暗淡了。
子思：又稱“子思子”。名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孫、孔鯉的兒子。大約生於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歲。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生卒年則不詳。按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康有為的考證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從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說孔子68歲時子思出生，而這時孔子剛剛由季康子派人帶厚禮從衛國請回 魯國欲招其做官。孔子雖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與孔子的 政治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拒絕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業上，刪《 詩》、《 書》，定《 禮》、《 樂》，修《春秋》，作《易傳》，努力蒐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從時間上來說，子思兒時的啟蒙教育完全有受之於孔子的可能。其次，孔子本人確實也很重視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他曾教導其子伯魚，讓他認真學習詩、禮，並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告誡他。孔子對於孫子子思也同樣寄予厚望。《聖門十六子書》中記載：孔子晚年閒居，有一次喟然嘆息，子思問他是不是擔心子孫不學無術辱沒家門。孔子很驚訝，問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說：“父親劈了柴而兒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繼承父業，所以從現在開始就十分努力地學習絲毫不敢鬆懈。”孔子聽後欣慰地說：“我不用再擔心了。”
《聖門十六子書》記載的這則故事恐怕並非虛言，《孔叢子》一書中也有與之意思相近的記載。情況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 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學說。後來，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隨曾子學習受益匪淺。所以《聖門十六子書》中說：“子思從曾子學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裡，子思也繼續學習 孔子思想的真傳，闡發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書，被收在了《禮記》裡。另外，《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是戰國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種觀點認為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出於子思之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注家也多遵從此說。如 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 昭明聖祖之德。” 唐代的陸德明、孔穎達也同意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裡清楚地指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該書大體上還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儒家的 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的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 民權和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而《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依據《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 中國後的話語，不應該出現在 戰國時期。《中庸》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 禮樂焉。”認為這應當言於秦亡之後。
實際上，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也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有《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說”《中庸》的著作。這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至於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句，按李學勤先生的觀點解釋，孔子生於春秋晚年， 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現實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應解釋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語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所以不能因這段話而懷疑《中庸》的成書年代。
不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說法還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等書中找出了這個學說的痕跡，由此可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經被編輯成《子思子》一書。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學者們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 荊門 郭店的一座楚墓裡出土了大量的 竹簡，這不僅可以使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證明了《中庸》一書確實為子思的作品。該墓出土的竹簡已經編成《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的研究， 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之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篇也頗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中庸》一書的確出於子思之手。
在對待 傳統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樣很重視禮，也身體力行遵守禮。子思得知父親的前妻去世後，就在孔氏之廟痛哭，他的門人對他說：“庶民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恍然大悟，連連承認是自己的過錯，“遂哭於他室”。子思與其他許多著名儒者一樣也向往國家的德治教化，並且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與孔子不同，為了施展抱負，孔子曾仕魯參政，但卻以去魯告終。孔子 周遊列國，企圖遊說諸侯，但處處碰壁，甚至在各國受困。子思則不然，魯穆公請他做國相，子思則以推行自己的學說為重婉言謝絕。
子思作為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對後世產生的較大影響，主要還在於他的思想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中，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就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後來，子思作《中庸》一書，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 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把“中庸”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了世界觀的高度。
子思認為：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洩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洩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麼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 顏回做人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個 大智的人，善於徵求別人的意見而且對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並且把眾論中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於民眾，這或許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聰明的人過於明白，以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樣去行；有才智的人做過分了，而沒有才智的人卻又做不到。這就像人沒有不飲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麼，應該怎麼做呢？首先，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凡是別人加之於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願意做的，也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其次，君子應在所處的地位去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不應去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患難的地位，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無論處在什麼地位都是自得的。
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自然沒有什麼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歸咎他人。所以君子安於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小人卻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詩經》上說：“穿著彩色的綢衣，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為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所以君子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會漸漸彰露出來。小人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鮮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漸漸地暗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