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造就了思維方式的不同。東方民族講究，傳統，人情，家庭觀念，人情世故，禮尚往來，家族觀念重，做事情講究效率，不講究方法，善於模仿和走極端。

西方民族講究，教育，獨立，任性，做事執著認真，一絲不苟，堅持原則。總而言之是地域差形成的。就好像我們的北方與南方人，北方人粗獷豪放，南方人溫柔細膩。這也是山和水的差別。

西方沿海，思維模式猶如漁夫。

中國農耕，思維模式恰似農夫。

漁夫捕魚，不管魚是如何長大的，善於使用技巧。

農夫耕種，尊重農作物的生長規律，遵照自然法則。

這個問題太大，估計真要回答，寫一本書都不夠，得寫十本，一百本。但是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管中窺豹”，我們可以來試著管中窺豹一番。

為什麼西方人不吃狗肉？要知道這個西方人定義太寬泛，一般其實大家都認為是德英法等為首的歐洲國家，尤其是日耳曼人哥特人等。而我們直到日耳曼人和哥特人其實都是畜牧民族。注意，這裡是畜牧民族，這和匈奴突厥等遊牧民族是不同的。畜牧民族有部分農耕的成分，但以養殖和漁獵飼養牲畜為生。那麼不管是漁獵還是放牧，狗都是獵人最重要的幫手。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幫手，又誰能捨得吃？更何況狗和人的感情之深，是人就都不會吃它了。

而對於農耕民族則不然。農耕民族最重要的牲口是牛，因為耕地種地沒有牛不行，所以中國古代宰殺更牛是重罪，甚至有可能殺頭。所以你看到中國古代吃牛肉的大都是水滸中武松這樣的江湖人士。

對於農耕民族來說，主要肉食自然是豬肉，因為它只能用來吃。而狗對於農耕民族來說，主要是看家護院，沒有獵人那樣重要的驅趕獵物的經濟價值。所以對於看家護院的狗來說，很多人有感情，不吃，但是還有些人，不需要狗看家護院，吃狗對於他們來說，也就無所謂了。

所以華人很多人不吃狗肉，但是吃狗肉的也不少，這與西方人的差別就形成了不同的飲食風格，這背後的思維方式自然也就不同了。

其實華人中有一個不吃狗肉的民族，就是滿族。傳統的說法是狗曾經救了努爾哈赤的命，但實際的原因是什麼呢？滿族是什麼民族？是漁獵民族。這就很好解釋了。漁獵民族對於最重要的幫手狗，感情很深，自然就不會吃狗肉了。

生活方式決定了習俗、思維方式等等。這個很重要。

比如中國只有兩條重要河流，長江黃河，貫穿東西，那麼上下游自然有協同治水的要求，這就促成了大一統國家的誕生。而歐洲呢？多瑙河（國際河流，歐洲第二），萊茵河（國際河流），塞納河（法國），頓河，泰晤士河（英國），維斯瓦河（波蘭），第聶伯河（俄羅斯，歐洲第三），奧得河（捷克，波蘭）等等，你可以看看，各自為政，自然也就各自為國了。

一切都不會憑空產生的，都有其產生的根本原因。這就是東西方思維方式不一致的真正原因。地緣決定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決定了思維方式。

華人和西方人的最大區別不是膚色和五官的不同，而是思維的不同，然後形成了方方面面的差異，即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思維方式又來自不同的神話，不同的崇拜，不同的世界觀。

一、不同的神話，不同的文明

神話思維是遠古最具概括功能的思維形式，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神話是人的感知、思維、情感的第一次完美的綜合。不同民族的神話構成了不同的世界觀，而且正是這種不同造成了西方人與東方人在思維方式上的重大差別，也遺傳給了後代，成為形成中西方不同思維特點的重要成因。神話對一個民族思維方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時也為這個民族在邁進文明社會門檻時採取的發展模式指出了方向。

古希臘羅馬人以及後繼西方人普遍採取的是消滅異己、掠奪其他民族、整合為一元的社會發展模式。而華夏先民及其後人採取的是氏族、民族之間相互認同、相互寬容、和平共處、存異求同的多元社會發展模式，

在古希臘羅馬神話中，諸神無不擁有豐富的個人情感，就連主神宙斯（朱位元）也一樣有著人的七情六慾。他們強調個體的力量，儘量保留個體的特性，體現出西方思維特點。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每個神都各司其職，木星朱位元（宙斯）作為主神，水星墨丘裡是主管信差的，金星維納斯主管主管愛情、婚姻和保護家庭，地球鄂爾斯主管大地，火星馬爾斯主管戰爭，土星薩坦掌管農耕等等。 中國神話中的諸神沒有各自的“生活”和“個性”，更沒有象歐洲神話人物那樣，有著和人一樣的七情六慾。中國神話人物幾乎都是萬能的，盤古、女媧、伏羲、大禹本身就是氏族的首領，他們依靠的一般不是個人英雄主義，而是優秀的統帥才能，撇開他們的長相之外，我們很難從他們的事蹟中發現他們個性上的區別。

二、西方崇拜“符號”（數-語言），中國強調“道”

西方文明的源頭有二：希臘哲學－數學傳統和希伯來宗教－律法傳統。希臘第一位大哲學家是發現勾股弦定理的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是“數創造了整個宇宙”，西方科學發展史就是一個數的發展史。數在西方自然科學中具有核心地位，培根說，科學就是測量，測量的依據就是數，沒有數量化，就沒有現代科學，現在大多數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一種量化法。量化的是科學的，不能量化的非科學的，即二分法。

在西方人文社會中，語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先於事物。希伯來智慧描繪的世界圖式究竟如何。《舊約》第一篇《創世紀》開宗明義：“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上帝說出一個詞，立刻就出現這個詞的物件或曰對應物（邏輯學謂之“外延”）；上帝說出一切詞，於是便有了一切物。先有詞，後有物，就這麼簡單！必須指出，創世神話的思維方式就是創造或接受該創世神話的民族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借用海德格爾的表達法，創世神話就是思維的“基本原型”。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同樣是思維先於存在的翻版。恩格斯認為“一切思維都是語言的思維。”馬克思則說：“一種思維如果不能用數學來表達，就缺乏真理性。”

這種對語言的高度信任和崇拜，直接導致了西方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告解（即懺悔）傳統、社會制度方面的法律傳統以及知識藝術領域的辯論傳統。

在西方人看來，語言就像上帝一樣是全知全能的，世上根本不存在不能被語言以及數學精確表述的東西，更不能設想這種東西還能被人用“非語言”來進行思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對西方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於是雅典“新娘”與希伯來“新郎”交拜天地，而且坐“床”有喜——產生了西方文化。

華人對語言的“力量”根本不在乎，這正如一個西方人違背孝悌綱常也不會有太大的宗教性焦慮一樣，因為這不是他們的文化核心。中國文明的源頭也有二：代表長江流域荊楚文化的道家傳統和代表黃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儒家傳統。道家思想創立者，同時也是中國的第一位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開篇就明確否定語言的終極表達功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也說明了世界先於語言即物先於詞的“宇宙發生論”：“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為無不為”、“大音希聲”、“大辯若訥”… 所以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儒家比道家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敏於事慎於言”，“訥於言敏於行”、“巧言亂德”，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我們日常經常會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等等。

中國的創世神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幾乎所有民族（包括遠比古代中國落後的民族）的創世神話都不同程度地強調了語言的重要性，只有中國的創世神話是啞巴的創世，絲毫沒有語言的因素。正是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導致了中華古文明的長期領先於世界。也導致了今天我們以西方思維為標準時，會感到我們自身在諸多方面的不足，實則是“先天的”不同，也經常會對西方人和一些理論不那麼容易理解。

三、西方的構成論和動力學 中國的整體論和生成學

西方人的自然觀是構成論，認為宇宙及萬物都是一架機器，是由無數零件構成的。西醫與中醫的區別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此外，科學一詞，就分科而學也是構成論的表現。按西方這種構成論，萬物的終極成因必定是一個能夠構成萬物而自身不被構成者，由此引導西方科學不斷尋找某種不可再分的獨立的“因子”。物質運動的終極成因必定是一個自身不動的推動者（Unmoved mover）——牛頓所謂上帝第一推動。西方近現代科學只問直接因，物質運動的直接成因是力，進而為能量，再進而為某種“基本粒子”的交換，而最初始動力皆來自某種未知的“實體”。

西方經典科學以動力學為因果描述，這種動力學是以物物關係，零件與零件的關係為基礎的；而中華科學則以“生成學”為因果描述，這種“生成學”是以整體和關聯為基礎的。

華人的自然觀是徹底的整體論和生成論，世界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根據《易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或根據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都表明在中國傳統宇宙論的視野中，宇宙和萬事萬物的生成被分為三大階段：無 → 有 → 物，即“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就是說，萬物生成不僅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且有一個從隱到顯的過程，這正是中華學術關注的重心。

中國的自然觀是生成論，其終極成因必為生成萬物而自身不被生成者，因此必追尋至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源——道，而道即“無”。因為一切之“有”都是有限，“道”蘊涵無限生成之源，故必不可能為任何可界定之實體所定義。 華人寫文章喜歡巨大的題目，起名字喜歡偉大的名字，整體性的名字，看電視喜歡看國家大事，國際大事，也是這種思維方式上整體論的表現。

由於思維方式的不同，古希臘自然哲學遵循形式邏輯原則，西方科學有一種刨根究底,窮追不捨的精神,注重單個因素的作用；而中國學術（科學）一直把和諧統一作為最高境界,注重整體的完整一致,不強調個體的力量。這種差異使西方東方走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種是自然哲學進一步理論化,形成嚴密的符號邏輯系統,並和嚴格的實驗相結合,形成自然科學理論；另一種是進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觀念相結合,形成遠離自然科學的倫理哲學。結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條道路，而中國走上了第二條道路。理想的思維模式和發展模式，應是中西方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