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馬對古代的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是強大帝國的標配，宋朝雖然實行了100年的馬政，但是由於以下種種原因，最終還是徹底衰敗：

一、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透過陳橋兵變上臺的，害怕別人效仿他，顛覆趙氏王朝，他為了自己的位置和江山的穩固，設法將兵權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兩次“杯酒釋兵權”，他重文輕武，重用文官，抑制武官。

二、宋朝在開國初期就丟失了西北的養馬地，導致馬匹供應出現了問題，特別是導致了優質戰馬供應的缺失。

三、由於開國初期丟失了西北的養馬地，所以宋朝非常重視國家養馬，化重金購買優質馬匹，並將經營馬匹和養馬的權力控制在國家手裡，還抑制私人養馬。

四、強敵環飼，宋朝時期，北方的遼、金、蒙古都是非常強大，並具有攻擊性和侵略性的國家，時刻想著吞併宋朝。

整個宋朝幾乎一直跟北方的強國在打仗，雖然宋朝財力雄厚，也經不起戰爭的長期消耗，而且因為重文輕武和皇帝的多疑，在戰場上，將帥總是受到文官的掣肘，有的還遭到奸臣的陷害，宋朝就這樣一步步走向衰敗，直至滅亡。

首先，這個問題看起來是有歧義的。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沿用了一百年馬政的宋朝為何會衰敗？”應該是題幹，但提問者似乎又在問“宋朝沿用了一百年的馬政為何會衰敗？”

不管提問者究竟要問哪一個，宋朝曾大力推行過的馬政，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

馬政始於漢朝，延續並存在了兩千多年，可謂歷史悠久，幾乎與中國的帝制王朝共始終。

可惜，就像月亮還有陰暗的背面一樣，馬政為漢唐盛世立下大功的同時，也有著不堪的一面。

而且，正是這不堪的背面，終結了所謂帝國標配的馬政。

馬政是強大帝國的標配？不過是“興，百姓苦”的標配而已。

漢唐強大，需要馬政提供擴張的基礎保障，無數百姓的血汗，鑄就了他們的輝煌

漢朝初立時，天下戰亂已久，連皇家都難有毛色一樣的馬來拉車。丞相蕭何參照秦朝律法，制《廄律》,將牧養官馬以明文寫就的典章制度法律化。

這只是漢初恢復官馬的措施之一，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拉車，而是武裝漢朝即將名震西域和漠北的騎兵。

直到武帝繼位親政，漢朝愈發富庶，便一改從前以“黃老學說”為基礎的休養生息政策，轉而積極的發動戰爭。馬政之《廄律》的實施，保證了騎兵擁有數量龐大的優良戰馬。

討伐匈奴、遠征大宛，等等歷次戰爭，死傷戰馬動輒以十萬匹計。如果沒有一整套完備的制度作為基礎保證，很難想象，漢朝將如何保障他們的騎兵補給。

既要保證良馬的產出，便必然要使用嚴刑峻法。《廄律》中對養馬過程中出現的任何過錯和損失，都會進行懲罰，如死傷、遺失等等，就連馬瘦了都不能例外。

眾所周知，漢承秦制，往往一人觸犯《廄律》，動輒就會牽連主管的各級官吏，一併受罰。而且，這些懲罰可不是簡簡單單罰款了事。

比如，漢朝時曾有明確規定：

“盜馬者死，盜牛者枷”

即便如此，戰馬消耗量也實在過於巨大，其數量損失在短時間內根本難以恢復。

自武帝以後，漢朝對外戰爭並沒有終止，但就是因為官馬規模的萎縮，其再也難有能力進行武帝時期，那麼頻繁的大規模戰爭了。

可見，“馬政”對於積極擴張時期的漢朝是多麼重要。然而，馬政對於漢朝有多重要，對承載了馬政的，數以十萬計，乃至百萬計的百姓們，傷害就有多深。

到了唐朝，馬政日趨成熟，負責養官馬的“監牧”，是一個擁有龐大系統的機構，從飼養到訓練，均為有司專門負責。

不但如此，唐太宗時期，還將全國分出若干個“坊”，並劃出數千頃官田，專門種植糧食，以做官馬的飼料。僅在高宗時期，全國官馬數量就一度達到了八十萬匹。

不過，有一點值得強調，唐朝對官馬規模的維持，其投入和回報並不能成正比，用現代人的話來說，這根本就是一個賠錢的買賣。

在所謂大唐盛世的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的戰爭目標主要位於兩個方向，其一是東北的契丹人，其二則是西方的吐蕃人。

戰爭曠日持久，為了維持足夠規模的騎兵，朝廷便要使出渾身解數來供給足夠數額的官馬。每年維持這些官馬的錢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些耗費最終都被轉嫁給普通的平民百姓，唐代詩人白居易就曾在詩文中寫過供養戰馬的百姓之苦。

“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 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疏織短截充匹數。”

五十匹縑換一匹馬，比起《新唐書》中“一匹縑易一匹馬”的記載，可能言過其實，但隨著各種危機的爆發，通貨膨脹成為必然，具有貨幣屬性的縑勢必也會大幅貶值，恐怕一匹馬就需要數匹乃至數十匹縑來交換。

所以，看似強大帝國標配的馬政，對普通百姓而言，落在實處，僅僅是壓在胸口，令人窒息的沉重包袱，僅此而已。

宋朝羸弱，但馬政並不弱

宋朝立國有先天不足，北方失去燕山山脈庇護的燕雲十六州，使得契丹人鐵騎可以隨時南下。西北方失去銀夏等地，讓昔日形勝險要的關中成了戰爭的最前沿。

但這都不是重點，銀夏等地雖然貧瘠落後，卻是中國古代王朝最重要的養馬基地。失去了銀夏，就等於砍去宋朝馬政的兩條臂膀。

沒錯，就是同時砍去了它的兩條臂膀。

為了維持邊境的相對穩定，宋朝比漢唐兩代，更加需要“馬政”，需要馬政為他建立一支數量可觀的騎兵。

別看宋朝丟掉了傳統的馬場，可此時的馬政比之前朝則更加成熟，條條框框也愈發詳盡繁瑣。

同樣，所有的明文律條也終將承受在百姓們並不強壯的身軀上。

宋仁宗時期，每匹官馬的價格為一萬四千錢到九千錢不等，但這並非它們的最終價值，其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在宋神宗熙寧年間，僅河南河北監牧司便有專屬牧地五萬五千頃，而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又不知牽連著多少無名無姓的普通人。

以現有史料來看，宋朝雖弱，可在馬政上的努力和付出，卻一點不必漢唐差。與之對應的，百姓的負擔，也一點也不必前朝少。

當然，比起糾纏宋朝一生的“三冗”問題，馬政帶來的負擔，或許就顯得沒那麼沉重了。

這裡還要再強調一點，中國古代的所有盛世，限於農業文明的侷限性，都是依靠“窮民富國”來實現的。

宋朝在“富國”的能力上顯然不如前朝，比如宋神宗時期的“熙寧變法”，就被當時的保守派稱之為“與民爭利”，最終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不了了之。

然而，不管政治鬥爭有多複雜，“與民爭利”這一條沒說錯，“富國”的手段就是“窮民”。

這是一個相對來說國窮民富的朝代，否則它儘可以開創一個更大的“盛世”來笑傲後世。

儘管如此，宋朝還是很富。然而，以它彼時的財力，仍舊難以負擔耗費堪稱天文數字的馬政。

這也是中國古代馬政最後的輝煌時期。

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東京汴梁，馬政的喪鐘也隨之正式敲響。

衰敗於明，迴光返照於清；官牧變民牧，馬政成惡政！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也建立了堪稱完備的官馬牧養系統，在各地設定苑馬寺等地方官馬機構。可惜這些機構宛如曇花一現，在明成祖死後，相繼崩壞廢弛。

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比起唐宋，明朝很窮，它的財政顯然不願意，也難以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來維持馬政。與之相比，茶馬互市和民牧，則是一個相對物美價廉的折中方案。

如此，明朝的官馬制度走下坡路，也就再正常不過。

有一廢，必有一立。

在官馬制度廢弛的同時，“民牧”隨之興起，其主要在南北直隸和山東、河南等地推行。然而，民間養馬比起官馬機構，其質量大多良莠不齊，而且每年上繳的馬匹數量均是定額，若有天災人禍，所缺的差額須由百姓自行負擔。

在當時，因為民牧而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

尤其在一條鞭法實行以後，徵銀成為民牧的另一種創收手段，然後朝廷拿著民牧收上來的白銀，購買馬匹，再充實軍隊。

至明朝後期，民牧也日漸萎縮，邊軍需要補充馬匹，朝廷便撥款，讓邊軍自行購買，就地解決

其後勤保障之混亂，可見一斑。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明朝財政的捉襟見肘。

這麼做的弊端很明顯，使得軍隊戰馬質量甚差，軍力也大受影響。

然而，不論如何，茶馬互市與民牧相互配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解決了明朝的財政負擔。

此時的馬政，於明朝而言，早就不是什麼帝國標配，而成了不得不背起的負擔。

為轉嫁這種負擔，明朝統治者透過民牧的方式，對百姓巧取豪奪，與飲鴆止渴一般無二。

到了清朝，其馬政又轉為官牧，並且嚴禁百姓養馬。在初期，隨著一系列開疆拓土的戰爭，馬政又迴光返照的興盛了一陣。

和歷朝歷代一樣，這種純粹依靠壓榨民力而實行的馬政，一旦離開了擴張期，就註定再難長久。

清朝中後期的馬政雖不像明朝一般廢弛，其官馬的規模卻再無法和漢唐，乃至宋朝相比。

這是一種理性的迴歸，也是無奈的選擇。畢竟清朝統治者以輕徭薄賦自詡，似明朝皇帝那種以民牧來禍害百姓的手段，他們還不敢如此明目張膽的使用。

所以，自乾隆開始，馬政就在走下坡路，至道光年間，全國官牧馬廠所飼養的馬匹僅僅有二十餘萬匹。

而這時，距離鴉片戰爭敲開中國大門只剩數年光景。

隨著工業科技傳入中國，傳統軍隊受到嚴重衝擊，騎兵地位日益下降，作為耗費國力的賠本買賣，馬政也步入了生命的倒計時。

正是因為壓榨民力，高投入和低產出，以及開疆拓土需求的降低，再加上工業革命帶來的衝擊等等多重作用下，馬政隨著清王朝的覆滅，終於徹底壽終正寢。

結語

馬政被稱為強大帝國的標配，的確名副其實。它是帝國身上的奢侈品，非全盛帝國不配擁有。但是，不論馬政為歷朝歷代開創過多少“盛世”，最後都繞不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