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是中國門閥世家的童年，期間所見世家大族，是魏晉士族先行階段的形態，有關發展歷程可以參考楊聯陞先生的《東漢的豪族》。
而在東漢末年以及三國時代，門閥世家迎來了一個發展的高峰期，如果熟悉《三國演義》，或者剛看過前不久熱播的歷史劇《軍師聯盟》，那麼應該對那個時代最大的幾個世家有了初步的瞭解：第一等的世家像袁術袁紹家的“汝南袁氏”、楊修家的“弘農楊氏”，第二等的世家如荀彧荀攸家的“穎川荀氏”；起點稍弱但成功登頂的司馬懿家的“河內司馬氏”。
中國門閥世家的全盛時期應當是兩晉南北朝，而巔峰中的巔峰則出現在東晉。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門閥世家最接近西歐日本式封建制度的時期了。
在名著《東晉門閥政治》中，田餘慶先生將門閥政治定義為“ 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門閥世家勢力之強，甚至出現了“王與馬共天下”，即琅邪王氏與司馬皇族分享權力的政治態勢。
更足以凸顯東晉門閥政治底色的是，當某個世家如琅邪王氏式微，換來的不是司馬皇族的“中興”，而是下一個門閥世家的接力，“主弱臣強”依舊。如田餘慶先生所說，當琅邪王氏以後依次出現穎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與西歐日本封建領主相比，東晉門閥世家的近似之處是掌握了某個地域的地方政權以及軍權，這在中國歷史上已屬罕見，符合了“封建”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最大的問題是，西歐日本的封建領主“封建”的是他們的傳統領地，而東晉門閥世家大多都是因戰亂僑居南方的“僑姓”，他們所掌握的地方政權與軍隊基本與他們的籍貫“郡望”分離，與西歐日本封建制的世代穩固不可相提並論。
事實上，中國的門閥世家從未真正走向實質意義上的“封建化”。伊沛霞在《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中指出，“儘管他們擁有足夠的私人財富資源使他們能遠離有敵意的統治者，然後長久以來確立計程車大夫理念卻具有持續的影響力，因此在任何可行性的時候，貴族都會謀取卓有名望的朝廷地位。這種態度似乎有效地遏止了貴族家庭成為對國家部分地區擁有控制權的封建領主的任何傾向”。
甚至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中國的門閥世家過於的“心懷天下”，過於關心如何圍繞在“鐵王座”周邊施展權力，才限制了他們“紮根地方”的慾望與行動力。
按照最流行的說法，中國門閥世家的興盛期僅僅限於魏晉南北朝，隨著隋唐統一王朝的到來，門閥世家衰落了，劉禹錫的名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似乎就是此種衰落的寫照。
正如仇鹿鳴先生在某次訪談中所言，“從魏晉到隋唐，有兩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改變了：一是魏晉時代皇權衰落、政局動盪的局面不復存在，士族面對著一個穩定而有力的國家；二是九品官人法的廢除，儘管門蔭在唐代特別是前期仍起很大作用，但也需仰賴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士族不能完全脫離政治權力，一代兩代不做官，或許還能維持門第，但如果長期不做官，也會慢慢衰落。比如南朝最顯赫計程車族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在唐朝就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幾無所聞”。
按照美國漢學家姜士彬先生在《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一書中的統計，東晉時期最高階官員出自世家大族的比例幾乎佔75%，南朝和隋代則接近74%。從資料上看，唐代世家大族的勢力的確“衰落”了，唐代前期這一比例降至56.4%，後期則為62.3%。
但即使56.4%的資料也證明了世家大族勢力的強大，唐代後期的回升則更凸顯了唐代不是世家大族的勢力下降期，因此姜士彬仍然將唐代定義為“寡頭政治”的時代。
即使是南北朝士族通婚的門第觀點，在唐末也保有了奇特的生命力。唐代晚期，山東士族對於和李氏皇族聯姻仍不太積極，唐文宗曾感慨：“民間修婚姻，不計官，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唐文宗此時或許是想到了同樣“受辱”於士族的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崔氏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後很是不滿，強迫編者重修，才將李氏列為了第一等。
電視劇《貞觀之治》中就表現了李世民對氏族排名的不滿
很多論者將唐代作為世家大族的衰落節點，很大程度上是高估了科舉的作用，或者說，高估了唐代科舉制度的作用。如仇鹿鳴所說，唐代科舉取士數量很有限，大量官員仍是透過門蔭入仕，同時士族能在科舉考試中佔優勢，某種程度上還是圈內的競爭。孫國棟先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也指出，“晚唐以前，貴胄子弟雖與寒人同試，然以父兄在朝，交相援引，子弟之入選自易”。
中國門閥士族與西歐日本相比，一大中國特色就在於其“教育優勢”。無論是在科舉制度發明之前還是之後，中國門閥士族一向是非常重視族中子弟教育的。在印刷業普及之前，藏書大量集中壟斷在在門閥士族的家中，寒門子弟根本無從機會接觸。這就好比，《天龍八部》中的慕容世家先天具有廣藏武林各派武功秘笈的壟斷優勢，才保證了一代代“慕容復”作為武林高手精英的再生產。
為何消失在唐末？
在回答門閥士族為何消失在唐末五代這個問題之前，更有意義的設問是：門閥士族為何可以自東漢至唐末，興盛七百餘年？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自東漢至唐末，雖屢經天下大亂，但禍不及門閥世家。每一代王朝建立時，每一任皇帝登基時，雖然對具體的家族也有親疏遠近，但門閥世家作為一個整體，始終被皇權視為合作物件，有那麼二三十家門閥也始終屹立在政治潮頭。
在曹魏代漢的過程中，所謂的漢臣基本都被和平演變，曹丕以漢獻帝禪讓的形式來取得政權，不僅沒有搞政治清洗，還給給了自稱秉持儒家價值觀的世家大族們一個“下臺階”的機會。
曹操殺楊修事件則顯示了曹魏政權對世家大族那種“又打又拉”的態度。曹操之所以殺楊修，自然多少有震懾弘農楊氏的意思，警告他們不要介入立儲之爭。但曹操更想表達的是自己“對人不對族”的意思，楊修是楊修，弘農楊氏是弘農楊氏。他殺楊修之後，便專門寫了封信給楊修的父親楊彪，還奉上禮單，“所奉雖薄，以表吾意”。不僅如此，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大走夫人外交路線，寫了信給楊彪的夫人，為曹操說情，還給了一份更豐厚的禮物。
曹操此舉，自然是想修補與弘農楊氏的裂痕，給雙方家族一個下臺的機會。而以本文的主題而言，弘農楊氏也由此擺脫了因為楊修得罪曹操而全族遭誅的命運。
曹操“對人不對族”的政治理念此後被司馬家族學了去。魏晉之際，司馬家族一直試圖透過將魏臣轉化為晉臣的方式來完成“光榮革命”，如若不果，在整肅個人的同時，也儘量讓個人與其家族切割，試圖維持與世家大族的良好關係。司馬昭在處置鍾會“叛變”事件時，僅株連鍾會直系子弟，保全了穎川鍾氏家族；司馬昭殺嵇康時，也赦免了其子嵇紹，後來還召嵇紹入朝為官。
南北朝時期，在南朝那邊，政權更迭也基本上透過名義上的“禪讓”來實現，世家大族不僅和平“易幟”即可，並且還在此種混亂的政治環境中奇貨可居，成為新舊王朝各方勢力爭相交好的關鍵性力量；在北朝那邊，戰亂時沒有南遷的世家大族也得以迴歸鄉里，聚宗自衛，而自北魏前後，更是也為胡族政權所規模接納，此種趨勢隨著拓跋漢化更是進一步加深。
然而，世家大族七百年間之所以屹立不倒的有利條件，到了唐末卻全然消失。
唐末科舉制度的“進化”固然是原因之一。孫國棟先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說，“晚唐以後，空氣稍變，主司漸有抑豪門、獎寒畯者”，甚至有公卿子弟卻有實藝而主司反避嫌不敢取者；亦有父兄在貴位，子弟避嫌不敢應舉者。
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正如《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中所談論的那樣，在唐末五代無窮的戰亂中，世家大族被“肉體毀滅”了。
唐末五代的戰亂超出了世家大族所理解的歷史世界，東漢末年儘管有曹操詩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之說，但終究更是平民百姓的一場浩劫，同詩中也有“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關東的世家大族在還興兵討兇，並未遭到大範圍的肉體毀滅。但是唐末五代呢，則有韋莊的一句詩為證，“天街踏盡公卿骨”。

如譚凱所說，黃巢之亂與唐朝之前的安史之亂等戰亂本質性不同的是，即使粗鄙無文如安祿山，也在期待依靠他熟悉的世家大族和既有官僚機構，儘快建立起可行的統治；而黃巢及其後來者，則發起了對官僚集團大規模有組織的殺戮。
唐末李振曾將裴樞等三十餘位出身士族的大臣誅殺於白馬驛，並將屍體投入黃河，雲“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
不僅如此，唐末戰亂的延續時間之長也讓門閥世家無法恢復元氣。《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說，“持續整整一代人的各種暴力，本質上加劇了動亂對精英的整體影響，導致即使有幸躲過一次屠殺，也無人能在持續二十五年的殘酷暴力中毫髮無損”。
以往的戰亂，多數集中在北方，世家大族至少可以透過南渡，在南方修養生息。而唐末的戰亂則波及了帝國境內所有大的人口聚集地，晚唐五代已少有地方可以作為避風港。
即使世家大族中還有幸存者，長時間大範圍的戰亂也摧毀了他們的田莊，摧毀了他們賴以興盛的經濟基礎和教育場域。這一點正如孫國棟先生所言， “政局之動亂，固足以摧殘大族，然大族子弟猶得退居鄉里，自保其家業，異日或捲入再來。惟戰亂與災荒之蹂躪，則使大族雖欲退保家園而不可得，以往所恃以為子弟世守之莊業被摧殘，於是大族更一蹶不得復振，其害又甚於政局之轉移也”。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中所說的一個細節，似乎可以作為門閥世家的最後尾聲。作為博陵崔氏在正史中所載的最後一個人，崔梲在亂世中仍然維護著舊族的生活方式與禮儀，作為那個時代僅有的懂得舊時禮儀的遺民，他為後晉朝廷親自培訓所有的樂工舞者，在943年恢復了傳統宮廷的文武二舞，首演當天，群臣嗟嘆不已。第二年，崔梲卒，二舞制度遂被廢除。
947年，當人們看到由崔梲親自培訓的樂工夾道奉迎耀武揚威入中原的契丹人之時，不禁悲痛流涕。
他們都想起了，最後的崔氏，和舊日時光。
東漢是中國門閥世家的童年，期間所見世家大族，是魏晉士族先行階段的形態，有關發展歷程可以參考楊聯陞先生的《東漢的豪族》。
而在東漢末年以及三國時代，門閥世家迎來了一個發展的高峰期，如果熟悉《三國演義》，或者剛看過前不久熱播的歷史劇《軍師聯盟》，那麼應該對那個時代最大的幾個世家有了初步的瞭解：第一等的世家像袁術袁紹家的“汝南袁氏”、楊修家的“弘農楊氏”，第二等的世家如荀彧荀攸家的“穎川荀氏”；起點稍弱但成功登頂的司馬懿家的“河內司馬氏”。
中國門閥世家的全盛時期應當是兩晉南北朝，而巔峰中的巔峰則出現在東晉。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門閥世家最接近西歐日本式封建制度的時期了。
在名著《東晉門閥政治》中，田餘慶先生將門閥政治定義為“ 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門閥世家勢力之強，甚至出現了“王與馬共天下”，即琅邪王氏與司馬皇族分享權力的政治態勢。
更足以凸顯東晉門閥政治底色的是，當某個世家如琅邪王氏式微，換來的不是司馬皇族的“中興”，而是下一個門閥世家的接力，“主弱臣強”依舊。如田餘慶先生所說，當琅邪王氏以後依次出現穎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與西歐日本封建領主相比，東晉門閥世家的近似之處是掌握了某個地域的地方政權以及軍權，這在中國歷史上已屬罕見，符合了“封建”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最大的問題是，西歐日本的封建領主“封建”的是他們的傳統領地，而東晉門閥世家大多都是因戰亂僑居南方的“僑姓”，他們所掌握的地方政權與軍隊基本與他們的籍貫“郡望”分離，與西歐日本封建制的世代穩固不可相提並論。
事實上，中國的門閥世家從未真正走向實質意義上的“封建化”。伊沛霞在《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中指出，“儘管他們擁有足夠的私人財富資源使他們能遠離有敵意的統治者，然後長久以來確立計程車大夫理念卻具有持續的影響力，因此在任何可行性的時候，貴族都會謀取卓有名望的朝廷地位。這種態度似乎有效地遏止了貴族家庭成為對國家部分地區擁有控制權的封建領主的任何傾向”。
甚至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中國的門閥世家過於的“心懷天下”，過於關心如何圍繞在“鐵王座”周邊施展權力，才限制了他們“紮根地方”的慾望與行動力。
按照最流行的說法，中國門閥世家的興盛期僅僅限於魏晉南北朝，隨著隋唐統一王朝的到來，門閥世家衰落了，劉禹錫的名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似乎就是此種衰落的寫照。
正如仇鹿鳴先生在某次訪談中所言，“從魏晉到隋唐，有兩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改變了：一是魏晉時代皇權衰落、政局動盪的局面不復存在，士族面對著一個穩定而有力的國家；二是九品官人法的廢除，儘管門蔭在唐代特別是前期仍起很大作用，但也需仰賴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士族不能完全脫離政治權力，一代兩代不做官，或許還能維持門第，但如果長期不做官，也會慢慢衰落。比如南朝最顯赫計程車族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在唐朝就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幾無所聞”。
按照美國漢學家姜士彬先生在《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一書中的統計，東晉時期最高階官員出自世家大族的比例幾乎佔75%，南朝和隋代則接近74%。從資料上看，唐代世家大族的勢力的確“衰落”了，唐代前期這一比例降至56.4%，後期則為62.3%。
但即使56.4%的資料也證明了世家大族勢力的強大，唐代後期的回升則更凸顯了唐代不是世家大族的勢力下降期，因此姜士彬仍然將唐代定義為“寡頭政治”的時代。
即使是南北朝士族通婚的門第觀點，在唐末也保有了奇特的生命力。唐代晚期，山東士族對於和李氏皇族聯姻仍不太積極，唐文宗曾感慨：“民間修婚姻，不計官，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唐文宗此時或許是想到了同樣“受辱”於士族的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崔氏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後很是不滿，強迫編者重修，才將李氏列為了第一等。
電視劇《貞觀之治》中就表現了李世民對氏族排名的不滿
很多論者將唐代作為世家大族的衰落節點，很大程度上是高估了科舉的作用，或者說，高估了唐代科舉制度的作用。如仇鹿鳴所說，唐代科舉取士數量很有限，大量官員仍是透過門蔭入仕，同時士族能在科舉考試中佔優勢，某種程度上還是圈內的競爭。孫國棟先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也指出，“晚唐以前，貴胄子弟雖與寒人同試，然以父兄在朝，交相援引，子弟之入選自易”。
中國門閥士族與西歐日本相比，一大中國特色就在於其“教育優勢”。無論是在科舉制度發明之前還是之後，中國門閥士族一向是非常重視族中子弟教育的。在印刷業普及之前，藏書大量集中壟斷在在門閥士族的家中，寒門子弟根本無從機會接觸。這就好比，《天龍八部》中的慕容世家先天具有廣藏武林各派武功秘笈的壟斷優勢，才保證了一代代“慕容復”作為武林高手精英的再生產。
為何消失在唐末？
在回答門閥士族為何消失在唐末五代這個問題之前，更有意義的設問是：門閥士族為何可以自東漢至唐末，興盛七百餘年？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自東漢至唐末，雖屢經天下大亂，但禍不及門閥世家。每一代王朝建立時，每一任皇帝登基時，雖然對具體的家族也有親疏遠近，但門閥世家作為一個整體，始終被皇權視為合作物件，有那麼二三十家門閥也始終屹立在政治潮頭。
在曹魏代漢的過程中，所謂的漢臣基本都被和平演變，曹丕以漢獻帝禪讓的形式來取得政權，不僅沒有搞政治清洗，還給給了自稱秉持儒家價值觀的世家大族們一個“下臺階”的機會。
曹操殺楊修事件則顯示了曹魏政權對世家大族那種“又打又拉”的態度。曹操之所以殺楊修，自然多少有震懾弘農楊氏的意思，警告他們不要介入立儲之爭。但曹操更想表達的是自己“對人不對族”的意思，楊修是楊修，弘農楊氏是弘農楊氏。他殺楊修之後，便專門寫了封信給楊修的父親楊彪，還奉上禮單，“所奉雖薄，以表吾意”。不僅如此，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大走夫人外交路線，寫了信給楊彪的夫人，為曹操說情，還給了一份更豐厚的禮物。
曹操此舉，自然是想修補與弘農楊氏的裂痕，給雙方家族一個下臺的機會。而以本文的主題而言，弘農楊氏也由此擺脫了因為楊修得罪曹操而全族遭誅的命運。
曹操“對人不對族”的政治理念此後被司馬家族學了去。魏晉之際，司馬家族一直試圖透過將魏臣轉化為晉臣的方式來完成“光榮革命”，如若不果，在整肅個人的同時，也儘量讓個人與其家族切割，試圖維持與世家大族的良好關係。司馬昭在處置鍾會“叛變”事件時，僅株連鍾會直系子弟，保全了穎川鍾氏家族；司馬昭殺嵇康時，也赦免了其子嵇紹，後來還召嵇紹入朝為官。
南北朝時期，在南朝那邊，政權更迭也基本上透過名義上的“禪讓”來實現，世家大族不僅和平“易幟”即可，並且還在此種混亂的政治環境中奇貨可居，成為新舊王朝各方勢力爭相交好的關鍵性力量；在北朝那邊，戰亂時沒有南遷的世家大族也得以迴歸鄉里，聚宗自衛，而自北魏前後，更是也為胡族政權所規模接納，此種趨勢隨著拓跋漢化更是進一步加深。
然而，世家大族七百年間之所以屹立不倒的有利條件，到了唐末卻全然消失。
唐末科舉制度的“進化”固然是原因之一。孫國棟先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說，“晚唐以後，空氣稍變，主司漸有抑豪門、獎寒畯者”，甚至有公卿子弟卻有實藝而主司反避嫌不敢取者；亦有父兄在貴位，子弟避嫌不敢應舉者。
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正如《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中所談論的那樣，在唐末五代無窮的戰亂中，世家大族被“肉體毀滅”了。
唐末五代的戰亂超出了世家大族所理解的歷史世界，東漢末年儘管有曹操詩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之說，但終究更是平民百姓的一場浩劫，同詩中也有“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關東的世家大族在還興兵討兇，並未遭到大範圍的肉體毀滅。但是唐末五代呢，則有韋莊的一句詩為證，“天街踏盡公卿骨”。

如譚凱所說，黃巢之亂與唐朝之前的安史之亂等戰亂本質性不同的是，即使粗鄙無文如安祿山，也在期待依靠他熟悉的世家大族和既有官僚機構，儘快建立起可行的統治；而黃巢及其後來者，則發起了對官僚集團大規模有組織的殺戮。
唐末李振曾將裴樞等三十餘位出身士族的大臣誅殺於白馬驛，並將屍體投入黃河，雲“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
不僅如此，唐末戰亂的延續時間之長也讓門閥世家無法恢復元氣。《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說，“持續整整一代人的各種暴力，本質上加劇了動亂對精英的整體影響，導致即使有幸躲過一次屠殺，也無人能在持續二十五年的殘酷暴力中毫髮無損”。
以往的戰亂，多數集中在北方，世家大族至少可以透過南渡，在南方修養生息。而唐末的戰亂則波及了帝國境內所有大的人口聚集地，晚唐五代已少有地方可以作為避風港。
即使世家大族中還有幸存者，長時間大範圍的戰亂也摧毀了他們的田莊，摧毀了他們賴以興盛的經濟基礎和教育場域。這一點正如孫國棟先生所言， “政局之動亂，固足以摧殘大族，然大族子弟猶得退居鄉里，自保其家業，異日或捲入再來。惟戰亂與災荒之蹂躪，則使大族雖欲退保家園而不可得，以往所恃以為子弟世守之莊業被摧殘，於是大族更一蹶不得復振，其害又甚於政局之轉移也”。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中所說的一個細節，似乎可以作為門閥世家的最後尾聲。作為博陵崔氏在正史中所載的最後一個人，崔梲在亂世中仍然維護著舊族的生活方式與禮儀，作為那個時代僅有的懂得舊時禮儀的遺民，他為後晉朝廷親自培訓所有的樂工舞者，在943年恢復了傳統宮廷的文武二舞，首演當天，群臣嗟嘆不已。第二年，崔梲卒，二舞制度遂被廢除。
947年，當人們看到由崔梲親自培訓的樂工夾道奉迎耀武揚威入中原的契丹人之時，不禁悲痛流涕。
他們都想起了，最後的崔氏，和舊日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