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人性雖然具有與生俱來的善，但人性之善能否充分體現出來，還需要人們不斷地按照儒家教義進行修身養性才能達到。在孟子看來，人們必須透過養心、修身、慎行等幾個方面的努力，才能符合儒家教義的“善”。
保持本心，減少慾望
“心之官則思”，“心”是人體之中最重要的器官。正是由於“心”具有思考能力，才有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才有了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弟子公都子問孟子：“同樣是人，有的成了君子，有的成了小人，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回答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說，能依從心志這樣的大的要求下功夫就可以成為大人君子，被耳目之欲這樣的小的要求所牽制的人只能成為小人。孟子從儒家等級制度的理念出發，將人在現實生活中對身體的使用方面與偏愛程度上劃分出了君子與小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孟子·告子上》）。孟子舉例說，只知道吃喝的人會受到人們的鄙視，因為他注重了口腹之慾而忽視了其他更為重要的東西。如果喜愛飲食的人沒有丟棄（善心的培養），那麼他的吃喝就不僅僅是為了形體上的健全了。
由此看來，君子與小人之分，根源在於人心的不同。因而，人性之善的根本在於“養心”。“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離婁下》）。君子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是因為他能夠保持本心。君子把仁放在心上，把禮放在心上。
那麼，人應該如何保持本心呢？“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修養善心的方法，沒有比減少慾望更好的了。他的為人如果慾望少，那麼，即使善心有些缺失，也是很少的；他的為人如果慾望很多，那麼即使善心有所儲存，保留的也一定是很少的。
人慾是無止境的，人的很多惡行也多由慾望所至。孟子竭力反對權貴無休止的貪慾，居高臨下地表示自己與他們揮霍無度的行為劃清界限，體現出中國古代文人清高的骨氣。“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遊說諸侯，就得藐視他，不要在意他們那高高在上的樣子。殿基幾丈高，屋簷幾尺寬，我要得志了，不會這麼做。面前擺滿美味佳餚，侍奉的姬妾數百人，我要得志了，不會這麼做。盡情飲酒作樂，馳騁射獵，隨從的車子上千輛，我要得志了，不會這麼做。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我所不願做的；我所願做的，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我為什麼要怕他們呢？”
孟子認為，養心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的修身養性。無論是學習還是做人，都必須持之以恆，不可半途而廢。“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孟子·盡心下》）。山坡上的小路很窄，專心致志地走，它便成了路；如果隔了一段時間不走，就又會被茅草堵塞住了。
遵循仁義之道
孟子繼承了孔子學說的基本精神，主張嚴格遵循禮義之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離婁下》）不符合禮制的‘禮’，不符合正義的‘義’，有德行的人是不去做的。
孟子認為，仁是人們最安定的住所，義是人們最正確的道路，不行仁義反而詆譭仁義的人就如同自己拋棄了自己。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孟子·公孫丑上》）。仁，是天（賦予人的）最尊貴的爵位，是人最安定的住所。沒有誰阻擋他（行仁），他卻不行仁，是不明智的。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只能當別人的僕役。當了僕役而覺得當僕役羞恥，就像造弓的覺得造弓可恥，造箭的覺得造箭可恥一樣。如果真的覺得可恥，不如就行仁。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離婁上》）。自己戕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什麼話說；自己拋棄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作為。說話詆譭禮義，這叫自己殘害自己；自認為不能守仁行義，這叫自己拋棄自己。仁是人們最安定的住所，義是人們最正確的道路。空著安定的住所不住，捨棄正確的道路不走，真可悲啊！
學習別人長處，與別人共同行善
孟子認為，人必須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做一個與人為善的人。“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子路這個人，別人指出他的過錯，他就高興。大禹聽到好的言論，就向人家行禮。偉大的舜更加了不起，好品德願和別人共有，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別人的長處，樂於吸取別人的優點，並以行善為樂事。舜從當農夫、陶工、漁夫，直到成為天子，沒有一樣不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吸取眾人的長處來完善自己，如同與別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同別人一起行善。
人若讓別人明白道理，自己本身必須是明白道理的人。孟子所說的道理，顯然離不開儒家仁義禮智信之類的基本教義。“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盡心下》）。賢人用自己清楚明白的道理使別人也清楚明白，現在的人卻要用連他自己都糊里糊塗的道理想使別人清楚明白。
正確地選擇自己的行為
孟子認為，人應該正確地選擇自己的行為。“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離婁下》）。一個人只有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為。
人只有做到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他忍心去做和願意做到的事就符合仁義了，仁義的行為是人從每一件點滴的事情中得以推廣、充實的。“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孟子·盡心下》）。人人都有不忍心乾的事，把這種心理推及到他所忍心去做的事上，就是仁；人人都有不願意去做的事，把這種心理推及到他所願意去做的事上，就是義。一個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擴充套件開去，那麼，仁就用之不竭了；一個人能把不願扒洞翻牆（行竊）的心理擴充套件開去，那麼，義就用之不竭了；一個人能把不願受人輕蔑的心理擴充套件開去，那麼，無論走到哪裡，行為都是符合義的了。
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仁義道德的要求，並且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否則就成了無恥之徒。“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對無恥不感到羞恥，那就不會有恥辱了。
人若不知恥，就必然會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最終將會自取其辱，甚至招致毀滅的命運。“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不仁的人還能同他講什麼呢？他們面臨危險還自以為安全，災禍臨頭還自以為得利，把導致亡國敗家的事當作快樂。不仁的人如果還能同他談什麼，哪還會有亡國敗家的事呢？從前有個童謠唱道：“滄浪的水碧清喲，可以洗我的帽帶；滄浪的水渾濁喲，可以洗我的腳。”孔子說：“弟子們聽著！水清就洗帽帶，水濁就洗腳了。這是由水自己招來的。”一個人必然是自己招致侮辱，人家才來侮辱他；一個家必然是自己招致毀敗，人家才來毀敗它；一個國必然是自己招致討伐，別人才來討伐它。《太甲》上說：“上天降災，還可以躲；自己作孽，別想再活。”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反求諸已，真誠待人
孟子認為，凡是遇到不順的事情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都要多從自身找原因。“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離婁上》）愛別人，別人不來親近，就要反過來檢討自己仁的程度；治理別人卻治理不好，就要反過來檢討自己智的程度；禮貌待人，別人卻不迴應，就要反過來檢討自己恭敬的程度。凡是行為得不到預期效果的，就要反過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會來歸附他。
做人之道在於要有一顆真誠的心。“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身居下位而又不被上司信任，是不可能治理好百姓的。要取得上司信任有辦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也就不會得到上司信任了。要被朋友信任有辦法，如果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歡心，也就不會被朋友信任了。侍奉父母讓他們高興有辦法，如果反省自己不誠心誠意，也就得不到父母歡心了。要使自己誠心誠意有辦法，如果不明白什麼是善行，也就不會使自己誠心誠意了。所以，誠是來自於“天”的道理，追求誠是做人的道理。極端誠心而不能使人感動，是從不會有的事；心不誠是沒有誰會被感動的。
人如何能夠取得別人的信任呢？孟子在這一段文字中給出了一個邏輯的推理過程。人是社會中的人，人要面對自己的上級、朋友、父母。人若想取得別人的信任，就必須真誠地對待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一張來自社會的大網就這樣織將起來。人在網中，終生結網，每一個個體的人格都無法真正地獨立起來。誠固然重要，但一個人面對社會上的各種“關係”，誰也沒有能力十全十美地處理好。如果將能否誠心地對待每一種“關係”上升到“天之道”的高度，“誠”也許只能淪為遠離真理的庸俗關係學的代名詞而已。
孟子認為，人性雖然具有與生俱來的善，但人性之善能否充分體現出來，還需要人們不斷地按照儒家教義進行修身養性才能達到。在孟子看來，人們必須透過養心、修身、慎行等幾個方面的努力，才能符合儒家教義的“善”。
保持本心，減少慾望
“心之官則思”，“心”是人體之中最重要的器官。正是由於“心”具有思考能力，才有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才有了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弟子公都子問孟子：“同樣是人，有的成了君子，有的成了小人，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回答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說，能依從心志這樣的大的要求下功夫就可以成為大人君子，被耳目之欲這樣的小的要求所牽制的人只能成為小人。孟子從儒家等級制度的理念出發，將人在現實生活中對身體的使用方面與偏愛程度上劃分出了君子與小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孟子·告子上》）。孟子舉例說，只知道吃喝的人會受到人們的鄙視，因為他注重了口腹之慾而忽視了其他更為重要的東西。如果喜愛飲食的人沒有丟棄（善心的培養），那麼他的吃喝就不僅僅是為了形體上的健全了。
由此看來，君子與小人之分，根源在於人心的不同。因而，人性之善的根本在於“養心”。“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離婁下》）。君子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是因為他能夠保持本心。君子把仁放在心上，把禮放在心上。
那麼，人應該如何保持本心呢？“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修養善心的方法，沒有比減少慾望更好的了。他的為人如果慾望少，那麼，即使善心有些缺失，也是很少的；他的為人如果慾望很多，那麼即使善心有所儲存，保留的也一定是很少的。
人慾是無止境的，人的很多惡行也多由慾望所至。孟子竭力反對權貴無休止的貪慾，居高臨下地表示自己與他們揮霍無度的行為劃清界限，體現出中國古代文人清高的骨氣。“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遊說諸侯，就得藐視他，不要在意他們那高高在上的樣子。殿基幾丈高，屋簷幾尺寬，我要得志了，不會這麼做。面前擺滿美味佳餚，侍奉的姬妾數百人，我要得志了，不會這麼做。盡情飲酒作樂，馳騁射獵，隨從的車子上千輛，我要得志了，不會這麼做。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我所不願做的；我所願做的，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我為什麼要怕他們呢？”
孟子認為，養心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的修身養性。無論是學習還是做人，都必須持之以恆，不可半途而廢。“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孟子·盡心下》）。山坡上的小路很窄，專心致志地走，它便成了路；如果隔了一段時間不走，就又會被茅草堵塞住了。
遵循仁義之道
孟子繼承了孔子學說的基本精神，主張嚴格遵循禮義之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離婁下》）不符合禮制的‘禮’，不符合正義的‘義’，有德行的人是不去做的。
孟子認為，仁是人們最安定的住所，義是人們最正確的道路，不行仁義反而詆譭仁義的人就如同自己拋棄了自己。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孟子·公孫丑上》）。仁，是天（賦予人的）最尊貴的爵位，是人最安定的住所。沒有誰阻擋他（行仁），他卻不行仁，是不明智的。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只能當別人的僕役。當了僕役而覺得當僕役羞恥，就像造弓的覺得造弓可恥，造箭的覺得造箭可恥一樣。如果真的覺得可恥，不如就行仁。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離婁上》）。自己戕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什麼話說；自己拋棄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作為。說話詆譭禮義，這叫自己殘害自己；自認為不能守仁行義，這叫自己拋棄自己。仁是人們最安定的住所，義是人們最正確的道路。空著安定的住所不住，捨棄正確的道路不走，真可悲啊！
學習別人長處，與別人共同行善
孟子認為，人必須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做一個與人為善的人。“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子路這個人，別人指出他的過錯，他就高興。大禹聽到好的言論，就向人家行禮。偉大的舜更加了不起，好品德願和別人共有，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別人的長處，樂於吸取別人的優點，並以行善為樂事。舜從當農夫、陶工、漁夫，直到成為天子，沒有一樣不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吸取眾人的長處來完善自己，如同與別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同別人一起行善。
人若讓別人明白道理，自己本身必須是明白道理的人。孟子所說的道理，顯然離不開儒家仁義禮智信之類的基本教義。“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盡心下》）。賢人用自己清楚明白的道理使別人也清楚明白，現在的人卻要用連他自己都糊里糊塗的道理想使別人清楚明白。
正確地選擇自己的行為
孟子認為，人應該正確地選擇自己的行為。“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離婁下》）。一個人只有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為。
人只有做到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他忍心去做和願意做到的事就符合仁義了，仁義的行為是人從每一件點滴的事情中得以推廣、充實的。“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孟子·盡心下》）。人人都有不忍心乾的事，把這種心理推及到他所忍心去做的事上，就是仁；人人都有不願意去做的事，把這種心理推及到他所願意去做的事上，就是義。一個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擴充套件開去，那麼，仁就用之不竭了；一個人能把不願扒洞翻牆（行竊）的心理擴充套件開去，那麼，義就用之不竭了；一個人能把不願受人輕蔑的心理擴充套件開去，那麼，無論走到哪裡，行為都是符合義的了。
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仁義道德的要求，並且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否則就成了無恥之徒。“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對無恥不感到羞恥，那就不會有恥辱了。
人若不知恥，就必然會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最終將會自取其辱，甚至招致毀滅的命運。“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不仁的人還能同他講什麼呢？他們面臨危險還自以為安全，災禍臨頭還自以為得利，把導致亡國敗家的事當作快樂。不仁的人如果還能同他談什麼，哪還會有亡國敗家的事呢？從前有個童謠唱道：“滄浪的水碧清喲，可以洗我的帽帶；滄浪的水渾濁喲，可以洗我的腳。”孔子說：“弟子們聽著！水清就洗帽帶，水濁就洗腳了。這是由水自己招來的。”一個人必然是自己招致侮辱，人家才來侮辱他；一個家必然是自己招致毀敗，人家才來毀敗它；一個國必然是自己招致討伐，別人才來討伐它。《太甲》上說：“上天降災，還可以躲；自己作孽，別想再活。”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反求諸已，真誠待人
孟子認為，凡是遇到不順的事情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都要多從自身找原因。“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離婁上》）愛別人，別人不來親近，就要反過來檢討自己仁的程度；治理別人卻治理不好，就要反過來檢討自己智的程度；禮貌待人，別人卻不迴應，就要反過來檢討自己恭敬的程度。凡是行為得不到預期效果的，就要反過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會來歸附他。
做人之道在於要有一顆真誠的心。“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身居下位而又不被上司信任，是不可能治理好百姓的。要取得上司信任有辦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也就不會得到上司信任了。要被朋友信任有辦法，如果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歡心，也就不會被朋友信任了。侍奉父母讓他們高興有辦法，如果反省自己不誠心誠意，也就得不到父母歡心了。要使自己誠心誠意有辦法，如果不明白什麼是善行，也就不會使自己誠心誠意了。所以，誠是來自於“天”的道理，追求誠是做人的道理。極端誠心而不能使人感動，是從不會有的事；心不誠是沒有誰會被感動的。
人如何能夠取得別人的信任呢？孟子在這一段文字中給出了一個邏輯的推理過程。人是社會中的人，人要面對自己的上級、朋友、父母。人若想取得別人的信任，就必須真誠地對待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一張來自社會的大網就這樣織將起來。人在網中，終生結網，每一個個體的人格都無法真正地獨立起來。誠固然重要，但一個人面對社會上的各種“關係”，誰也沒有能力十全十美地處理好。如果將能否誠心地對待每一種“關係”上升到“天之道”的高度，“誠”也許只能淪為遠離真理的庸俗關係學的代名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