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曝“魔巖三傑”現狀:何勇張楚都神經病了
1990年，當臺灣音樂製作人張培仁第一次看著老崔蒙著雙眼唱著《一塊紅布》時，他抱著柱子失聲痛哭。他本以為，這個民族可能會掉在原來軟綿綿、年輕人沒有自主性的文化裡頭的時候，突然在北京，在一無所有的環境裡，年輕人在做這件事。
此後10年，成了張培仁口中的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這是崔健、竇唯、何勇、張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後，這撥人迅
速地銷聲匿跡了，中國搖滾樂從一無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傷的夢，似乎快進了它的輪迴。2008年，當盛志民拿著攝像機重新找到了這撥人，拍了紀錄片
《再見，烏托邦》，搖滾果兒們才明白，那撥人也許永遠回不來了。
時隔兩年的2012年歲末，盛志民帶著《再見，烏托邦》再次抵滬，影片作為萬語清影舉辦的紀錄片年終放映，12月23日在創智天地放映，現場擠滿了人。觀眾中一半以上是衝著搖滾樂來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開唱。
記錄那場難以複製的集體回憶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這幾天，盛志民上臺的第一句話是：“上海真冷。”客氣的觀眾迴應說：“這麼多年了，看到當年這些畫面，雖然天冷，心裡還是熱的。”不
客氣的觀眾也會說：“這並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搖滾樂紀錄片，搖滾主義的熱血畫面集體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語、反省、商業文化、產業、網際網路經濟、
全球化等關鍵詞，社會價值已隨社會發展變遷，理想主義已逝，搖滾年代不再。”
顯然，《再見，烏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實。那撥人的當年，隻言片語，那撥人的現在，更多躊躇不前，不敢觸碰。不見理想國，何勇嘴裡的“沒錢怎麼活啊”甚至讓觀眾發笑。盛志民承認，自己更喜歡英譯名——《Night of an Era》，翻譯過來就是《時代的晚上》。
那個時代雖已落幕，但盛志民認為，記錄那場難以複製的集體回憶，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時過境遷之後，再重新來看，才能看出它的價值。
《再見，烏托邦》用了三條線講述了那個時代的那撥人。去世的吳珂，曾經的“做夢”樂隊的吉他手，是那個漂亮吉他男孩，飛機頭，濃眼線，連張楚都
嫉妒地說：“當年唯一的日系風格，很洋氣。”1996年前後，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透過尋找吳珂，為那些搖滾樂中的無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條線是“魔巖三傑”。何勇長期服藥，精神狀況不穩定，時不時仍需要入院就醫，前一年他總共只有3場演出，他想找滾石要點錢；張楚從
1997年出版《造飛機的工廠》之後自閉8年，這幾年漸漸恢復，覺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竇唯不接受訪問，他只給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樂，認為在當下的環境
下不適合用任何語言闡述自己的態度和認識。
該片第三條線是在何勇錄音棚打工的男孩小暢，和當年那撥人一樣十六七歲的年紀。面對鏡頭，他已經完全可以把商業環境講得頭頭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夠學習到他們的精神，做更主流的東西。
不想把話說明白也說不明白
除“魔巖三傑”外，崔健、音樂製作人張培仁、電臺DJ張有待分別從音樂人、製作人、媒體人的視角，談論對中國搖滾樂和那個時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話說明白，我也說不明白，我只想拍變化。”盛志民強調說。
“2008年，年近40歲，經歷一些事情和變化，而且當時何勇出了狀況，並且情況越來越嚴重，覺得應該去拍，這其實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麼從一個搖滾青年走過來的，看這幫朋友是怎麼一路走過來的。”盛志民這樣介紹自己拍攝這部影片的初衷。
當年，盛志民和何勇、張楚、竇唯都是很好的哥們，自己也是從搖滾樂開始走上所謂的藝術創作道路。上世紀80年代末，資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
北京是唯一能夠看到或者聽到不一樣的東西的地兒，對於盛志民他們來說，不管聽的是Beatles還是Bon
Jovi，20歲的年輕人一下子就撒了歡兒了。
“原來生活是可以這樣的，那時候不像網際網路時代資源共享，這撥人可能更快地對生活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重新要改變你的生活，當你改變了你的生活方
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頭去了，我原來是學建築的，於是就迅速拋開了長輩給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過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說。
北京著名電臺DJ張有待見證了這撥人的成長，他在片中說：“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現的，他們就是自然組合，自然狀態。如果他自然生長，自然消失，
都是一種自然現象。但強制性地出現一個外力，把他推向一個機制，在體制又沒辦法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就改變了他正常的發展和生長。”
吳珂的消失像那個年代的倒塌一樣成謎
“當然，搖滾的圈子裡死了很多人。知名的有張炬（唐朝樂隊創始人之一，於1995年5月11日遇車禍去世），不知名的還有很多，吳珂是不知名
的，但是他很閃光，很有女孩緣。”直到現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們提起吳珂，情緒上還是難以名狀。關於他的下落有很多說法，有人說他死了，也有人說他還活
著。
吳珂的父親曾是中國錄音總公司的音樂編輯，崔健《一無所有》的磁帶就是其負責出版的。吳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歲的吳珂在八王墳哭著懇
求父親，要搞搖滾樂。父親答應了，給他找了吉他老師，最後因為吸毒，吳珂還是走了。吳珂的父親在採訪中自責地說：“還是我害了他”，吳珂母親至今還記得那
個日子——1996年9月7日，“24歲，本命年，還差幾個月。”這一天，她從自己的錄影店回到家，兒子已經吞服了過量的鎮靜劑“曲馬多”。
影片之所以用“尋找吳珂”作為一個起點，盛志民解釋說，吳珂當時是個謎，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於是輾轉找到了他的父母，
說服他們說出了當年的情況。吳珂跟張炬不一樣，張炬去世，是中國搖滾史上一個重要的印記，而吳珂卻沒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搖滾樂的無名者。其實那個年
代，吳珂在搖滾圈裡很是個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華，所以在這部片裡，他不該被忘記。
吳珂是怎麼消失的，就像那個年代如何轟然倒塌的原因一樣，很少有樂手能說清楚。何勇和張楚都認為，沒人懂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弄，完全是懵的。
“那時候誰知道唱片業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只有你進來了才知道那裡頭的溝溝坎坎。這是個過程，也得有點犧牲。”吳珂的朋友、樂手馬培說，“小珂是這樣的犧牲嗎？不知道。”
“當年最牛的是搞搖滾樂的，然後是搞電影的，最後才是畫畫的，現在整個倒了過來。”馬培說，“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受理想主義教育的，藝術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義上的，當理想主義沒有了的時候，那藝術他媽的就沒有了。”
搖滾樂的審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撥人中，現在只有崔健還有舉辦個唱的號召力。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體的演出，現場變成了懷舊歌曲大聯唱。之後，他頻頻出現在各大音樂節和拼盤演出中，人們都說崔健變了。
可盛志民卻並不這樣認為：“崔健沒變，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雖然他的新歌裡他要說的話，已經沒有人要聽，但他搞真唱運動就是是拐著彎地說自己想說的話。”
這位“中國搖滾樂教父”在片中憤憤地說：“說白了，在中國，搖滾樂的審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國的歷史裡邊就不是美。”崔健說，“這是幾百億華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維方式。”
而曾經帶著這撥人征服香港紅磡的張培仁感嘆，他們在過去有很多壓抑的情緒，在爆發時沒有虛佞的商業主義阻擋。上世紀90年代的精神沒有延續下去，“很可惜，那是華人絕無僅有的歷史上理想主義十年。”
何勇是片中鏡頭最多的，他不再是那個穿著海魂衫在臺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輕小夥，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場，他還唱“姑娘漂亮”，但已經喊不動了，因為他變成了發福的中年怪叔叔。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片中張有待和何勇吃飯時的一段談話顯然有著更強的說服力。
何勇：有Landy（張培仁）的訊息嗎？
張有待：沒有。怎麼了？你想見他？
何勇：我想透過他，讓他跟滾石要點錢啊。這麼多年唱片一直賣著，彩鈴這個那個的，十多年了一分錢沒給過。
張有待：你們當時籤的合同裡有彩鈴這一項麼？
……
何勇：我其實現在最想在雲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區、青島海邊……有個小院，養只狗，看看書。我不是說永遠過這樣的生活，只是想現在過過這樣的日子……
張有待：（笑）現在又回到了這個問題上，是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最終是養狗？
何勇：養狗，但是你想這樣的話，除非我把現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則我根本沒有錢……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錢……
張有待：你這是廢話，你說的這種生活方式，你去問馬路上每一個人，幾乎每個人都會說我想這樣，我想找一個海邊，養條狗……這麼過日子，你這也太小資了。
何勇：……我其實就是覺得，如果那樣的話我心裡的東西沒準兒能出來。
張有待：那樣就更出不來了。
無論出現或毀滅是自然規律
《再見，烏托邦》素材有130多個小時，最後剪成了90分鐘。“我拍了他們每個人的不同的態度，某種程度上它又和搖滾樂沒了關係，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們的生命、精神、肉體、理想，也在這些年中逐漸被消解掉。”
當年的“魔巖三傑”對這部片子有著不同程度的迴避。何勇根本沒看這片子，盛志民說，“他看了也許會生氣”。張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竇唯只看了
張培仁採訪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攝提供給盛志民的。“雖然他不接受採訪，但他給了我他的影像和音樂，這也是他的態度。”盛志民說。
影片最終在一群農村青年齊聲高唱Beyond的《真的愛你》的歌聲中結束。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號聲響起時熱淚盈眶的“搖滾果兒們”，他們心中的十年，也許還是無法替代，而所有與之相關的詞：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難忘。
紀錄片曝“魔巖三傑”現狀:何勇張楚都神經病了
1990年，當臺灣音樂製作人張培仁第一次看著老崔蒙著雙眼唱著《一塊紅布》時，他抱著柱子失聲痛哭。他本以為，這個民族可能會掉在原來軟綿綿、年輕人沒有自主性的文化裡頭的時候，突然在北京，在一無所有的環境裡，年輕人在做這件事。
此後10年，成了張培仁口中的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這是崔健、竇唯、何勇、張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後，這撥人迅
速地銷聲匿跡了，中國搖滾樂從一無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傷的夢，似乎快進了它的輪迴。2008年，當盛志民拿著攝像機重新找到了這撥人，拍了紀錄片
《再見，烏托邦》，搖滾果兒們才明白，那撥人也許永遠回不來了。
時隔兩年的2012年歲末，盛志民帶著《再見，烏托邦》再次抵滬，影片作為萬語清影舉辦的紀錄片年終放映，12月23日在創智天地放映，現場擠滿了人。觀眾中一半以上是衝著搖滾樂來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開唱。
記錄那場難以複製的集體回憶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這幾天，盛志民上臺的第一句話是：“上海真冷。”客氣的觀眾迴應說：“這麼多年了，看到當年這些畫面，雖然天冷，心裡還是熱的。”不
客氣的觀眾也會說：“這並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搖滾樂紀錄片，搖滾主義的熱血畫面集體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語、反省、商業文化、產業、網際網路經濟、
全球化等關鍵詞，社會價值已隨社會發展變遷，理想主義已逝，搖滾年代不再。”
顯然，《再見，烏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實。那撥人的當年，隻言片語，那撥人的現在，更多躊躇不前，不敢觸碰。不見理想國，何勇嘴裡的“沒錢怎麼活啊”甚至讓觀眾發笑。盛志民承認，自己更喜歡英譯名——《Night of an Era》，翻譯過來就是《時代的晚上》。
那個時代雖已落幕，但盛志民認為，記錄那場難以複製的集體回憶，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時過境遷之後，再重新來看，才能看出它的價值。
《再見，烏托邦》用了三條線講述了那個時代的那撥人。去世的吳珂，曾經的“做夢”樂隊的吉他手，是那個漂亮吉他男孩，飛機頭，濃眼線，連張楚都
嫉妒地說：“當年唯一的日系風格，很洋氣。”1996年前後，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透過尋找吳珂，為那些搖滾樂中的無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條線是“魔巖三傑”。何勇長期服藥，精神狀況不穩定，時不時仍需要入院就醫，前一年他總共只有3場演出，他想找滾石要點錢；張楚從
1997年出版《造飛機的工廠》之後自閉8年，這幾年漸漸恢復，覺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竇唯不接受訪問，他只給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樂，認為在當下的環境
下不適合用任何語言闡述自己的態度和認識。
該片第三條線是在何勇錄音棚打工的男孩小暢，和當年那撥人一樣十六七歲的年紀。面對鏡頭，他已經完全可以把商業環境講得頭頭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夠學習到他們的精神，做更主流的東西。
不想把話說明白也說不明白
除“魔巖三傑”外，崔健、音樂製作人張培仁、電臺DJ張有待分別從音樂人、製作人、媒體人的視角，談論對中國搖滾樂和那個時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話說明白，我也說不明白，我只想拍變化。”盛志民強調說。
“2008年，年近40歲，經歷一些事情和變化，而且當時何勇出了狀況，並且情況越來越嚴重，覺得應該去拍，這其實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麼從一個搖滾青年走過來的，看這幫朋友是怎麼一路走過來的。”盛志民這樣介紹自己拍攝這部影片的初衷。
當年，盛志民和何勇、張楚、竇唯都是很好的哥們，自己也是從搖滾樂開始走上所謂的藝術創作道路。上世紀80年代末，資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
北京是唯一能夠看到或者聽到不一樣的東西的地兒，對於盛志民他們來說，不管聽的是Beatles還是Bon
Jovi，20歲的年輕人一下子就撒了歡兒了。
“原來生活是可以這樣的，那時候不像網際網路時代資源共享，這撥人可能更快地對生活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重新要改變你的生活，當你改變了你的生活方
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頭去了，我原來是學建築的，於是就迅速拋開了長輩給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過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說。
北京著名電臺DJ張有待見證了這撥人的成長，他在片中說：“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現的，他們就是自然組合，自然狀態。如果他自然生長，自然消失，
都是一種自然現象。但強制性地出現一個外力，把他推向一個機制，在體制又沒辦法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就改變了他正常的發展和生長。”
吳珂的消失像那個年代的倒塌一樣成謎
“當然，搖滾的圈子裡死了很多人。知名的有張炬（唐朝樂隊創始人之一，於1995年5月11日遇車禍去世），不知名的還有很多，吳珂是不知名
的，但是他很閃光，很有女孩緣。”直到現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們提起吳珂，情緒上還是難以名狀。關於他的下落有很多說法，有人說他死了，也有人說他還活
著。
吳珂的父親曾是中國錄音總公司的音樂編輯，崔健《一無所有》的磁帶就是其負責出版的。吳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歲的吳珂在八王墳哭著懇
求父親，要搞搖滾樂。父親答應了，給他找了吉他老師，最後因為吸毒，吳珂還是走了。吳珂的父親在採訪中自責地說：“還是我害了他”，吳珂母親至今還記得那
個日子——1996年9月7日，“24歲，本命年，還差幾個月。”這一天，她從自己的錄影店回到家，兒子已經吞服了過量的鎮靜劑“曲馬多”。
影片之所以用“尋找吳珂”作為一個起點，盛志民解釋說，吳珂當時是個謎，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於是輾轉找到了他的父母，
說服他們說出了當年的情況。吳珂跟張炬不一樣，張炬去世，是中國搖滾史上一個重要的印記，而吳珂卻沒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搖滾樂的無名者。其實那個年
代，吳珂在搖滾圈裡很是個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華，所以在這部片裡，他不該被忘記。
吳珂是怎麼消失的，就像那個年代如何轟然倒塌的原因一樣，很少有樂手能說清楚。何勇和張楚都認為，沒人懂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弄，完全是懵的。
“那時候誰知道唱片業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只有你進來了才知道那裡頭的溝溝坎坎。這是個過程，也得有點犧牲。”吳珂的朋友、樂手馬培說，“小珂是這樣的犧牲嗎？不知道。”
“當年最牛的是搞搖滾樂的，然後是搞電影的，最後才是畫畫的，現在整個倒了過來。”馬培說，“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受理想主義教育的，藝術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義上的，當理想主義沒有了的時候，那藝術他媽的就沒有了。”
搖滾樂的審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撥人中，現在只有崔健還有舉辦個唱的號召力。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體的演出，現場變成了懷舊歌曲大聯唱。之後，他頻頻出現在各大音樂節和拼盤演出中，人們都說崔健變了。
可盛志民卻並不這樣認為：“崔健沒變，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雖然他的新歌裡他要說的話，已經沒有人要聽，但他搞真唱運動就是是拐著彎地說自己想說的話。”
這位“中國搖滾樂教父”在片中憤憤地說：“說白了，在中國，搖滾樂的審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國的歷史裡邊就不是美。”崔健說，“這是幾百億華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維方式。”
而曾經帶著這撥人征服香港紅磡的張培仁感嘆，他們在過去有很多壓抑的情緒，在爆發時沒有虛佞的商業主義阻擋。上世紀90年代的精神沒有延續下去，“很可惜，那是華人絕無僅有的歷史上理想主義十年。”
何勇是片中鏡頭最多的，他不再是那個穿著海魂衫在臺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輕小夥，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場，他還唱“姑娘漂亮”，但已經喊不動了，因為他變成了發福的中年怪叔叔。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片中張有待和何勇吃飯時的一段談話顯然有著更強的說服力。
何勇：有Landy（張培仁）的訊息嗎？
張有待：沒有。怎麼了？你想見他？
何勇：我想透過他，讓他跟滾石要點錢啊。這麼多年唱片一直賣著，彩鈴這個那個的，十多年了一分錢沒給過。
張有待：你們當時籤的合同裡有彩鈴這一項麼？
……
何勇：我其實現在最想在雲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區、青島海邊……有個小院，養只狗，看看書。我不是說永遠過這樣的生活，只是想現在過過這樣的日子……
張有待：（笑）現在又回到了這個問題上，是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最終是養狗？
何勇：養狗，但是你想這樣的話，除非我把現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則我根本沒有錢……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錢……
張有待：你這是廢話，你說的這種生活方式，你去問馬路上每一個人，幾乎每個人都會說我想這樣，我想找一個海邊，養條狗……這麼過日子，你這也太小資了。
何勇：……我其實就是覺得，如果那樣的話我心裡的東西沒準兒能出來。
張有待：那樣就更出不來了。
無論出現或毀滅是自然規律
《再見，烏托邦》素材有130多個小時，最後剪成了90分鐘。“我拍了他們每個人的不同的態度，某種程度上它又和搖滾樂沒了關係，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們的生命、精神、肉體、理想，也在這些年中逐漸被消解掉。”
當年的“魔巖三傑”對這部片子有著不同程度的迴避。何勇根本沒看這片子，盛志民說，“他看了也許會生氣”。張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竇唯只看了
張培仁採訪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攝提供給盛志民的。“雖然他不接受採訪，但他給了我他的影像和音樂，這也是他的態度。”盛志民說。
影片最終在一群農村青年齊聲高唱Beyond的《真的愛你》的歌聲中結束。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號聲響起時熱淚盈眶的“搖滾果兒們”，他們心中的十年，也許還是無法替代，而所有與之相關的詞：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