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漢惠帝時期，歷史上好多好多！

在古代，死刑與其他刑罰一樣，是古代鞏固統治、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懲罰手段。死刑也稱極刑，戰國前稱“大辟”，漢代又稱“殊死”。秦漢及以前，死刑罪的一大特點是條文繁多，數量大。據史料記載，在上古周朝，初有“殺罪五百”，即死刑條款500種。

不僅死刑多，在漢代以前，行刑的方式也多，且極殘酷。史料載，在司法已比商朝文明得多的周朝，處決死囚的方式仍有斬（腰斬）、殺（殺頭）、膊（赤身支解）、辜（支解）、焚（懲治殺害父母者）等。

在歷史上，死刑條款最多的是西漢。據記載，漢武帝劉徹即位後，漢初的“慎刑”立法原則均被調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以看出，漢武帝時期的死刑條款有409條之多，死刑的判決為13472件。因死刑案太多，連放卷宗的地方都沒有了。比起漢武帝，漢成帝劉驁更甚，在他當皇帝的河平年間，“大辟之刑千有餘條”。1000餘種死刑，創了中國死刑之最。

宋太祖曾以“決杖、流放、刺面”作死刑“替用刑”

“慎刑”思想一直存在於各個歷史時期。遠在上古夏代，就出現了“慎殺”思想。傳說中中國最早的大法官、刑法制定者皋陶就說過：“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概意思是，疑罪從輕，疑功從重；與其錯殺無罪之人，寧可違反法律。其核心就是恤刑慎殺，嚴防錯殺，與現代司法精神幾乎完全一致。

吸取商朝無德、重刑亡國的教訓，周朝信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執政理念，出現了中國最早一輪的削減死刑運動。據載，第五任國君姬滿（穆王）執政後，接受呂侯“訓夏贖刑”的勸告，開始減刑，其中死刑減少幅度很大，“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與周初相比，死刑條款減少了300個。

如何減少死刑？最基本的當然是直接削減死刑條款，實行“恤刑”政策。而在死罪出現後，則大面積、廣泛採取“替用刑”、“贖刑”、“赦免”等多種變通措施，少殺或不殺。

西漢死刑的替用刑主要有宮刑、割右趾刑等肉刑，其中的宮刑是中國最為古老的替用刑罰之一，上古夏朝已存在，一直到魏晉時才廢除。宮刑僅次於死刑，直接破壞男女死囚的生殖器官，借替用宮刑而逃過一死的著名人物，有《史記》作者、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等。

東漢時期，可用“流刑”即徒邊充軍替代死刑。北魏時期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將流刑定為死刑的替用刑，此後唐宋沿襲，歷朝不改。如明朝，據《明史·刑法志》記載，明神宗在萬曆四年（公元1576年 ），“敕雜犯死，準徒五年。”

當然，替用刑不止上述幾種，如宋太祖趙匡胤曾推行“決杖、流放、刺面”三刑合一的替用刑，以寬恕死罪。

唐昭宗曾賜予功臣“免死金牌”

除“替用刑”外，用錢物換取生命權的“贖刑”在歷代也不鮮見。

贖罪在漢初便允許。據記載，漢惠帝劉盈即位第一年便下詔，如果犯死罪，“買爵三十級”就可免死，一級值2000錢，三十級也就是6萬。 6萬在當時決非一般百姓能拿出來的，但到漢武帝時，免死價漲到了50萬。據載，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當時司馬遷便可以花錢免死，但他拿不出這筆鉅款來，只能選擇宮刑。

類似漢代這樣的“以財換命”的贖罪條款，此後歷朝都有。如《唐律》中規定，如果被判斬、絞死刑，“贖銅一百十二斤。”

採用“替用刑”和“贖刑”免死，是古代減少死刑執行的兩大常規措施，“赦免”則是減少死刑的特殊手段，如果說替用刑、贖刑體現的是“寬仁”，那赦免直接就是“皇恩”。

赦免最早出現在西周時期，據載，當時有“三赦之法”：“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即幼、老、智障三類人不執行死刑，這個免死政策，一直影響到現代刑法。

在所有赦免中，“鐵券免死”是最靈的一種。鐵券俗稱“免死牌”，一般由皇帝賜頒給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的功臣。因吳越王錢鏐平定叛亂有功，唐昭宗曾於乾寧四年（公元897年）賜其金書鐵券，上書“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給功臣頒鐵券，持鐵券者，本人犯法可免二死，子孫可免一死。但需指出的是，免死牌也是有條件的，據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所記，“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

此外，古代免死或死緩的另一種方式“留養承祀”，更能體現古代刑法中人性的一面，即父母、祖父母年老無人奉養，可免死罪，回家奉養老人。

唐玄宗成廢除死刑第一帝

在古代，歷朝對死刑都有嚴格控制，自北魏首創“死刑複核”制度起，歷代都有一套嚴密的死刑案複核制度，生殺大權大多直接集中於皇帝一人或中央機構手中，以減少濫殺錯殺。

早在西漢時已有死刑複核的“報囚制度”，隋朝則出現了“三複奏”制度，併為唐朝繼承。唐朝是中國歷史對死刑案最謹慎的一個時期，“凡決死刑，雖令則殺，乃三複奏”，即死囚行刑前一天，要復奏兩次，執行當天還要復奏一次，提請皇帝審慎考慮是否立即執行。唐太宗貞觀初年，京都地區的死刑甚至由“三複奏”升級為“五復奏”。如果“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

在嚴控死刑的同時，古代中國還進行了“廢除死刑”的司法實踐。唐朝廢止死刑的嘗試始於貞觀年間，推崇“民本治國”模式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時大幅度削減死刑。貞觀六年（632）甚至將全國390名死囚放回家過年，次年這批人全部被赦免。貞觀十六年（642），唐太宗停止所有死刑的執行。據記載，唐太宗下令，將全國所有死囚流放到邊區，即所謂“徙天下死罪囚實西州”，這在事實上廢除了死刑。

在憲宗李純當皇帝時的元和八年，唐朝又一次有條件地全面廢除死刑，李純下詔用流刑代替死刑，但犯“十惡”、“殺人”的死囚不在此列。

以“紅標頭檔案”的形式廢除死刑，是唐玄宗李隆基。據宋朝官修《冊府元龜·刑法部》記載，天寶六年（747）李隆基下詔：“朕承大道之訓，務好生之德，於今約法，已去極刑……自今以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此條。”所有應該判處斬、絞死刑的，均“代之重杖”。天寶六年，可視為中國“廢除死刑元年”，而唐玄宗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廢除死刑的第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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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回答您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當時這項政策的大背景。

追溯歷史，秦朝的建立結束了戰國時期群雄紛爭的亂世，建立了中央集權下的封建統一制國家。四海初平也使得當時社會的生產生活趨於穩定，秦統一中國時秦國境內人口最高在三千萬以上。然而秦國國祚只有區區十幾載，秦亡之後，中原大地陷入混戰之中，最終劉邦領導的漢政權奪得天下，建立漢朝。可是西漢建立之初，全華人口只剩下1500萬左右。

在古代，人口就是第一生產力，人口的急劇下降，尤其是青壯年數量的減少，致使西漢建國初經濟凋敝，物資匱乏，人民生活異常困苦。西漢政府不得不採取各項措施來恢復生產，促進人口增長。 劉邦向他的後繼之君做出了表率，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也正是這種治國理念的開展，使西漢初政治經濟各方面得到全面復甦。

漢惠帝是繼劉邦之後西漢政府的第二任皇帝，他面對的和他的父親劉邦一樣，都是要解決經濟蕭條，農民生活困頓等種種問題。

在經濟上，西漢的統治者鼓勵生產，與民休養，同時提倡輕徭薄賦，極大地減輕農民的負擔，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同樣，西漢政府的無為而治也體現在其他方面。正像上面所說的，人口是當時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為了保護人口，使人口能充分投入到生產生活中，西漢廢除了秦朝許多嚴苛的律法，對於犯罪的人們官府也要再三複議，酌情而定刑。

而題目中所說的這項政策正是建立在這種無為而治的律法體系上。指導這種無為而治方針的黃老思想，講究道法自然，他們主張放任人們的思想及行為，讓他們順其自然發展或者改變，國家或者政權不對其強加干涉，以此來避免矛盾的發生，達到無為而治。

而這一政策很好地貫徹了這一思想，平民在犯罪之後，雖然國家有律法規定，但是考慮到當時國家貧瘠的人口，統治階級不再強行對其予以制裁，而是丟擲選擇項，讓平民自己做選擇。當事者可以選擇接受律法制裁，也可以選擇透過買爵來抵罪。如果既不想接受制裁，又沒有錢財來買爵，這時候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那就是入宮為奴。男者接受宮刑入宮為奴，女者則進宮為婢，這種做法實在是兩全其美，既懲治了犯罪者，又為宮裡補充了免費的勞動力，減少了政府財政支出。

雖然這種透過買爵贖罪的現象在哪個朝代都會有，但是像西漢初期直接由朝廷授意並由國家意志來實施確實只此一家，再無分店。這除了跟當時不是很健全的律法體系相關之外，也跟當時的形勢以及漢初由道家思想治國的方針密不可分。

秦漢時的爵位確實是僅有二十級，漢惠帝時期的這個規定“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主要指的是相當於買三十級的錢，而不是這些錢就可以買來相應的爵位。按照東漢學者應劭的解釋是“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也就是說一級是2000錢，一共是6萬錢，可以買個死罪。

不過，這個錢數應該不是固定的，漢武帝時期就變成五十萬錢了。

這個倒是也好理解，畢竟漢朝初年的經濟情況比之武帝時期還是要差上許多的。

其實這個規定倒不僅僅是漢朝所有，《唐律》中也有判斬、絞刑“贖銅一百二十斤”的說法。

不過在漢初的特殊時期，這一規定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剛剛經歷了戰國時代，又經歷了秦朝的大興土建、攻伐殺戮，再有楚漢相爭，整個社會經濟遭遇了巨大的破壞。漢高祖劉邦時期甚至有因大饑荒“令民得賣子”的特殊法令。漢惠帝六年時，也因為大旱“令民得賣爵”。在當時，不僅僅老百姓手中無糧、無錢，連政府都捉襟見肘，所以，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