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制度是一種政治、宗教、宗法、社會形態一體化的制度。據傳明堂制形成於周代，該制度以明堂為核心，形成了一套宗教、宗法、政治、教育合一的社會調節體制，反映了古代社會政教合一的特點。明堂制度的建立標誌著古代國家宗教發展的最高水平。宗教成為壟斷社會意識形態一切領域的唯一存在。

“敬天法祖”成為古代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念；

“天命不僭”是古代政治統治合理性的根本依據；

“以德配天”是古代社會倫理道德體系的終極原理。

漢武帝想蓋明堂想了好久好久，結果竇太后不喜歡，那些辦事的人都被咔嚓了。又後又想蓋，結果又是白鹿，又是封禪，又找仙丹，又是染病，又是郊祀，又是煉丹，又是黃河發大水的，一樁樁一件件的都趕上了。但這個事他心裡可一直記著。

為什麼漢武帝對明堂那麼上心呢？

夫明堂者，王之堂也！

孟子的這句話可以做為註腳，明堂是“王”的開啟方式之一。是封建社會君權的體現，更是讓群臣感受皇帝權力的最佳場合。

《禮記》中交待得極為清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逸周書》中也記載“天下大治，（周公）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都記載了一個事實，這個歷史上的周公當年是在明堂之位。

而這個“明堂”究竟有什麼名堂呢？

據資料所載，明堂的作用是明確諸侯尊卑的地方，門必是紅顏色的，窗戶必須是白顏色的，明堂裡由九個房間組成，每個房間有四道大門，有八扇窗戶，所以明堂共有三十六道門，七十二扇窗。對明堂的形狀也做了要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的高度和寬度也有要求。

司馬遷說得很清楚，漢武帝想要設立明堂，原因就是接待諸侯。因為當年周文王就是在明堂接見諸侯的，換言之，明堂是明君的象徵。更是諸侯對君主心悅誠服誓死效忠的象徵。

因為明堂涉及到皇帝的體面，尤其是漢武帝的體面，所以一定要蓋得有據可查才好。然後有一個人帶著黃帝時期的明堂圖。這個圖上的明堂有一個大殿，但是卻沒有牆壁，大殿周圍有水與之相通，房頂上是茅草，殿裡還有上下樓用的複道，入口在西南位置（坤位？），然後漢武帝就命人蓋明堂，和黃帝時期的明堂樣式相同。

然後，漢武帝就動不動在明堂裡接見群臣和使者，其意味不言而喻！

《木蘭辭》中的“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其實引用的就是漢武帝封禪之後的記載，原文是“天子從禪還，坐明堂”

由此可知，明堂實際上是漢武帝對權力慾的體現！

漢代的“明堂制度”是導致未漢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漢代都城有兩座，其一為長安，其一為洛陽。在都城中，除了皇宮之外，最重要的建築就是“三雍宮”。

“三雍”即指“明堂”、“辟雍”和“靈臺”，在建築上它叫三雍宮，但其實只有兩座建築。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築，但它包含兩種建築名稱的含義，而“靈臺”是另外一座建築。

      "明堂”是皇帝頒佈政令，接受朝觀和祭祀天地諸神以及祖先的場所，是大漢最高等級的禮制建築。

    "辟雍"就是明堂外面環統的圓形水溝，環水為雍（意為圓滿無缺），圓形像闢（闢即璧，皇帝專用的玉製禮器），象徵王道教化圓滿不絕的意思。

    “靈臺”則是觀測天象的地方。三雍代表著禮制，是漢代的象徵性建築，意義極其重大。其中，明堂更也是周制最重要的禮制建築。

   明堂之制自西周開始廣為流傳。當年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周公於是輔佐武王討伐殷紂。後武王崩故，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見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佈司令，繼而天下誠服。(後來還政於成王)。

    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為布政司令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說，“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若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其實，明堂之制除了祭祀、佈政外，還包括諸如內治、建官、頒朔、望氣、大教、學校、養老、尊賢、饗射等多項禮制活動。因此，在儒家經典中，三雍是禮樂教化的象徵。先秦時期，禮樂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國理想，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兵戎紛爭，烽火連錦，以禮樂行教化所必需的穩定局面一直沒出現。儒家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迂闊之學”。

    漢代立國之初，儒生們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佈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而陸賈、賈誼等學士亦提出了“禮樂教化”安天下的主張。由於當時天下剛剛平定，財賦匱乏，將相只能以牛車代步，廣設禮樂、想盡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這種內無餘財，外有強敵，諸亂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亂局勢下，漢代初期只能行“黃老”之學，行無為之政，以便讓百姓休養生息。

   到了漢武帝時期，國事漸趨安定，財賦稍有盈餘，這時才有論禮樂、建明堂之議。趙綰、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長安城以南建明堂，但因為“三雍”是儒家禮樂政治的象徵，信奉“黃老之學”的竇太后極力反對。結果趙綰、王臧被迫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被免職。

   到竇太后死後，漢武帝大權獨攬，他有能力建明堂，但沒有實施。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實質上還是推行霸王之道，他不願意實行禮樂教化的德政。他所宣揚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牴觸，儒家理想與朝廷行事大相徑庭，他的儒家之說實則是用來裝飾政事的。

    再後，到了漢成、漢元帝時，儒學對國政的影響越來越嚴重，士人們也逐漸意識到，儒家的理想很難適應現實的需要，不能影響和控制朝政運作，繼而導致士人們在禮制改革上的反覆搖擺。為解決這個問題，士人們想了很多辦法。到漢平帝執政時，儒家思想才開始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導地位，儒學的聲勢日漸提高，朝廷開始調整早年在宗廟祭祀、禮儀制度、都城建築等方面與儒家經典所記載的“古制”之間的差異，並進行區域性修改。

   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請天子，建明堂、辟雍、靈臺。元始四年，由"古文經學”大家劉歆依據《考工記》設計“三雍宮"且建成(從此漢代以三雍為代表的禮制建築出現)。這座位於長安南門外大道東側的三雍宮，符合《周禮》中規定的明堂必須位於“國之陽”的規定：

   “三雍宮”外圍是方院，四面正中有兩層的門樓，院外環繞圓形水溝，院內四角建曲尺形狀搭配房屋。中央建築下層四面走廊內各有一廳，每廳各有左右夾室，共為“十二堂”，象徵一年十二個月；中層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層臺階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間的四面露臺用來觀察天象。這是一座"五室明堂”。

    劉秀中興之初，迅速修復了明堂辟雍、靈臺等禮制建築，以表示其對儒家理念的認同，幫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他充分利用這些禮制建築進行禮儀活動，在明堂舉行祭祀，在辟雍舉行鄉謝、飲酒禮，在靈臺辨雲物、觀休徵，大大促進了儒家禮制建築和儒家禮儀活動的融合，實現了自漢代立國以來儒士們幾百年的夢想。       

    劉秀本來就是儒生，素習經典，他先有王莽託古改制的前車之鑑，後又藉助符命而稱帝，因此他對儒學的理解既不同於漢武、漢宣帝朝代只是“裝點門面”，也不同於王莽的拘泥古板。他把禮教和國政有效地結合起來。同時，光武帝的忠信大臣中很多人研習經文，他們把儒家德政、禮樂、教化等學術思想作為國政的指導基礎。"三雍”在儒家學說中佔據了重要地位，由此也在國政中同樣佔據了重要地位。劉秀重視三雍，他採用儒家禮樂教化來治理國家，與漢武、漢宣帝朝重視武功霸業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認為三雍不僅僅代表了漢代建築合乎禮制的特點，也代表朝廷要強調“以德治王政”，要重視禮樂教化，反對武功霸業，所以他採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所謂“九室明堂制”，始於漢代經學大師戴德的《戴禮說盛德記》：“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在《明堂月令說》中也言：“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戴德是今文經學大家，所以在學術界中，稱其禮學思想為“今禮”，而在“古文經學”儒生的眼中，“今禮”有嚴重錯誤。按照《周禮》、《漢經》的記載：“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古文經學家認為明堂制度應遵循“古禮”，即“五室明堂制”。而到了後來，漢末經學大師鄭玄認為《戴禮》中關於明堂的記載，雖出於《威德》篇，言明堂應為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但其實是取自秦相呂不韋所作的《春秋》，並非古制之法。

   另外，講學大夫淳于登曾說過：“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佈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鄭玄大師同意淳于登之言，認為漢代立明堂於丙巳，就是由此而來。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於今。因此，建"三雍”應依古禮，明堂應為五室。

   兩種說法很明顯，就是“今禮”、“古禮”之爭，也就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家學派之爭。(漢末古文經學大家蔡邕、盧植認為明堂制度應該遵屬“今禮”，並且寫進了《漢書》)。

     “三雍”代表禮制，在儒家經典中象徵禮樂教化。而在儒家三禮中，《周禮》是流傳最廣、產生最早的一部禮制典籍，相傳出自西周的周公(這是目前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種說法)。但是這部典籍面世極遲，直到西漢末，王莽改制時，劉向才在秘府中找到了這部古代典籍，從而產生了“明堂制度”的糾紛。

   劉秀與王莽，分別使用“今禮”和“古禮”，分別支援"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表面上只是一個朝代反駁了另一個朝代，實際上則是儒家內部典籍不統一的結果。劉秀建立東漢，而走向漢朝衰亡，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明堂制度”沒有做到“今古文經學”的融合，沒有認識到“今文經學”的致命缺陷，導致“明堂制度”在東漢後續帝王在國策制定上出現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