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經說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孔子對自己的施政才能，有著強烈的自信。他堅信推行周禮可以結束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狀況，建立仁政德治的文明國度。

如果真的將魯國交給孔子治理，會不會真的改變歷史的程序呢？

針對這個有些腦洞的問題，我們試著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

一、孔子曾經真的治理過魯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並迫使齊國與魯國會盟和好。

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僅僅上任一年，就取得了很好的政績，”四方皆則之“。於是，孔子也順利升了官，從中都宰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

魯國重用孔子，引起了周邊諸侯國的恐慌。齊國大夫黎鉏就曾對齊景公說：”魯國任用孔子，對齊國極為不利。“於是齊國決定與魯國結盟和好，這就是史上的”夾谷之會“。在這次會盟中，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代行相事。他詳細地規劃了整個會盟的禮樂安排，並告誡魯定公：“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於是魯國提前安排軍隊為會盟保駕護航。事實證明，孔子是對的。魯國的文武兼備，使得齊國不敢輕舉妄動，還主動退回了先前侵佔魯國的土地。

這一記載說明，孔子具有卓越的理政、外交甚至軍事上的才幹，是當時傑出的統帥級的人物。

二、孔子的軟肋。孔子的軟肋在於，他沒有龐大的家族勢力來來支援他的政治事業。在中國古代，豪門望族的龐大勢力足以把持一個政府，對政治的發展走向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孔子“隳三都”的失敗，就是由於魯國”三桓“勢力的過於龐大，導致計劃功敗垂成。

沒有家族勢力的支援，孔子在政治上的唯一的支援力量就是魯國國君。這一支援力量看似強大，實際上作用有限，有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比如魯定公，在前期對孔子非常支援，但自從接受了齊國的女樂之後，不理朝政，對孔子的勸說也視若無睹，所以孔子只好離開了魯國。

因此，如果真的把魯國交給孔子治理，除非得到國君強有力的連續不斷的支援，才能打擊舊貴族舊勢力，推行新政，逐步改善魯國，提升國力，至少在春秋時期稱霸是沒有問題的。但若問能不能改變戰國七雄的格局，因為畢竟孔子壽命有限，他的施政理念要想傳承下去，除非是培養出以孔門弟子為主力的政治集團，才能將政治主張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

如果魯國能成為霸主，那麼齊國勢必被排擠出第一梯隊，甚至被魯國吞併也未可知。那麼戰國七雄中，魯國會接替齊國的位置。又因為魯國是西周周公旦的後裔，與周天子同宗同姓，一脈相承，在周王室名存實亡的情況下，魯國則成了最佳的接任者，名正而言順。到那時，統一天下的將是魯國，而不是秦國。中國歷史也會隨之發生巨大的改變。

事實上，孔子真的治理過魯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並迫使齊國與魯國會盟和好。

萬世師表——孔子

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取得很好的政績，次年從中都宰升為司空，後又從司空升為大司寇。魯國在孔子的治理下使其國力大大增強，齊國因此畏懼，遂決定與魯國結盟和好，這就是史上的“夾谷之會”。孔子的確具有卓越的內政、外交以及軍事上的才幹，是當時傑出的統帥級人物。但是，孔子沒有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來支援他的政治事業，最終導致其失敗。

那麼，在孔子的治下，魯國能不能成為強國，能不能改變戰國時期七雄爭霸的形勢呢？這真是一個腦洞大開的問題！

首先，孔子的定位與社會需求的偏差

春秋戰國時期，正逢一個關鍵的轉型期，各個國家都在緊急的發展軍事戰略，一心都投於戰爭之中。而孔子所大力推行的所謂仁政德治，禮樂教化，融入不到整個時代的發展當中，與戰亂時期顯得格格不入，顯然是不可實行的。社會舞臺的急需與角色定位的反差，是導致孔子得不到重用的首要原因。

其次，孔子的主張，其實，那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孔子生活的時代正好是春秋向戰國轉型的時期。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中國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改變了勞動關係，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孔子雖然育人有方，但是仍然極力地去維護奴隸主的利益。而孔子極力推崇的“克己復禮”，無非是想維護西周時期的立法制度，即君是君，臣是臣。奴隸是奴隸，奴隸主是奴隸主。這種主張必然要被時代所拋棄，也不會成功。

答案是不能。

因為魯國擁有難以解決的的歷史遺留問題。首先，魯國從第一代國君伯禽開始，到第九位武公敖，一直是穩定的一繼一及制度，即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相互交替。然而武公死後，由於周宣王插手，依照慣例貝萊應該是父死子繼，卻使得武公小兒子越過兄長括繼位，是為魯懿公，後來魯懿公的兒子被括的兒子幹掉，而括的兒子又被周宣王幹掉，新的國君變成了魯懿公的另外一個兒子戲，即魯孝公。

魯孝公死後，依照慣例傳給兒子，也就是魯惠公，再往下傳該輪到兄終弟及，但惠公卻在活著的時候立幼子為太子，也就是說，他明確地打算終結魯國從立國之初就實行的一繼一及制，

改為嫡長制。魯惠公這種“自我作古”的做法，給魯國政局埋下相當大的隱患。由此導致了後來魯國曆史上最大的內亂“慶父之難”。

慶父之難後，魯公室衰微，三桓專政，到了孔子的時代，發生了“三分公室”和“五分公室”，魯國的軍賦兵役徵取權力被瓜分，。孔子第一次出仕，經歷了齊魯夾谷之會，孔子化解了齊國迫使魯國背晉附齊的各種不光彩手段，於是登上了魯國執政的地位。

孔子執政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準備墮毀三桓的私邑事件，開始三桓之二季孫氏和叔孫氏因為發生過家臣叛亂事件，而這些家臣就是在私邑造反，所以相對支援孔子之舉，但是這種情況因為孟孫氏的陽奉陰違，以及最後的公開反對，最終失敗，孔子被驅逐，開始了14年流亡式的周遊列國生活。

這件事情，實質上是孔子打算削弱三桓實力，加強國君權威，然而孔子低估了三桓的實力，以及他們的居心叵測，半途而廢也是必然之事，畢竟魯國的軍政大權幾乎被三桓所壟斷，孔子空為執政，以無兵力，二無財賦實權，又如何解決得了魯國這個遺留了很多年的歷史問題？

魯國要實現強盛，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三桓專政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跟晉國的世卿制度差不多，幾乎難以解決，晉國最後還不是被韓趙魏三家給分了。魯國之所以沒有被瓜分，是因為三桓之間矛盾重重，而且家臣經常叛變，後來甚至一度威脅三桓的統治。

魯國的外部環境也不太好，依附於晉而被齊欺辱，夾在兩個大國之間，還有泗上幾個小國，簡直就是個四戰之地。這麼糟糕的外部環境，使得魯國在整個春秋時期，國土不斷收縮，實力不斷下降，到了春秋末期，幾乎已經成為了搖旗吶喊，大國博弈的籌碼了。

基礎就不好，內部還紛亂不堪的魯國，十個孔子怕是也拯救不了，哪怕還上歷史上種種政治強人，要解決這些問題，大概只有實現生產力的跨時代發展，改變社會結構，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革才能實現，例如，比其他諸國首先進入鐵器時代的封建農業經濟，廢除世襲制，打破束縛農民的加鎖，這樣或許還有崛起的機會。

然而諸國之間最先完成這個變革的是秦國，用的法家的刑法，而孔子的仁政是反對刑法的，支援分封制下的“禮”的制度，這種註定要被淘汰的政治制度，是無法在恢復了，畢竟生產力不斷髮展，早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從齊魯夾谷之會中孔子的表現來看，殺萊人，威逼齊國國君就範，接受魯國的條件，孔子是個狠角色。

第二，孔子執政魯國的時間很短，在這段時間裡，孔子的政治目標是解決三桓問題，但最終在齊國的干預和三桓反抗下失敗了，於是孔子周遊列國。但孔子死後，孔門以文學著稱的弟子——子夏來到了三晉之一的魏國，得到了魏國國君的禮遇，子夏的弟子李克、吳起等人得到了魏文侯、魏武侯的重用，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首霸。有意思的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如李克、吳起等人成為了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們在魏國的施政策略又對魏惠王時的小吏公孫鞅產生了巨大影響。後來公孫鞅來到了秦國，之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不用假如，魯國確實讓孔子治理過（有說三年，有說三個月，望有知道者指教孔子到底任大司寇多久），不但沒成強國，後來還被滅了。

孔子整天叫囂“仁、德”。胡適曾說：“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也終會迴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高尚，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

果然，孔孟之道幾千年，中國成了最沒誠信的國家，無論個人以及集體，騙子滿街走，假貨隨身有。靠道德教化沒有用，主要靠律法，有法才有德。

與孔子同時代的名相晏嬰曾經對齊景公說：“這些儒者能言善辯不能用法度來規範；高傲自大自以為是，不能任用他們來教育百姓；崇尚喪禮盡情致哀，破費財產厚葬死人，不可將這形成習俗；四處遊說乞求借貸，不可以此治理國家。自從聖君賢相相繼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後，禮樂殘缺有很長時間了。如今孔子盛裝打扮，繁瑣地規定尊卑上下的禮儀、舉手投足的節度，連續幾代不能窮盡其中的學問，從幼到老不能學完他的禮樂。國君打算用這一套（華而不實的禮儀）來改造齊國的習俗，恐怕不是引導人民的好辦法。”

晏子沒說錯，華而不實的禮儀最終演變成了吃人的禮教，孔子，罪人也

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儒家治國，遍地是災。漢武帝本來可稱是雄才偉略的一代英主，

自從信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就開始混蛋殘暴，晚年更是殺妻誅子。

這就是他中了儒家的毒，受了儒學的害。

儒家對國家的危害很明顯：

從漢代獨尊儒術開始上位，

到南宋程朱理學登峰造極，

及至明清吃人的禮教盛行，

儒教對華人的影響力日增，

國家的實力卻逞直線下降！

儒家思想治國是一場災難：

對於所謂奇技淫巧的排斥，

封閉了華人對世界的認識，

限制了人們對科學的探索。

整天死記硬背四書五經等……，

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智力，

造成中國越來越落後之局，

到抗戰時差點就亡國滅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