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這應該是與元朝統治階級的民族主體有關。眾所周知，蒙古人這一遊牧民族的政治相對漢族的政治來說更為直接和血腥，一方面是民族之間的衝突，蒙古人對於漢人的歧視和肆意欺壓；另一方面蒙古人在政治手段上更加簡單粗暴，助長了貪官汙吏的增加，導致百姓苦不堪言。

元朝的統治者並非中原血統，他們來自塞外的遊牧民族。

當初的蒙古鐵騎攻陷一座城池，或者一處地點，很大的可能是殺掉男丁，掠奪財物糧食，並把能工巧匠悉數帶走，這在他們的眼中可能便是“治”。

而元朝作為蒙古帝國掌管東部的主體，所碰到的問題與西部的各個汗國並不相同。深深紮根於中原，並一直髮揮重要作用的官僚系統他們是玩兒不轉的，（很多皇帝還不會漢語）這就導致元朝政府的行政效率異常底下。他們也懶得過問傳統農耕，農業稅相對前朝後朝最低。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地區還有農民多年不交稅的現象，這在其他王朝並不多見。

元朝還有一個特殊的制度，叫做“根腳”，這個根腳有點兒像背景或身世，想要做官，全憑“根腳”。而元朝在打天下的時候當然蒙古人出力最多，根腳最大，為官者也大多都是蒙古人。這就跟加劇了元朝朝堂和平民的距離。

（ps：這個“根腳”，到了後世以訛傳訛，成了我們孰知的“四等人制”）

元朝作為古代中國的一個王朝，歷史功績在於結束分裂局面，並將中原草原以及雪原整合到了一起。

元朝不會治天下，是指作為遊牧民族蒙古人以治理草原的思維來治理一個偌大的中國，雖然學習了好文化，但卻沒有完全擁抱漢文化。治大國如烹小鮮，而蒙古人對於基層民眾的治理方式簡直是烤全羊。一、以部落方式的治理手段不適合農業和商業都已經很發達的中原和江南。

漢族人建立的中央王朝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是州有州官縣有縣令，五里一亭，八里一堡，妥妥的中央集權。而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是以部落的形式來治理國家的。各個部落的代表組成的中央政府，彼此還能起到互相制衡的作用。而部落的首領很多情況之下是推選出來的。元朝統一全國之後，實行了行省制度，對地方的管理實行的是中央的地方設定行署和地方一起管理。方面保證了中央集權，一方面也保證了地方擁有比較大的權力。其實，中央的行署並不會太多地干預地方性事務，其實這也造成了地方往往擁有比較大的權力，換種方式說，每一個行省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部落，雖然這麼說有點誇張，但是確實帶有濃厚的以部落方式治國的特點。而這種治理特點，非常不利於中央對於基層民眾的控制。

元朝得到天下之後，為了實現對基層民眾的直接管理，他們在最基層的村民組織中派駐蒙古人。比如說一個漢族人村子派駐一家蒙古人，蒙古人享有特權，可以直接決定村民的日常事務。而傳統的漢族人聚集區，政府在管理基層民眾的時候，往往藉助的是家族勢力，解決民間糾紛，決定村民大事我都是在家祖祠堂內進行的，有威望的族長往往就是政府在基層的直接代言人。而基層裡有蒙古人來管理，他哪管的住啊？矛盾、衝突、流血事件從來就沒停過。基層的老百姓和派駐在基層的蒙古人是對立的，還怎麼指望治理好天下？

元朝把民族化分為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這南人大部分是南方的漢族人，也就是說，漢族人是最低等的民族，但是他們卻是絕大多數。作為統治者的蒙古人坐享其成，要靠漢族人來養，這種階層的分化，是和民族大融合相悖的。所以，蒙古族的漢化程度並沒有那麼高，民族的對立和階級的對立一直沒有被消除，所以沒有出現南北朝時期胡漢不分的局面。

元朝是個自然災害頻發的時代，吃不飽肚子的農民造反是常態。脫脫很早就發現了直接威脅中央統治的由水患引發的災民武裝，對我到處流竄，相互集結，就會形成一個相對比較大的勢力。而這些是你一旦集結在一起，被一些有文化的文人進行一次政治包裝，就會對蒙古人的統治形成極大威脅。所以脫脫曾經想盡一切辦法治理黃河水患，但始終沒有能控制住這個局面。

作為特權民族，蒙古人在中原享盡了清福，和當年成吉思汗的大軍相比，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戰鬥力。文治和武治均不行的情況下，元朝不到100年的江山就被朱元璋趕回了草原。

一個落後的文明想治理好一個先進的文明，就必須接受和擁抱先進文明的文化。元朝無法治好天下，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大國時代，統治者孤立自己。

不是元朝，更準確的說，應該是蒙古人，是成吉思汗那一代人，只識彎弓射大雕，只會馬上打天下，不會治天下。在當時打下了大半個世界，也是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那個時候是“古蒙古帝國”。

而元朝就不一樣了，元朝是進入中國正史的一個朝代，雖然比不上漢唐那麼有名，不如“兩宋”和明朝，但比起三國兩晉南北朝來，那也是一統江山啊！

其實仔細看看元朝的歷史，就會發現，元朝的諸位皇帝當中也有幾個是改革派，是銳意創新的。只不過在“老法”（蒙古法）和“漢法”之爭中，抵不過守舊勢力，敗得一塌糊塗。

不光是元朝，北宋時期的漢人統治不也是一樣嗎？ 那麼多的改革家，如王安石，如司馬光等等，還不是撼動不了守舊勢力，最後兩個皇帝都被抓了俘虜。

另外，與中原漢人統治鼓勵農桑不一樣，元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鼓勵經商致富的政權: 政府出資，鼓勵走出去做生意，虧本政府兜底。

元朝時期的貿易之繁榮，是中國古代歷史時期所罕見的。原因就是元朝庭中還有不少人是來自阿拉伯的生意人，他們注重商品的交流從中獲利，而不像儒家傳統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只有考取了功名才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

因此，元朝給人以錯覺，那就是“不會治理天下”。因為孔子說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麼？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驅除韃靼，恢復中華。異族不可能掌握中華文明之核心，也不可能去發展中華文明，他們需要的是原始財富與統治而已。這個就是差別，落後民族就是落後民族，思想有點LOW。

“空中一陣轟雷響，老子閃亮來登場，不求長長久久，只求轟轟烈烈走一遭”。元朝從忽必烈騎著矮子馬踏中原到元朝被和尚朱重八抄了家底，才走過92年，不足百年的大一統王朝。

其實翻看中國古代王朝更迭都是一種套路反覆重演：土地兼併，貪汙橫行，災害頻發，民不聊生之後就開始農民起義，最後就是朝代滅亡，新朝建立。

一、兩種制度，兩種文明的碰撞，燃起沖天民怨

兩種制度：成熟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奴隸制，部落制相較量，碰撞造成的矛盾與摩擦，不斷地“摩擦，摩擦，在光滑的中國大地上摩擦”。

兩種文明：農耕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的激烈對沖，強勢的草原遊牧文明壓制農耕文明，顯示出暫時的剋制與優越性。但草原遊牧文明一直在抵抗漢文化的融合，甚至鞭撻這樣的漢文明，使其暫時奄奄一息。甚至把農耕文明養育出讀書人或知識分子這一大群體作為統治階層的力量都如此打壓，甚至是侮辱性。讀書人無法再仕途上獲得參與國家建設中，成為最低賤的群體，“九儒十丐”就是他們的專屬稱呼。當然讀書人無法獲得社會上的主流尊重，就只能著書立說或是另闢蹊徑玩起來，搞得元朝的戲曲成為這一時期最大的文化成就。

二、元朝從大統一之後就是“亂，亂，亂”

從元世祖忽必烈透過武力征服上位，成為元朝開國君主，成為蒙帝國的合法繼承人，但是我們看當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東征西伐，忽必烈時期，搞得自家後花園有20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封四個兒子為四大汗國，成為永固黃金家族的基石。可是在忽必烈這孫子輩之時，大家都不服大家，那就四大汗國一起混戰之外，元朝開始滅金，滅西夏，大理，南宋，越南，日本，南韓基本都處於四處征服階段，真正是熱火朝天，把整個元朝打的“空虛寂寞冷”。到元世祖忽必烈死後，四大汗國基本與中原地區元朝的關係疏遠，又遇上自然災害，黃河水患，貪汙橫行這樣的天災人禍，這元朝統治階層哪管天下子民的死活，照樣每日“瀟灑快活的日子”。這元朝一開始到滅亡都是“亂，亂，亂”中渡過，也沒出現哪位有為的君主能夠改變現狀，使天下安定，人民安居樂業，這樣的情況能不早夭才怪。

三、奇葩的基層制度，奇葩的法治，奇葩的民族歧視

1.民族歧視：我們在讀元朝史的時候最亮眼“等級制度”，這少數民族統治漢民族都實行這樣的歧視等級制度，都對漢民族實行非常仇恨的虐殺，“賣豬仔”“奴役”“三六九等”“滅族滅種”這樣的骯髒的詞彙。當時活著就是一種苦難，一種罪惡；死後才是一種解脫。

這相比之下，清朝以少數滿族對漢民族的統治政策就非常高明，而元朝實行這樣的“自掘墳墓”的政策，就是自取滅亡啊。

2.女子的初夜權：南朝女子都柔弱又鮮美，當時實行出嫁女子在出嫁之前，需要蒙古男子第一享受女子的初夜權。這是什麼樣的屈辱與不堪的境遇，這對於當時的女人來說，是多麼的悲涼與心哀。

3.保甲連坐：一個蒙古人派駐到漢人的村莊進行高人一等的管理模式，蒙古人家中有人無故被殺或是不正常死亡。這對於整個村莊的人來說就是一場災難，因為蒙古人死了，所有的村莊漢人必須陪葬，連坐。你想想那是多麼的恐怖統治與人心惶惶。

但他們依然不知道的是，一個民族的怒火是慢慢被積累，一個民族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當爆發之時就是沖天大火，火燒這個中原，最後天下各地反王揭竿而起，摧古拉朽式把大一統元朝一摁就滅亡了。

故小二有言：“元朝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任何中國古代朝代不僅修武道，最主要實行仁政與德政，才能是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這樣的朝代才能夠國祚延續，垂拱而治，天下臣服”。

元朝蒙古族統治中國，但他是個馬背遊牧民族，他不懂農耕經商，華夏以漢民族為主體民族已經有完整的治國安邦的政治體系。他沒有學習利用容入到這種體系中，沒有學習漢文化的精髓。他是開疆拓土的勇士，但無治國安邦之手段，得民心者得天下，才是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