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以言志。

志是主體，根本。

詩三百，才是詩歌的宗門。

風雅頌。

頌，主要是讚頌國主和祖先的。商周的篇章比較多。而孔子是提倡周禮的。四書五經秉承孔子的思想。和頌有共通之處。而且自漢始，儒家得到歷代皇朝認可成為正統，寫詩計程車子或多或少都會受四書五經的影響。

有影響，有共通，但不是基礎，也不是必須。

個人見解，錯漏勿怪！

謝悟空邀請。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詩，書，禮，易，春秋。四書五經裡除論語外小編沒看過，任何完整的一部。小編只能憑藉想象回答。第一樓主問的基礎，小編未解其意。小編自以為是理解為兩種，第一讀過四書五經的基礎。第二化用，引用，構成詩詞基本形態的的基礎。如果是第一種小編可以這麼認為，古代大多數詩人是讀過四書五經的。畢竟個個滿腹經綸，而四書五經有事儒家思想又是封建社會的主流。一直到今天還是如此。如果是這個基礎他就是基礎。第二種構成詩詞基本形態有格律，韻味，組成，如果從意象組成部分，大多是自然景物，日月，風雨，花草，樹木，山石，等等。用事部分則來自於很多來自四書五經，其他絕大多數來自其他古書，史記，戰國策，山海經，甚至神仙傳等等不只是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是中國儒家經典四書和五經的合稱 。四書指的是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五經指的是 詩、書、禮、易、春秋。時至今日，“四書五經”所載內容及哲學思想仍對我們現代人具有積極的意義和極強的參考價值。 四書五經在社會規範、人際交流，社會文化等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其影響傳播於海內外，福廕子孫萬代。

因此我們可以說四書五經對古人做詩詞有一定的影響，但並非古人作詞就絕對的以四書五經做基礎。我們還可以看看很多古詩詞，他們情感包含很多，懷才不遇，思鄉，對統治者和當權者的諷刺……就以儒家思想來說，對統治者的抗議這是不允許。古人詩詞大多都是有感而發，根據局勢，自身等而吟唱出來的一種情感，有種自由之感，又與儒家思想束縛自由不同。

所以古人作詩詞並不是以四書五經做基礎的。

請問你問的“古人”怎麼界定？“詩詞”指哪些？“四書五經”你應該知道吧？“基礎”是什麼概念？等你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我想，你想問的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四書五經影響的豈獨是詩詞，中國歷史的發展，文學的創作，可以說都是沐浴在四書五經的影響下。

四書概念的提出是在南宋，在此之前，已經影響了華人一千多年。《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為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其中，《論語》、《孟子》分別是孔子、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論集， 《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經曾子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筆之子書，因為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參、子思，所以稱為 “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

四書對詩詞的影響，集中在對詩人詞家自身文學素質和個人修養的影響，是學識，品德，為人，處事的全面培養，而對詩詞歌賦本身的影響，當屬五經中的詩經。

五經，五經”指的是《詩》《書》《易》《禮》《春秋》，這五部書是中國儲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獻，也是中國古代儒家的主要經典。《詩》又稱《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集，現存305篇，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國風。

《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多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後代詩歌，就是在反映社會現實和追求唯美的兩個方向上鬥爭和融合中發展起來。

《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剋制因而顯得平和，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湧而出，一洩無餘，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

唐代詩歌，代表了中國古代詩歌的最高成就。從現存近五萬首詩歌來看，唐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詩歌題材的領域得到前所未有的開拓。唐詩繁榮的局面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特定條件所促成，也是詩歌自身傳統發展的結果。品讀唐詩時，不難發現其深受《詩經》的影響，《詩經》的神韻常常融入其中，它在唐朝這個美好的時代，收穫了煥然一新。

閒暇之時，品讀唐詩是一種樂事，同樣可以邂逅《詩經》靚麗的身影，讓人驚歎其頑強勃發的生命力。

詩詞起源於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囗口相傳，日積月累流傳下來的，是廣大普通百姓的智慧結晶，四書五經是中國五千年曆史長河中的一朵奇葩，是儒家學說鼎盛的集中表現，漢以後唐詩興，宋詞盛，應該都與四書五經有些關係，但求本溯源，不管是古人詩詞，或現代詩詞都與四書五經沒有根本性關聯，更別說什麼基礎。

封建君主充分利用了道，儒家兩家學說，奉為國學，用來奴化民眾，那只是利用了其中的瑕疵，也不能就此否定道，儒兩家說，這世上沒有十全十美，我想沒有那些缺點，瑕疵，沒有當時統治階級的認可，道，儒兩家的發展還得另說。

開卷有益，學無止境，任何事物發展都有其規律，智者擅觀察，慧者勤思考，能者精總結。不管將來如何發展，認請楚自己的根角，找到適合自己的滕條努力攀爬。

中國的詩詞，尤其自唐宋以後，大部分都是依據規定的平仄規則創作而成。古人無論是在科舉考試、書信往來還是文人雅集中，但凡涉及詩詞的地方，無不於四書五經有關。如果不諳熟讀四書五經的基礎上，不懂著中國古代文化而強為詩詞是不行的。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四書五經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核心載體，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些經典蘊含了華夏先哲的智慧結晶，記載了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閱讀即可修身養性，又可增智廣識，還可立德。

中國自春秋時期就開始了，自那以後，四書五經都有先生教導。古人從小就接受聖賢教育，聖賢的思想精髓已經深入骨髓，熟讀四書五經已是古人的基本要求，繼而博覽群書。如果沒有儒家講的仁義作基礎，哪怕你這個人再有才華，作詩也是站不住腳的。十年寒窗，飽讀詩書，歷經風雨，視野豐富。古代詩人學習的四書五經，包羅永珍的人文地理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處世哲理，風土人情等等。知之而知之，不知而不知，才成就了詩詞的真、善、美。

自漢朝統一天下，和平來臨。國學之中主要就是經學，所以漢代學者的主要貢獻就是整理並註釋先秦所遺留的著作和口傳。功不可沒。但沒有什麼重大創新。文藝復興，官方有漢樂府，唐朝文藝大盛，風騷，但為格律所限制，宋代思想解放，盛行寬鬆的宋詞。元代，朱熹理學取得統治地位，八股開始捆綁，(⊙o⊙)…中原知識分子艱難行，創作詞曲，暗示心靈壓抑的京劇形式上舞臺。自元代起到清朝，都是中原知識分子受壓迫憋屈的時期，他們上得不到支援提攜，下脫離實踐群眾，成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群體。

談到詩詞寫作與“四書五經”的關係，可以說，兩者既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關係也不至於像提問裡說的那麼密切，不至於以四書五經作為整個基礎。

自從漢武帝確立了“尊儒”國策後，儒典成為“中華元典”的基本文獻，是士大夫們的必讀之書，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本。此後，儒家經典對文士們產生全方位的影響。詩詞寫作也不例外，也受到其影響。

詩詞創作中的四書五經因素，大致表現為：

（一）儒家價值觀滲透到不少詩詞的創作中。

例如，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頌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這首詩盡情刻畫了作者的“君為明君，臣為忠臣”的願景、勤學的精神、滿腹經綸的自矜、功名之路的坎坎坷坷、官場的複雜、政治理想與冷峻現實之間的糾結、出世退隱與入世進取之間的徘徊。儒學薰陶下的一位典型儒生的心路歷程，在詩中淋漓盡致得到展現。這些思想情感，在《論語》、《孟子》等儒典中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源泉。

在杜甫的其他許多詩作中，在李白、白居易、蘇軾、于謙等很多士人的作品，都不難發現浸潤其間的儒家價值觀。

（二）儒家經典中的《詩經》，其文學手法對後世的詩詞創作有深遠的影響。

例如，《詩經》裡大量託物抒情、以物言志，在後來的詩詞裡得到繼承發展。

（三）儒家經典中的詞語、典故成為詩詞創作的重要語言源泉之一。

這樣的例子在詩詞裡大量可見，如：

——寇準《江南春》詞中的“波渺渺，柳依依”（取自《詩經· 采薇》）。

——王維《渭川田家》詩中的“悵然吟式微”（取自《詩經· 邶風· 式微》）；

——韋應物《送楊氏女》詩中的“義往難復留”（取自《禮記》“女子二十而嫁，義當往也”）；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詩中的“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取自《論語· 微子》）；

四書五經等儒典中豐富的語言素材，成為後世詩詞語言運用的重要“源頭活水”。

總之，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對於古代詩詞創作有著重要影響，至少體現於價值觀、文學技法、詞語素材這三方面。

不過，提問所說 “古人作詩詞是以四書五經為基礎”，這似乎有點言重了。

畢竟大多數詩詞是出於審美考慮，而不是隻為了教化。詩詞文學技法與詞語的來源是多元的（例如《楚辭》、古樂府詩等等），四書五經只是源泉之一，而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