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論文，有關的解釋如下：
一、對聯的起源與發展
(一)對聯概述
對聯俗稱“對子”，簡稱“對”、“聯”；別稱“聯對”、“聯語”、“聯句”；雅稱“楹聯”、“楹貼”、“貼子”、“偶句”、“應對”、“對語”等等，是有獨立意義的對偶句。對聯的歷史悠久，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傳統的實用文體。
與詩的單位叫“首”，文的單位叫“篇”的道理一樣，對聯的單位叫“副”，古人用“幅”。
對聯由兩個等量字句組成，前一部分叫上聯，也叫上支、上比、出句或叫對公、對首。後一部分叫下聯，，也叫下支、下比、對句或叫對母、對尾。上下句合稱一聯，為全聯缺一不可。楹聯是傳統的格律文學，具有格律性、典型性。凡不符合聯律基本要求的作品就不應稱其為楹聯。對聯的字數與“言”有相應的關係。字數是上下聯字數之和，其中和之半為“言”。比如傳統春聯“一元復始；永珍更新”是八字四言聯，居室聯“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是十字五言聯；“滿地花陰風弄影；一亭山色月窺人”是十四字七言聯。
與對聯最密切的是橫批，也叫“橫聯”、“橫額”。橫批貼在兩個對聯中間上面，一般是四個字的。它的作用是把上下聯的中心思想概括出來，有總結和點化作用。
(二)對聯的起源與形成
對聯與包括駢賦、唐詩、宋詞、元曲、民間韻律性文學等在內的其它文學體裁、語言、文論術語之間，既有互相包容，滲透、扶翼的共性，又有自己的規律、定則。
1、對偶修辭手法孕育了對聯
對聯區別於其它文體最顯著、最基本的特徵，就在於它的上下聯，從字數、句式、內容、到平仄、韻律等，全用對偶。因此，要探索對聯的起源和發展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對偶。
對偶是漢語修辭格之一。對偶是“對仗”和“駢偶”兩個詞的演化綜合。對仗是詩詞曲聯中語句的一種對偶形式。“對仗”緣於古代宮中衛隊的行列儀仗隊。這種儀仗隊是兩兩相對地排列的，其隊形、人數、服飾、旗號等都整齊對稱排列，所以叫“對仗”；駢偶的“駢”是指兩匹馬並駕齊驅，“偶”指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合成“駢偶”，也是成雙成對的意思。對偶和對仗二者疏密有間，寬嚴有別，對仗忌重字，對偶不忌。
對偶這種修辭手法，在中國古代詩文中，很早就被人們所運用，在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滿招損，謙受益”(《尚書·大禹謨》)。“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瞧·采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離騷》)。
到了兩漢時期，一種叫做“賦”的半詩半文的文學體裁發展起來，對偶的修辭手法得到了廣泛、自覺的運用。到魏晉時期，賦體作品又逐漸趨向駢體化，產生了“駢體文”。對偶修辭方法的發展和成熟，不僅對於豐富、發展漢語言文字藝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可以說，正是這種藝術手法，孕育了唐代的律詩和以後的對聯這兩種藝術形式。從整個文學藝術史和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來看，對聯這種文學藝術形式同整個漢語言藝術是密切相聯的。它是隨著中國漢語言文字藝術中對偶修辭手法的產生、發展、完善才應運而生的，是從對偶修辭手法中脫胎出來的一種獨立別緻的文體。可以說，對聯是對偶修辭手法的成熟化、典型化、文體化的產物。
2、桃符習俗直接產生了對聯
對偶修辭手法孕育了對聯，但是，對偶並不等於對聯。對偶要轉變為對聯，還必須具備外在的形式。這種使對聯獲得獨立的外在形式，是中國古代一種民族習俗——掛“桃符”。因此，對聯始於古時的“桃符”，即對聯源於春聯，春聯始於桃符。“桃符”又稱“仙木”。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原人民在舊曆辭舊迎新之際，用兩塊桃木板分別寫上“神荼”、“鬱壘”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紙畫上二神的圖樣，懸掛、嵌綴或者張貼於門旁，意在驅邪祛鬼，祈福避禍。根據神話故事《山海經》等書記載，相傳在東海度朔山有一棵彎屈伸展三千里的大桃樹，它的枝丫一直伸向東北的鬼門，山洞裡的鬼神都要由此出入。桃樹下有兩位神將把守，名叫神荼、鬱壘。他們一旦發現有害人的惡鬼，就用葦索捆住送去喂虎，使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這種懸掛桃符習俗也在不斷髮生變化。由最初寫二神名字或者描畫圖象，到後來有人在桃木板上寫除禍祈福的吉祥話，進而發展到寫兩句對偶的詩句。於是便產生了所謂“桃符詩句”，即“楹貼”。這種題桃符的楹貼，便是對聯的雛形。
最早的一副楹帖，即春聯的出現，根據史料記載，是在五代時期。《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載：公元964年，孟昶(919—965)命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筆題雲：“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後蜀主孟昶所題的這副楹貼，就目前來講，被公認為是第一副春聯。至此，對偶的修辭手法，便“分娩”出春聯這種獨立的文體。
及至宋代，對聯創作已蔚然成風。象蘇軾、朱熹、黃庭堅這樣的名流大家，也有不少對聯作品傳世。北宋文學家王安石(102 1—1086)在《元日》詩中描寫了人們張貼春聯的情景：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宋、元、明時期，宮廷、宦門、寺廟、佛門已經出現了銘刻於木柱上的對聯，後人稱之為“楹聯”。同時，最早的壽聯、輓聯、題贈聯也開始產生了。宋代大學者朱熹(1120—1200)還編有《聯語》，可見楹聯已開始盛行。
到了明代，春聯便作為一種年節誌慶的獨立文化風俗形式，被正式肯定和推廣。據說“春聯”一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創造的，並且開始採用紅紙寫春聯。公元1368年，明代建都金陵(今南京)，為慶賀開國立業，號稱“對聯天子”的朱元璋“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據清人陳元澹《簪雲樓雜話》記載)。這種把“題桃符”變成張貼春聯的習俗，一夜之間，由宮廷豪門推廣到了老百姓門戶。他不僅下命令，而且在第二天(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遊”，漫步大街小巷，鑑賞春聯。當他發現城門口有一騸豬戶因無錢買紙來貼春聯時，他便命人取來紙墨，親自揮毫，為該戶題上一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斬斷是非根”。由後蜀主孟昶“題桃符”，到明太祖朱元璋“設春聯”，其間經過四百多年，對聯便由桃符的雛形逐步趨於成熟。並且，在此過程中，對聯也開始由唯一的春聯發展到其它更多的種類。在內容上，也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發生了日益密切的聯絡。到清代康、乾盛世時，對聯藝術達到了鼎盛時期。
3、各種文體促進完善了對聯
(1)對聯與賦、駢體文
對聯的產生，首先應當歸功於賦和駢體文的影響。從對聯藝術本身的特點看，它句式靈活，長短自如，沒有固定的篇幅，少則幾字，多則幾十字，數百字、上千字。它雖然是“詩”，卻不強調押韻；它注重文字修飾和用典等，和賦、駢文也有相似之處。因而，它受到賦和駢體文的影響、促進，是顯而易見的。
(2)對聯與律詩
唐代中期以後，形成了文學史上稱為近體詩的“律詩”。律詩不僅對詩中的對偶提出了嚴格要求，而且形成了固定的位置，它使對偶在詩歌中更加藝術化、系統化和理論化。至此，對聯也就隨著應運而生。對聯是律詩的演變。對聯與律詩中對仗的中間兩聯相比，除了在字數的要求上不同(律詩中只有五言或七言)，其餘對仗的形式、要求，大體上都是一致的。
(3)對聯與詞
對聯的對偶要求，雖然大體上與律詩的對仗相同，但有些方面，卻又突破了律詩對仗的嚴格限制，更顯自由和靈活性。這是受到詞的影響。最明顯的有兩個方面：
①律詩的對仗，要求以平聲對仄聲，以仄聲對平聲。對聯突破了這一點，在某些句腳上，不拘平仄聲。例如：冬去高天萬物復甦；春回大地一派生機。其中句腳“蘇”和“機”二字都是平聲。又如《紅樓夢》第五十三回裡，賈氏宗祠的對聯：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上聯句腳的“恩”為平聲，而下聯句腳的“盛”則為仄聲。對聯這種在句腳上有時可以平對平，仄對仄，出句平對句仄的特點，恰恰是詞的對偶特點之一。
②律詩的對仗，避免同字相對；而對聯卻以同字相對作為修辭和用字的技巧之一。如周恩來同志挽蔡元培同志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其中的“從”、“到”、“先生”、“之”、“在”都是同字相對，這種情形在對聯中是允許的，這一點與一些詞的對偶相似。例如：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其中“裡”是同字相對（毛澤東《沁園春·雪》）。
(4)對聯與曲：
明清以後的對聯，如諧趣對、疊字對、復字對、以及口語、俚語、成語等用到對聯之中的情形日漸增多，說明它受到元曲的影響是明顯的。例如：傾國傾城越西子梨梨棗棗；行雲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張可久[雙調 折桂令]《贈歌者秀英》）。水水山山處處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時時好好奇奇(抗州中山公園對聯)。由此可以說，對聯是文、賦、詩、詞、曲等文體綜合、演化、變異而成的。
(三)對聯的應用與發展
對聯產生後，它的應用範圍逐步擴大。起初，對聯的種類只有唯一的春聯，到宋、元、明以後，逐漸被用於人們的裝飾、交際活動之中；從起初應用於文壇、官場、宮廷，到後來逐漸普及於廣大民間、廣大社會，以至於發展到名勝古蹟、寺祠廟院、亭臺樓閣、門庭書房、臥室案頭以及店鋪坊館等。在民間，就連戲臺、神座、花燈、香爐、箱櫃、糧囤、車轅、畜欄等處，也都有貼對聯的現象。
對聯真正在思想內容上獲得充實與發展，真正與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密切聯絡併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還是在近代、現代。具體地說，是從1840年雅片戰爭以後，華人民開始覺醒，先進階級的進步思想開始出現，尤其是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後，對聯才迅速發展成為先進文學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
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也勢必帶來了對聯藝術的繁榮發展。自1978年改革開放30年以來，對聯的創作、應用和研究，空前地活躍起來。逢年過節，又可以見到五彩繽紛的對聯出現於千門萬戶。民間紅白喜事，企業開張慶典，對聯成為必不可少的表達感情的載體；許多報紙、刊物，也都重視刊載對聯研究文章；一
這是一篇論文，有關的解釋如下：
一、對聯的起源與發展
(一)對聯概述
對聯俗稱“對子”，簡稱“對”、“聯”；別稱“聯對”、“聯語”、“聯句”；雅稱“楹聯”、“楹貼”、“貼子”、“偶句”、“應對”、“對語”等等，是有獨立意義的對偶句。對聯的歷史悠久，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傳統的實用文體。
與詩的單位叫“首”，文的單位叫“篇”的道理一樣，對聯的單位叫“副”，古人用“幅”。
對聯由兩個等量字句組成，前一部分叫上聯，也叫上支、上比、出句或叫對公、對首。後一部分叫下聯，，也叫下支、下比、對句或叫對母、對尾。上下句合稱一聯，為全聯缺一不可。楹聯是傳統的格律文學，具有格律性、典型性。凡不符合聯律基本要求的作品就不應稱其為楹聯。對聯的字數與“言”有相應的關係。字數是上下聯字數之和，其中和之半為“言”。比如傳統春聯“一元復始；永珍更新”是八字四言聯，居室聯“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是十字五言聯；“滿地花陰風弄影；一亭山色月窺人”是十四字七言聯。
與對聯最密切的是橫批，也叫“橫聯”、“橫額”。橫批貼在兩個對聯中間上面，一般是四個字的。它的作用是把上下聯的中心思想概括出來，有總結和點化作用。
(二)對聯的起源與形成
對聯與包括駢賦、唐詩、宋詞、元曲、民間韻律性文學等在內的其它文學體裁、語言、文論術語之間，既有互相包容，滲透、扶翼的共性，又有自己的規律、定則。
1、對偶修辭手法孕育了對聯
對聯區別於其它文體最顯著、最基本的特徵，就在於它的上下聯，從字數、句式、內容、到平仄、韻律等，全用對偶。因此，要探索對聯的起源和發展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對偶。
對偶是漢語修辭格之一。對偶是“對仗”和“駢偶”兩個詞的演化綜合。對仗是詩詞曲聯中語句的一種對偶形式。“對仗”緣於古代宮中衛隊的行列儀仗隊。這種儀仗隊是兩兩相對地排列的，其隊形、人數、服飾、旗號等都整齊對稱排列，所以叫“對仗”；駢偶的“駢”是指兩匹馬並駕齊驅，“偶”指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合成“駢偶”，也是成雙成對的意思。對偶和對仗二者疏密有間，寬嚴有別，對仗忌重字，對偶不忌。
對偶這種修辭手法，在中國古代詩文中，很早就被人們所運用，在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滿招損，謙受益”(《尚書·大禹謨》)。“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瞧·采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離騷》)。
到了兩漢時期，一種叫做“賦”的半詩半文的文學體裁發展起來，對偶的修辭手法得到了廣泛、自覺的運用。到魏晉時期，賦體作品又逐漸趨向駢體化，產生了“駢體文”。對偶修辭方法的發展和成熟，不僅對於豐富、發展漢語言文字藝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可以說，正是這種藝術手法，孕育了唐代的律詩和以後的對聯這兩種藝術形式。從整個文學藝術史和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來看，對聯這種文學藝術形式同整個漢語言藝術是密切相聯的。它是隨著中國漢語言文字藝術中對偶修辭手法的產生、發展、完善才應運而生的，是從對偶修辭手法中脫胎出來的一種獨立別緻的文體。可以說，對聯是對偶修辭手法的成熟化、典型化、文體化的產物。
2、桃符習俗直接產生了對聯
對偶修辭手法孕育了對聯，但是，對偶並不等於對聯。對偶要轉變為對聯，還必須具備外在的形式。這種使對聯獲得獨立的外在形式，是中國古代一種民族習俗——掛“桃符”。因此，對聯始於古時的“桃符”，即對聯源於春聯，春聯始於桃符。“桃符”又稱“仙木”。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原人民在舊曆辭舊迎新之際，用兩塊桃木板分別寫上“神荼”、“鬱壘”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紙畫上二神的圖樣，懸掛、嵌綴或者張貼於門旁，意在驅邪祛鬼，祈福避禍。根據神話故事《山海經》等書記載，相傳在東海度朔山有一棵彎屈伸展三千里的大桃樹，它的枝丫一直伸向東北的鬼門，山洞裡的鬼神都要由此出入。桃樹下有兩位神將把守，名叫神荼、鬱壘。他們一旦發現有害人的惡鬼，就用葦索捆住送去喂虎，使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這種懸掛桃符習俗也在不斷髮生變化。由最初寫二神名字或者描畫圖象，到後來有人在桃木板上寫除禍祈福的吉祥話，進而發展到寫兩句對偶的詩句。於是便產生了所謂“桃符詩句”，即“楹貼”。這種題桃符的楹貼，便是對聯的雛形。
最早的一副楹帖，即春聯的出現，根據史料記載，是在五代時期。《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載：公元964年，孟昶(919—965)命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筆題雲：“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後蜀主孟昶所題的這副楹貼，就目前來講，被公認為是第一副春聯。至此，對偶的修辭手法，便“分娩”出春聯這種獨立的文體。
及至宋代，對聯創作已蔚然成風。象蘇軾、朱熹、黃庭堅這樣的名流大家，也有不少對聯作品傳世。北宋文學家王安石(102 1—1086)在《元日》詩中描寫了人們張貼春聯的情景：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宋、元、明時期，宮廷、宦門、寺廟、佛門已經出現了銘刻於木柱上的對聯，後人稱之為“楹聯”。同時，最早的壽聯、輓聯、題贈聯也開始產生了。宋代大學者朱熹(1120—1200)還編有《聯語》，可見楹聯已開始盛行。
到了明代，春聯便作為一種年節誌慶的獨立文化風俗形式，被正式肯定和推廣。據說“春聯”一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創造的，並且開始採用紅紙寫春聯。公元1368年，明代建都金陵(今南京)，為慶賀開國立業，號稱“對聯天子”的朱元璋“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據清人陳元澹《簪雲樓雜話》記載)。這種把“題桃符”變成張貼春聯的習俗，一夜之間，由宮廷豪門推廣到了老百姓門戶。他不僅下命令，而且在第二天(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遊”，漫步大街小巷，鑑賞春聯。當他發現城門口有一騸豬戶因無錢買紙來貼春聯時，他便命人取來紙墨，親自揮毫，為該戶題上一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斬斷是非根”。由後蜀主孟昶“題桃符”，到明太祖朱元璋“設春聯”，其間經過四百多年，對聯便由桃符的雛形逐步趨於成熟。並且，在此過程中，對聯也開始由唯一的春聯發展到其它更多的種類。在內容上，也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發生了日益密切的聯絡。到清代康、乾盛世時，對聯藝術達到了鼎盛時期。
3、各種文體促進完善了對聯
(1)對聯與賦、駢體文
對聯的產生，首先應當歸功於賦和駢體文的影響。從對聯藝術本身的特點看，它句式靈活，長短自如，沒有固定的篇幅，少則幾字，多則幾十字，數百字、上千字。它雖然是“詩”，卻不強調押韻；它注重文字修飾和用典等，和賦、駢文也有相似之處。因而，它受到賦和駢體文的影響、促進，是顯而易見的。
(2)對聯與律詩
唐代中期以後，形成了文學史上稱為近體詩的“律詩”。律詩不僅對詩中的對偶提出了嚴格要求，而且形成了固定的位置，它使對偶在詩歌中更加藝術化、系統化和理論化。至此，對聯也就隨著應運而生。對聯是律詩的演變。對聯與律詩中對仗的中間兩聯相比，除了在字數的要求上不同(律詩中只有五言或七言)，其餘對仗的形式、要求，大體上都是一致的。
(3)對聯與詞
對聯的對偶要求，雖然大體上與律詩的對仗相同，但有些方面，卻又突破了律詩對仗的嚴格限制，更顯自由和靈活性。這是受到詞的影響。最明顯的有兩個方面：
①律詩的對仗，要求以平聲對仄聲，以仄聲對平聲。對聯突破了這一點，在某些句腳上，不拘平仄聲。例如：冬去高天萬物復甦；春回大地一派生機。其中句腳“蘇”和“機”二字都是平聲。又如《紅樓夢》第五十三回裡，賈氏宗祠的對聯：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上聯句腳的“恩”為平聲，而下聯句腳的“盛”則為仄聲。對聯這種在句腳上有時可以平對平，仄對仄，出句平對句仄的特點，恰恰是詞的對偶特點之一。
②律詩的對仗，避免同字相對；而對聯卻以同字相對作為修辭和用字的技巧之一。如周恩來同志挽蔡元培同志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其中的“從”、“到”、“先生”、“之”、“在”都是同字相對，這種情形在對聯中是允許的，這一點與一些詞的對偶相似。例如：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其中“裡”是同字相對（毛澤東《沁園春·雪》）。
(4)對聯與曲：
明清以後的對聯，如諧趣對、疊字對、復字對、以及口語、俚語、成語等用到對聯之中的情形日漸增多，說明它受到元曲的影響是明顯的。例如：傾國傾城越西子梨梨棗棗；行雲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張可久[雙調 折桂令]《贈歌者秀英》）。水水山山處處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時時好好奇奇(抗州中山公園對聯)。由此可以說，對聯是文、賦、詩、詞、曲等文體綜合、演化、變異而成的。
(三)對聯的應用與發展
對聯產生後，它的應用範圍逐步擴大。起初，對聯的種類只有唯一的春聯，到宋、元、明以後，逐漸被用於人們的裝飾、交際活動之中；從起初應用於文壇、官場、宮廷，到後來逐漸普及於廣大民間、廣大社會，以至於發展到名勝古蹟、寺祠廟院、亭臺樓閣、門庭書房、臥室案頭以及店鋪坊館等。在民間，就連戲臺、神座、花燈、香爐、箱櫃、糧囤、車轅、畜欄等處，也都有貼對聯的現象。
對聯真正在思想內容上獲得充實與發展，真正與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密切聯絡併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還是在近代、現代。具體地說，是從1840年雅片戰爭以後，華人民開始覺醒，先進階級的進步思想開始出現，尤其是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後，對聯才迅速發展成為先進文學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
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也勢必帶來了對聯藝術的繁榮發展。自1978年改革開放30年以來，對聯的創作、應用和研究，空前地活躍起來。逢年過節，又可以見到五彩繽紛的對聯出現於千門萬戶。民間紅白喜事，企業開張慶典，對聯成為必不可少的表達感情的載體；許多報紙、刊物，也都重視刊載對聯研究文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