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畢竟屬於關外民族，對於禮樂很少涉及，在加之流傳下的很少，所以他們應該是將少部分禮樂經過改變而形成的獨有於他們的禮樂。

禮樂包括是禮制 樂制。都是等級高低的規範。清代基本上繼承了前朝制度。典型就是四時郊祭。清會典對各種祭祀做了詳細規定。包括皇帝，宗親，祭祀官員的穿戴，程式，祭祀物件，祭祀音樂等等。比如天壇祭天。皇帝要先到齋宮齋戒。冬至日著藍色章服，演奏韶樂，祭品等等都做了規範。比如明黃章服祭地壇。天藍章服祭天壇。紅色章服祭日壇。月白章服祭月壇。皇帝祭先農壇親耕。皇后祭蠶壇。還有社稷壇。祭祀歷代帝王廟，太廟等等。清代因為信奉薩滿教。還在坤寧宮夕祭。當然少不了先皇陵的祭祀。祭祀禮樂依然是前朝的“中和韶樂”，分大，中，小祀。鹵簿儀仗和前朝也差不多。這些都可以看《清會典》《律呂正義》《大駕鹵簿》。

中國封建社會所謂的禮樂制度源遠流長，起源於西周，有人說是“周公”制定的，它與宗法制一起，構成了後來整個中國社會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影響了中國歷史幾千年，別說是清朝了，甚至到現在，也仍然可以看到這個制度留下的痕跡。

禮樂制度，其實是兩個部分，即一個是“禮”，就是“等級制”，要讓每個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身份，不可僭越，不可造次，只能規規矩矩，不得亂說亂動；

還有一個就是“樂”，什麼人，什麼場合應該演奏什麼樣的曲子，樂隊規模多大，等等都有嚴格的要求。這個也不能壞了規矩，必須用於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場合。

不過，西周土崩瓦解，禮崩樂壞，中國歷史進入了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面對春秋時期的社會亂相，極力主張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提倡“克己復禮”。

孔子創造性的將西周的禮樂制度濃縮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發乎情，止乎禮”，等等說教，這些都被寫在了他的弟子們後來攢的一本書中，這本書就是《論語》。

清朝有沒有堅持禮樂制度呢？

當然堅持了禮樂制度，比如現在你去北京旅遊，看看故宮還有天壇、地壇：先農壇，清朝皇陵等等地方，都可以看到清朝的皇族是如何將禮樂制度進行到底的。

皇帝住在哪裡，皇后住在哪裡，還有妃子們的住處，室內的陳列擺設，多少太監宮女伺候，都由內務府管理，那是不可能任性的。這些都是與西周時期禮樂制度一脈相承的。

另外，在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可以領略到皇家的氣派，比如慈禧太后的每一頓飯都是一百多個菜，儘管吃不了，但是也絕對不能壞了皇家的規矩。

當然，清朝末年，特別是慈禧太后西逃，保住性命要緊，就沒了那麼多的規矩，再後來，國力不支，相擺擺譜，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所有的封建王朝都維護禮樂制度，清朝也不例外。

從古至今，音樂是人類社會中必不可少的一筆寶貴財富。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不同的宗教，都形成了具有自己濃厚風格特點的音樂，擁有幾千年歲月的華夏文明亦是如此。自西周開始，禮樂制度逐步形成，它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一部分，是中國傳統音樂教育的基石。再次迴歸到千年以前的西周禮樂制度，讀者會驚奇的發現，原來古代社會的禮樂，與當下社會的音樂教育雖然有著共通之處，但也是兩種全然不同的制度與教育。

古代的禮樂制度，其實是一種階級分化下所出現的產物，而且這兩者還要分開來講。“禮”是在宗教祭祀活動中出現的，遠古時期的人類，將一切變化莫測的自然現象、人類的繁衍生息，認為是由神靈所主宰的，他們帶著惶恐與敬畏之情，透過祭祀儀式來獲得神靈庇佑。“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所誕生的，《禮記》中詳細記載了古人行祭祀禮的流程，他們為神靈備好酒水食物，隨後將豬肉和黍米放在石頭上烤制，將酒倒入地上所挖的坑中，用紮好的茅草捆在土地上進行打擊發出聲響，這種祭祀活動就稱之為“禮”。

西周時期，周公將“禮”編成了典章制度，此後“禮”就成為了統治階級用來穩固自己政權，用來約束百姓的一部法典。《禮記》中記載：“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這個時候的“禮”，已經成為了社會用來衡量道德的標準，用來定奪人際關係的標準，用來評判是非真假的標準；不僅如此，古人還認為“禮”是用來區別人和禽獸的一杆標尺。最終“禮”之根本演變成為劃分規矩、等級、人際交往的標準線。

“樂”與“禮”相輔相成，“樂”的作用最初就是幫助宗教活動更好的完成祭祀活動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歌舞形式。早在遠古時期，那些遠古先民就已經開始製造早期樂器和音律，這些樂器最早取材於自然，這些音律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模仿，“樂”來自於先民的勞動生活，表達著先民的情感，隨後被運用到了祭祀活動之中。後來經過長期不斷的發展，“樂”不僅侷限於宗教祭祀活動之中，它逐漸成為了一種人與人之間增進感情、促進溝通的社交活動。

《舊唐書·音樂》一章中記載：“樂者，太古聖人治情之具也。”在這本歷史文獻中，古人明確指出人的喜怒哀樂之情，皆可以用音樂來表達，音樂除了表達情感以外，還可以“祛怨思”，讓“朝廷序”，讓“君臣和”，讓“士民勇”。由此可見，唐朝時期上至君主下至平民，都已經認識到了音樂強大的功能性，這種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形成的“樂”，更是被統治者所重用的一種統治手段。

社會發展過程中，“禮”與“樂”二者完美融合，古人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名譽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樂”屬於天作，“禮”屬於地制，二者對立又統一，這兩者的同時存在，可以使萬物和諧；同時又在各自的職位上各盡其責。“禮”規定了社會的道德規範，它導致人心向善，透過規章制度讓社會規則化，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把衡量尺度。正因如此，“禮”才能幫助周朝統治者維持社會和諧、穩定政治秩序，最終實現統治階級的穩定。

如果說“禮”是外在行為上的尺子，那麼“樂”則是人們內在精神中的一種協調方式。“樂”指的就是音樂，音樂是極具感染力和藝術美的一種教育手段。在統治者的要求下，人們學習樂舞、樂禮，感受禮樂文化中“德”的魅力。當然這並不是“樂”的唯一用處，統治者透過“樂”可以給人們劃定身份等級。《禮記·樂記》中記載：“樂者，通倫理者也”，這句話明確指出，音樂與倫理二者之間是互通的，只有懂得音樂的人，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這樣的人才能治理朝政；不懂音樂之人，則被貶為了禽獸。

中國古典音樂中，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在歷代統治者眼中，這五音不僅是音符，它們更是與治國之道中的“君臣民事物”一一對應，此五音和就是此五者和，由此才能保證國家政權穩固。這樣一來，禮樂的作用和社會功能就凸顯出來。對於統治者而言，禮樂制度的實行，可以幫助他們穩定政權，其實在周天子登基以後，天下格局能夠穩定統一，就在於禮樂制度的實行。

對於社會百姓而言，禮樂制度的提出其實是“以德治國”的形成，因為有了禮樂制度的約束和規範，百姓的自我約束意識形成，透過禮樂制度，使民心開始向善，人的心靈得到了淨化；尤其是王朝統治者專門建立了“樂教”來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這樣會讓民間有一個更加穩定的社會環境，人們也能享受一段較為穩定的安居樂業的日子。因為“樂教”的建立，使底層百姓接觸教育的機會範圍更加擴大，雖說這個一時期教育權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對於百姓而言，教育層次的逐步提高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禮樂制度對於後世而言，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後人對於禮樂制度中“禮”非常重視，中國淵源流長的家族文化和社交理念，都與“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的根源所在。除此之外，禮樂制度的形成也讓統治者認識到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性，至今都引領著政府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制度是非常完美的，在這一古老制度中，仍然存在著許多消極思想，比如“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在中國許多落後地區存在，階級歧視也並沒有完全消除，這都是禮樂制度遺留給後世的問題。隨著歲月推移、王朝更迭，禮樂制度在傳承的過程中也發生著變化，所以人們在認識這一古老制度時，永遠要帶著辯證的眼光去看待它。只有當禮樂制度與現代的社會環境相融合時，這種制度才能夠再次重新綻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