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分析一下這兩個人。

我不否認蘇軾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但如果談及變法這類政治事情，恐怕老蘇還得往後挪挪。先不說別的，單就老蘇對變法一事的態度，並不支援王安石等人。蘇軾雖然說地方任職時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但他對於王安石變法一直是持否定的。他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而令王安石憤怒。後來蘇軾主動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然後咱們再看他後來的行為，宋哲宗繼位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又重新掌權，他們開始對變法派極力壓制，又認為司馬光等人和王安石的變法派是一類人，又開始批判他們，結果又遭陷害。兩次的事情其實我們可以大概其的隊蘇軾這個人有一個大概的認知，就是老蘇他並沒有什麼政治頭腦，他可以寫好詩，也能當個好官，但是變法這種需要選拔人才，打擊政治對手，成立派系的政治對抗性行為他恐怕是玩不利索。

接著，我們在看看王安石這個人。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學水平就不用說了。反正說了跟變法也沒有啥關係。用梁啟超先生的話來說“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這麼說當然是對王安石誇讚的有些過分，但是咱們轉過頭看一下王安石的履歷。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可以看出，王安石那是科班出身，但一路上也是走走停停。幾遍神宗對他的變法大力支援，也有過罷相的經歷。再看一下他的變法黨爭戰績，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可見，這王安石手腕、動作，但凡是對手就讓他們都離開朝廷，整個朝堂只能容的下支援變法的人。在打擊政治對手的方面老王可說是毫不手軟。

當然，無論我們怎麼分析這兩個人，都離不開，變法這個主題。簡單的說一下王安石變法的大概。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可見變法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其負面影響，而關鍵的失敗點，還是在於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

透過上述對兩個人的介紹和對比，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出來。蘇軾首先不會支援變法，也不會倡導變法。而即便支援倡導變法，以蘇軾所表現出的個性還有手腕，我們都可以看出，在政治鬥爭中，他其實單純的像個孩子。在他的思維裡，沒有黨爭的意識，也沒有派系的分辨，只有對於人性和道義的分辨。他覺得變法不好，陳述的也是變法的弊病，無論是否準確，絕不針對變法的人。而他見到守舊派對新黨極力打壓。他同樣開始批判，認為他們的德行有問題，也不針對他們的政治主張。可見，蘇軾的骨子裡，沒有政治，更多的或許是人性。即便他主導變法，恐怕他根本做不到雷厲風行的清除掉反對派。而且老蘇這個人的政治格局是無法和王安石比的，無論他是否支援變法，他的格局僅限於一部分，而非整體，他沒有掌控政治局勢的能力。說白了老蘇做官只是一個執行者，而變法需要的是操縱者，他沒有這個魄力與能力。 這只是從個性上來看，蘇軾沒有讓變法成功的能力。

那假設讓老蘇有能力了呢？變法也沒有成功的背景。宋神宗雖然說是倡導變法者，也是王安石的支持者。但問題是宋神宗自己對於北宋的朝局都做不到百分百的把控。宋神宗支援變法，但宋神宗不懂變法。這一點他不像秦孝公，秦孝公支援商鞅的變法是因為他懂變法。他是從風雨中走出來的，而宋神宗本身就沒有經歷過什麼磨礪，他的政治能力和魄力就一般。他之所以支援王安石是覺得王安石變法能夠成功，可操作性，如何操作他自己並不瞭解。他只信任王安石，還不是完全信任，這樣一個宋神宗，把王安石換成蘇軾，可能都不是成功與失敗的問題，而是會不會還支援變法的問題了。

接著，咱們再看看，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那是因為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我們不用看他帶來了多少好處，也不看他有何壞處。但就這一句話，就讓變法失去了政治基礎。看看王安石提拔的變法新黨，幾乎都是草根出身。而反對變法的都是大地主階級，包括太后。可見變法的政治基礎有多薄弱。宋神宗不是強主，所以沒有魄力去清理這些大地主階級。而只要他們存在，就會是變法的阻力。宋神宗在，變法有支持者，變法進行；宋神宗亡，變法失去了支持者，變法敗。這不是一個人能改變的。而是要改變整個官場。

如果非要蘇軾代替王安石，主持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我認為成功的機率很大。

因為，眾所周知，蘇軾不僅得罪了鐵了心變法的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後來還得罪過堅決反對變法的太后和司馬光。他既知道改革的致命問題，也清楚保守派頑冥不化的禍害。只是事不關己，不在那個崗位，從沒考慮過怎麼變法的問題，所以並沒有自己的改革方案。

您仔細看看蘇軾的《上皇帝書》，雖然洋洋灑灑裡滿是書生意氣，但事情說的很客觀，判斷也準確，王安石的變法確實沒有成功的可能。對於民心、風俗、綱紀（體制）毀滅又不能重建的災難性後果，表達是知性的，說的並不錯。再看看蘇軾對司馬光的嘲諷，比喻的很不堪，但入木三分。司馬光沒得罪過蘇軾，反而一直很欣賞他，他也照懟不誤，蘇軾不齒私利。

但是，蘇軾一直不是政治家。大政治家，都有其誕生的背景，頭一條就是別無選擇，走投無路。這才能把一個書生、浪漫詩人，活活逼成殺伐果斷的政治家。

蘇軾但凡有一點選擇，都不會選擇去當政治家，改革派，只對凡塵俗世背後的星辰大海，清風明月樂此不彼。

所以，等蘇軾被題主逼上絕路，必須配合神宗皇帝，去考慮變法的方案時，做一個政治家之時，他一定會遮蔽掉王安石變法的弊端，也會兼顧考慮保守派的頑冥不化，形成一條中間路線。

兼顧法家、儒家、道家學說的精要，又考慮其與世俗的有效結合，這個路線只有一條：先區域性多點實驗，後逐步推廣。先解決熱點緊迫的民生、戰爭威脅，再逐步改革政體綱紀。風險大沒把握的先妥協，時機成熟再動手。

宋神宗那個時候，是有這個時間的，大宋的危機，還沒惡化到不可逆轉，不像後世的戊戌變法那樣險惡。

但北宋的改革，難度又遠大於商鞅變法，因為商鞅時的秦國只是諸侯國，很小，而大宋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帝國。

在具體措施上，王安石變法的內容，聽起來很雞血，做起來不可能。《農田利害條例》，《方天均稅條約》，《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保甲法》。共同點，先改了體制，打擊了地主階層的巧取豪奪。但沒有受益人，政府提供海量財政借貸，但回款週期漫長，政府不受益，錢也不夠，壞賬多。權貴階層是直接打擊物件，不受益。普通百姓，只有激勵，沒有權益，也不受益。其次，人口有限，產業轉移和人口流動，是以摧毀傳統產業為代價的，不是轉移剩餘財富與勞動力。沒有主語的句子，無法理解。只破不立的改革，也無法維持。打擊了舊勢力，然後呢？沒人受益，沒產生新階層，沒發明新工具提高生產力。所以只有反對，沒有支援。

以蘇軾嚮往自由的性格，北宋又是有史以來最開放的朝代之一，還有從趙匡胤開國起，北宋有軍隊高度皇權化的傳統，對上述改革稍加改變，《農田利害條例》、《青苗法》，可以把半耕農，自耕農，流浪乞討者，破產農民，扶植為中農富農，誰開荒誰受益，政府提供貸款。在提高積極性，發展生產力，工具改良普及的基礎上，《市易法》可以吸收富裕勞動力，透過貿易，培植一批新富。這樣形成示範效應，廣大人民，有了中產階級和新富的榜樣，會逐漸主動投身到新機遇裡，發明新技術，創造新財富，削弱腐朽產業，脫離權貴寄生蟲的掌控。軍隊改革，先起到為改革保駕護航的作用，軍隊只有皇權掌控，權貴就沒條件作亂。國力逐漸增強，新貴取代舊豪紳，太后也沒理由反對。兵員充足，國力逐漸增強，軍隊自豪感強，為公平而戰，為國家而戰，軍隊積弱的情況會徹底改變。等等。

當然，蘇軾在骨子裡，比王安石更理想主義，改革也有可能向更不靠譜的方向發展，全民寫詩，普及煉丹術，用愛取暖，這樣的荒誕劇情也可能發生，問題是神宗皇帝是老大，不會讓他這麼幹。

中國歷史上，一個帝國的變法，能成功的模式，目前看來，只有兼顧民心、風俗、綱紀，三者水到渠成的轉型，用新民意，而不僅是政令，讓變法成果逐步自主覆蓋反對的聲浪。而突破口始終在生產力的提高，單位產值突破，工具革新，否則，任何改革都受人口規模限制，開一畝田，荒兩畝地。

在提高生產力，過渡轉型的過程中，皇帝和蘇軾只在關鍵時刻，調解矛盾，拉拉偏架。太后也高興，大臣也有面子，百姓也受益，最終水到渠成。

蘇軾一定會成功，因為丞相度裡能撐船，蘇軾俱備了知人善任，團結下僚，明察是非，辦事幹練等優勢。他在做地方官時，時間都不長但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抗州築堤，鳳翔挖湖，海南…如此等等都顯示了他的改變積習陳規的才能。反觀王安石，他的幹事作風不可謂不強，個人私德堪好，但在用人上，善善惡惡，重才不重德，他的政革團隊，盡是無底線的小人，呂惠卿在王罷相期間落井下石，誣陷恩師，蔡京更是變本加厲，結黨營私，誤國誤民。

不可能成功的，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思想非常獨特的一個經濟改革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蘇軾雖然也十分的有才華，但在變法問題上是他也是保守派。雖然變法後期對王安石的某些做法比較支援，但仍然不難看出蘇軾對變法整體持否定態度。司馬光復位後也想透過拉攏蘇軾來爭取人心，卻遭到了蘇軾的拒絕。因為此時他對變法的某些措施比如均輸法等十分的認可，再者他雖然政治上反對王安石，但是很尊敬王安石本人，這就是文人之間的一種氣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