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湮沒，但是以名家思想為體系的學派依然存在，名家既是三教九流中的一流，也是列入六家要旨之一，可見，名家能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與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主流派別相提並論還是有其獨到之處的。

名家的“名”字就是其派別的主體，名家主要研究的東西就是事物的名字、形態、概念等，也可以理解為研究事物有形的部分和無形的部分之間的辯證關係。因此以善辯見長。名家內部又分為“合同異”和“離堅白”兩個小的派別，簡單闡述就是“合同異”派認為事物都是不變的，而“離堅白”派認為事物是萬變的。正是合同異派合異為同；離堅白派離同為異。而無論哪種主張都有其侷限性，都沒有看到事物的對立面。

名家在秦之後就基本消亡了，因此名家在歷史的影響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名家的代表人物也就屈指可數，主要有鄧析、公孫龍、尹文、惠施，其中尤以惠施名氣最大，惠施又稱惠子，做過魏相，如果大家看過《大秦帝國之縱橫》應該對裡面的惠施有印象，被張儀說的無言以對。惠施有著政治抱負，只是魏王無能，因此惠施在歷史上也沒有輝煌的功績！

儒，道，法，墨，等等，影響最深遠的應該是法儒道，前期秦國在法家的的治理下，迅速壯大起來，後滅六國，漢初尊黃老之術，屬道家，漢武之後，慢慢尊儒，到了唐朝，南北朝，與外來的佛教，共同組成了儒釋道文化，再後來，在西方民主共和，以及XX主義蹂躪下，目前已面目全非

你這孩子不錯，愛思考！我先給你普及一下名家之前。三皇立人道，以道導民為儒。儒，人需。五帝后的三王是禹、湯、周。周朝是武王立國後再尊的文王。再然後是管子，晏子，子產，這三位是治國比較有名的人。老子和孔子是同期人物，“儒，以道導民”，就是說只有儒而已。

《論語 子路篇》13.3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與其所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不興，禮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注意啊，這段話前部分是述職權在身持職責而行，最後一句既有自修之意也有行政之意。這話的背景是當時士大夫和家臣篡權的情況很多。這是後來所以有名家的緣故，從儒而出、為治而已。

名家，刑名之學，專事職司與法律規範於民。

荀子評論刑名有兩句：一、“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之，下則取從於俗”，代表人物慎到，田驞，取從於俗、俗不等於善，治國以善導民；二、“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代表人物惠施、鄧析，不教化於民、一味修法律最後民狡難治，就是《道德經》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以智治國、國之賊”。

儒，始終就是為王天下所用的決策思維 。所有不合於此道的弟子都是要被批判否定的。懂我的意思吧？儒職所教的弟子，也是於時為用，並沒有分家的。對決策者和管理者而言，職司是要確定的，子曰“謀不出位”是說要以自己的職司為中心。（思不出位是熊孩子說的，不要搭理。思維的長進就在多思多察、但不是去害人奪職。）

管理者到決策者的上升通道是修“仁義禮智信”。說法治不說教化“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疲於立法不是為治之道。“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不止是禮儀關鍵在資源配置，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再加上以德導民，人民自然安生快樂。儒說“德政”並行，德不是用來修飾政的。本來沒有什麼名家，當時的人都清楚的，有也是後人掛上去的並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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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百家中，鬼谷子文化普及社會，從縱合論發展至今，經歷這麼多君王，都受縱合論影響！利慾！而變化，儒家愚化方式無效！下一甲子，近二十年，新的動向，將會出現，法嚴令明！守法捧公，富國強兵！合於墨子文化。

“名家”和“名家”思想之所以聞名於世，一方面是因為它的“怪說琦詞”，另一方面是因為“邏輯”。談及知識論中最有趣意的思想，繼而談及此思想的古今名家名說，“名家”可是必站一席之地了。可見“名家”是出了名的。可是，有這一說如此:“(中國)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這是誰說的？是胡適!為什麼他會如此認為？請看他的原話:“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哪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邏輯)。”這個說法有道理嗎？這個問題先放下，先用一句概括胡適先生對“名學”的看法。胡適先生把名學和邏輯(一種可以普遍起作用方法)作為同一的東西。既然，名學是一種為學的方法，無論哪一家哲學都離不開這個方法。既然每一家哲學都有這樣一種屬於“一家”的名學，那麼，何談“名家”呢？胡適先生對此的思想大體如此。我想起碼沒邏輯問題。如果胡適先生思路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問:何來“名家”思想呢？被認為在“百家爭鳴”的時代裡獨樹一幟的“名家”及其思想，它的學術地位和歷史地位就這樣被質疑了。看看我們的胡適之先生言說吧！“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也就沒有‘名學’”。我想是有道理的。

嘗聞惠施“合同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等等，也曾熟知公孫龍“白馬非馬”、“堅白離”等等。這些著名的命題是耳熟能詳的。這些命題，以一種單純或一般性的思想方式來研究“名”與“實”，透過“辯證”的方法表達對同與異、靜止與運動等等的哲學認知，持有相對主義的認識觀。治於析詞、善辯巧論是“名學”的顯著特徵。春秋戰國，出現了所謂“辯士”。他們分佈各國，能言善思，思想獨立，提出的觀點往往於現實統治觀念是不符的。“淫說”、“怪說”、“巧辯”指稱這一學術非常合適。“治於形名”是其學術主旨，對“形名問題”的追問是其學術追求。

“形名問題”其實是一個歷史的、政治的問題。周傳統政治秩序的衰落、“禮樂制度”逐步崩壞、傳統的道德倫理及其標準發生動搖等，導致“名實相怨”問題十分突出。名與實相違與脫離，促使對“正名”的理論追求開始萌發。儒學與墨學對形名之學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儒學認為形名之學的要旨是“正名”。“名正”而禮數法度可立，賞罰可行。正邦國之位，立禮數法度，行“名正”之事。儒家的“正名”說影響深遠。墨家和儒家不同，在形名之學的思考上，更注重方法問題而不是“是什麼”的問題。在這裡，墨家名學或辯學著重指的是墨子死後的學術發展，稱“別墨”。他們的學術成就集中體現於《墨經》一書。胡適先生認為，《墨經》是古代最重要的一部關於“邏輯”的書籍；自“別墨”，始有精密的知識論。也可以說，自“別墨”，名學朝著系統化、一般化、思辨化方向發展。儒家、道家、法家都有自己的名學，但墨家名學和以後的名學發展卻遠遠超出他們的研究範圍。“名”可以做獨立的研究，並對其進行分類和解釋；認為實的稱謂便是名，主張“以名舉實”。在辯學方面，確立了其宗旨、用途、邏輯規則和方法等等。名學的“邏輯”研究或語言研究、純學術化方向被奠基了。墨家名學的方法影響其他諸子的學術的發展。

墨家名學，注重推論和方法的研究；對“同異”、“共殊”、“奇偶”、“有無”、“時空”、“義利”等等辯證的關係概念進行了思考；囊括人生觀與世界觀；兼有科學的、邏輯的、哲學的內容；是系統化的、較為全面的古代“邏輯”研究的學術。墨家名學注重理清“個別”和“類”的關係，主張觀點推論“以類取，以類予”，認為人應該觀察現象之間的聯絡，應用歸納方法，從中得取觀點、觀念。用語言詞項表達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主張“以名舉實”和“以辭抒意”。墨家名學認為名和實都是存在的；認為種種事物都是“實”，而用來表達這些事物的稱謂就是所謂的“名”(如“這是一個人”、“這是一匹馬”等等。“這”是實，而名則代表是一種文法上的東西以表達所指如“一個人”或“一匹馬”等等)；這裡已有深刻的東西:合名與實而成其所是(關於“命題”與“判斷”的思想被提出來了)；關於一個事物的觀念認知，必須透過語言詞項及其關係表達，在這裡，主詞與賓詞是統一的，而實與名分別作為這兩種結合在“如其所是”的命題之中。就西方哲學而言，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由“理念論”至“新實在論”，自“語言轉向”迄今，在整體上，關於共殊、命題、主賓等類的觀點依然圍繞著上文關於名與實的觀念運轉著。僅是“以名舉實”、“以辭抒意”還不夠，進一步提出“以說出故”，主張尋找“原因”，探究“(物)之所以然”，注重關注“整體原因”。墨家名學的關於“辯”的七法，其中既有演繹的方法，也提出一種“歸納論辯”的方法；於“中效”分類別、求同異(演繹的方法)；運用喻物比辭的方法，透過“援例”，得事物之識，求普遍之理(歸納的方法)。這些思想觀念對名學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名學，按照胡適先生的理解，是一種普遍而又特殊的為學方法。胡適譴責漢代學者如司馬談、劉向、劉歆、班固等人，不通諸子的哲學方法而以皮毛理解認識名家和名學。西方亞里士多德、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密爾、羅素等等，其研究都注重邏輯、命題、推理及方法等(名學的注重)問題，難道可以說他們也是所謂的“名家”嗎？諸子百家，大都有自己的名學，一種理解和治學的方法，而不是哪一家的方法。鄧析、惠施、公孫龍等人有他們獨特的看法和思想，他們以言辭論辯為主要武器，以“正名實而化天下”，提出了他們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價值觀念。猶其是惠施、公孫龍以別派開拓了名學的新境界，可以謂集大成。

惠施（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7年），宋國商丘人，戰國著名政治家、哲學家、以別派而稱“名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述說裡，“萬物泛一”與“辯證論”觀點比較突出。“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具有地圓說的要素。

公孫龍，生卒年不詳（約前320年—約前250年之間），趙華人，戰國著名辯士。他所接受的相對主義觀念影響他對名與實、一般與個別的關係的看法，影響對運動的哲學認知。在“堅白離”、“白馬非馬”等論點中，不僅可以看出公孫龍把名與實當做獨立的研究物件，而且可以看出一種把名與實或一般與特殊絕對分裂的傾向。“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以持相對觀否認運動本身的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