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稱“亂世出英雄”。

曹操身在亂世，懷負一顆逐鹿中原的報國之心，歷經政治磨難，終攜天子以令諸侯統一了北方，而赤壁之戰決策的失誤以致失敗，形成了三國鼎立之局。

曹操文學與書法在魏晉的文化中舉足輕重，也是魏晉文化的先驅與變革者，他的詩作文釆飛揚，字句鏗鏘激昂，理想躍然於文墨之上，氣勢非凡。典型的革新詩人，在魏晉文化中獨領風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成王敗寇”！倘若曹操勝了赤壁之戰而滅了劉備與孫權，歷史將會改寫，曹操將與歷史上的開國帝王齊名。

事與願違，曹操終是敗了決定歷史品鑑其地位的一場決定性戰爭。以後封建統治者思想的禁祻之下，在文人的筆中，沒有統一天下的曹操也只落得在百姓口中成就了亂臣漢賊，圖謀不軌的奸雄了。

曹操，令人又愛又恨的傢伙。

為什麼說他是奸雄？

據說，看了《軍師聯盟》的小夥伴，十個有七個對曹操黑轉粉（也可能是粉演員於和偉），並感慨“世人皆錯看曹孟德”。

問題是，世人真的錯看曹孟德了嗎？

評價曹操是容易的，也是困難的。連五歲小孩、七十老嫗都能以黑白忠奸說上兩句。但是，社會大眾所認知的這個曹操，顯然只是文學藝術塑造出來的曹操，與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相去甚遠。

有些人很能說，跟你叨叨叨半天，然後你發現，他叨的是章回體小說《三國演義》裡的曹操。

不管你評價的是不是一個假曹操，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麼一個強勢霸道的人物，在他生前身後根本無法控制輿論對他的風評。在他和他的後人掌權的時代，儘管可以透過強力消弭大多數負面聲音，但是，歷史永遠猶如那根中規中矩的彈簧——壓制得越厲害，反彈力度就越大。

只有當社會進入了可以自由言說的階段，人們才不會帶有情緒性地去扼殺或捧殺一個歷史人物。曹操的生前身後名充分說明了這個樸素的道理。

說曹操，陳壽就到。後世關於曹操的生平事蹟記載及演繹，基本都是由西晉史學大咖陳壽奠定的。

陳壽在《三國志》中為後人塑造了一個正面的曹操，這個曹操唯才是舉、足智多謀、南征北戰、功勳卓著。

舉個例子，陳壽筆下的曹操是一個十足的忠臣。漢末皇室衰微，當時有多少野心家蠢蠢欲動，想另立皇帝，但曹操堅決反對這麼幹。

董卓入京後，廢弘農王，立獻帝，也試圖得到曹操支援，曹操嚇得趕緊改名換姓跑路，我惹不起但躲得起。等到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公憤，曹操積極參加討董聯盟。

後來，袁紹、袁術都有謀廢皇帝或自立為帝的舉動，均過不了曹操這一關。

青州黃巾軍叛亂，曹操一舉平定，並收編為青州兵。後來打烏丸，敗馬超，降張魯，逐步統一北方，為漢家天下穩定立下汗馬功勞。

此時的曹操大權在握，“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被封為“魏公”“魏王”，手下人都勸他稱帝算了。

不可否認，曹操已經完全具備了稱帝的軟硬體，但他始終未取漢自立。終其一生，“人臣”而已。

寫出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曹操，莫非是陳壽收了曹家的好處替人寫軟文不成？

陳壽作為一代良史，他的《三國志》和司馬遷的《史記》有得一拼，都是馳名產品。他絕無可能幹這種自砸招牌的事。

陳壽唯一的侷限來自於他所處的時代。他主要生活在西晉，那是司馬氏的天下。西晉承曹魏而來，故以曹魏為正統。對於當時的史家而言，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要把魏國的君臣寫好了，才能凸顯西晉的合法性，這叫正統觀。涉及到相關人物，就要為尊者諱。

因此，留給陳壽的言論空間是有限的。

即便如此，陳壽的偉大之處在於，戴著鐐銬跳舞，盡其所能撐大輿論空間，力求做到秉筆直書。他所敘述的曹操，就其表現來說，的確是忠於漢室的。在這一點上，陳壽並未撒謊。

而那些涉及偉人負面形象的事蹟，陳壽只能捨棄不寫或者隱晦地埋藏在字裡行間。比如，一百年後裴松之給他的《三國志》作注，記載了曹操飛鷹走狗、欺騙叔父之類的事情，陳壽都沒有提到。再如，曹操吃了敗仗的赤壁之戰，陳壽僅用了二十幾個字帶過。

即便如此，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史家敢小瞧陳壽。因為，每一個寫史者都懂得陳壽的不易。

學過歷史、搞過新聞的人應該都知道，陳壽寫史的原則就是大家孜孜以求的“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是不可以說假話”。

基本在西晉後期之後，寫史者已經無需為曹操隱晦什麼。也就是說，怎麼寫曹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領域。

南朝人裴松之為陳壽的《三國志》作注。他註解中的曹操，已不完全是漢末英雄豪傑，而是增加了陰險狡詐、酷虐嗜殺、嫉賢無情、犯上作亂等負面形象。

漢末盛行品鑑之風，能夠得到當世名流的賞識，哪怕只是一句話，這個人就可能聞名遐邇，然後可能被推舉孝廉，走上仕途。裴松之引用野史最早告訴我們，曹操初入仕途也是走這條路。

這句話，至今仍是對曹操的最經典評語。從裴注之後，曹操再難擺脫“奸雄”的稱號。

還是董卓另立皇帝，欲拉攏曹操這件事。陳壽記載，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於東歸路上發生什麼，陳壽沒寫。

裴松之則引用幾種史書詳細記述這一路發生的事情：《魏書》認為曹操為了自我防衛而殺幾個人；《世語》說曹操懷疑呂伯奢的兒子圖謀殺害自己，於是殺了八個人；孫盛《雜記》說曹操殺了人之後還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總之，各書在曹操殺人這一點是相同的，說明曹操性格多疑、自私。

裴注使人瞭解到，曹操是不顧舊情的殘暴之人。

裴注中，曹操的類似暗黑史比比皆是。再如曹操的忌才嗜殺、陰狠刻薄，陳壽只是一句話帶過：“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裴松之則引用了大量史料予以佐證，對曹操的行事風格和人品進行了否定。

至此，曹操的兩面性，他的偉大和卑劣，由陳壽和裴松之共同書寫完成。歷代而下，無論粉曹操還是黑曹操，都沿著他們的路數走下去。

唐朝人最粉曹操，但唐太宗也批評他的反叛之心（“有無君之跡”）。

到了北宋，挺曹黨和反曹黨基本一半一半。尤其在民間，喜歡曹操的人已經不太多。據蘇東坡記載，當時社會上的說書人一講到劉備敗了，聽者就跟著流淚，但一講到曹操輸了，聽者就都大聲叫好。

南宋之後，曹操就完全成了白臉的奸賊，人人喊打。前人寫曹操，大多都是“太祖怎樣怎樣”，理學大咖朱熹寫曹操，通篇都是“操怎樣怎樣”，就是看他不爽，所以直呼一代梟雄的名諱，就像三國時期吳華人直呼他的小名“阿瞞”。

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作《三國演義》，基本上繼承了南宋以來官方與民間的曹操形象。“粉臉的奸臣”自然不是羅貫中的發明，在他提筆之前，社會上所認知的曹操就是這樣的。

翦伯贊後來說《三國演義》是曹操的“謗書”，其實只說對了一半。

簡單而言，對曹操的歷史評價涉及他的政治作為與人品道德。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作為，連他同時代的諸葛亮都不敢否認。從陳壽開始塑造的曹操形象，就是一個政治的巨人。這一點，誰否認了，誰就無視歷史真實而全憑個人喜好亂加棍棒，不值得一哂。

偏偏歷朝統治者最忌諱的就是這一點，尤其是在曹操是否篡漢的評價上，他們表現得憂心忡忡。哪一個皇帝都不想把江山拱手讓人，所以包括唐太宗在內的歷朝統治者都會本能地批判曹操對漢室存在二心。

曹操的後人奪了劉家的皇位，那麼曹操就有篡逆之嫌。即便沒有篡逆之行，肯定有篡逆之心。有篡逆之心，所有的行為看起來都是老謀深算、陰險狡詐、處心積慮。哪怕潛伏了一輩子，至死不暴露，也不能逃過悠悠之口。

就像司馬懿的後人奪了曹家的皇位，司馬懿的“待遇”跟曹操一模一樣。（具體參看“司馬懿美（黑）化史”）

這裡出現了一個悖論：既然曹魏政權是曹操“老謀深算”從劉家那奪來的，它就不具備合法性，司馬家把它推翻了，理應得到歌頌才對啊，為什麼司馬懿也被罵呢？

他們不管曹操當時匡扶的東漢已經潰爛腐敗到無法收拾，也不管司馬懿“被辭職”回家養老的曹魏政權已經小人當道利益板結，他們只知道曹操世食漢祿，司馬懿世食魏祿，誰給發工資就該聽誰的，不能有意見，更不能尋思著把潰爛腐敗民不聊生的舊政權推翻重建。總之，不可以“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然而，連古代的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我們中的有些人又怎會迂腐到以其是否篡位來作為人物評判的標準呢？

如果說歷朝統治者貶損曹操的忠心是屁股決定腦袋，我們這些吃瓜群眾也跟著起鬨，那就純粹是歷史的傻白甜了。

我相信陳壽的直筆，曹操是一個政治的巨人。

曹操是一個道德的矮子。關於這一點，裴松之及其以後的史家，包括小說家，已經寫了很多很多。曹操的形象之所以會撲街，主要也源於個人道德的缺點。

陳壽的偉大即在這裡。再狹小的輿論空間，都無法阻止他表達最精準的意見。

同樣是寫曹操，見解偉大的還有另一個人——魯迅。

魯迅在他的名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裡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這是肯定他的政治作為。

接著寫曹操殺孔融的事。魯迅說：“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有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這是否定他的人品道德。

雙面曹操，一文收埋齊了。

不像有些史家，唱起讚歌連底褲都不要了。

這原本是好事，可以告訴歷史小白們歷史上的曹操和戲文裡的曹操有哪些區別。但是，某些史學家竟然無恥到了連曹操殺人也無所謂這樣的話都寫得出來，比如“現在有些人說曹操好殺人亂殺人，這和事實確是不符的……”。

高壓之下的陳壽，也絕不寫這種話。這，或許就是差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