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駕崩。內閣首輔徐階第一個接到了他的死訊，幾十年的政治經驗告訴他，一個千載難逢的在他與高拱的政治鬥爭中反敗為勝的機會來了，就在這個死人身上，於是他立刻下達了命令，把張居正叫到了內閣值班房。

這時候的張居正還只是翰林院學士，並非內閣成員，而且他現在跟高拱的關係還很好，之前高拱認為他還是自己人。

被徐階叫到值班房並得知皇帝的死訊後，按照慣例內閣需要寫一道遺詔，而這道遺詔一般來說應該完全有內閣商議後才能擬寫，然而此刻出了徐階以為，內閣其他成員還都不知道皇帝駕崩。

在明代，皇帝活著的時候會發布很多詔書，但最關鍵的卻是他死後的這道遺詔，這道遺詔根本不是皇帝本人的遺囑，而是由大臣代寫的，能夠參與寫道遺詔的擬寫，威望也就到達了頂點。

而這時候，徐階撇開了其他內閣成員，只了張居正這個五品的翰林院學士，由他親自口述，張居正代筆完成了這道遺詔。當時還很年輕的張居正自然是非常激動，然而不久之後當高拱得知，這道遺詔撇開了所有內閣成員，唯獨張居正在場的時候，他認定了張居正跟徐階是一夥的，從此徹底與張居正決裂。

張居正和高拱都是明穆宗還是裕王時的舊臣，前期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矛盾公開化起於穆宗病逝託孤之時，焦點在於遺詔中強調了司禮監的輔佐作用。

穆宗臨終之時，執手高拱囑託：“以天下累先生”，“事與馮保商榷而行”。接著，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兩道遺詔。

給皇太子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

給顧命大臣的遺詔：

“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上述穆宗遺詔，引起了外廷大臣的議論，其焦點就在於遺詔中強調了司禮監的輔佐作用。高拱認為遺詔是張居正與馮保所擬，並非皇上本意。實際上，這遺詔本身就是出於穆宗的特意安排，為的就是防止權臣亂政。正是因為高拱對張居正與馮保的指責，反而促成了張居正與馮保統一戰線的形成，為張居正與高拱之爭的勝敗埋下了伏筆。

張居正和高拱在政治理念上並沒有根本上的分岐。他們都主張要強化內閣的權威，以一新弊政。客觀上說，在政治主張上高拱並不弱於張居正。

高拱與張居正一樣，是一位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主張富國強兵，振興朝政，促成了隆慶和議，息明塞五十年之烽燧。

萬曆皇帝登基後不久，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位顧命大臣聯名上疏陳新政所急五事，無非是一些新的政治局面下處理朝政的細則，其中真正的目的在於限制司禮監的權力，而擴張內閣的權力。

正如《明史•高拱傳》所述：“拱以主上幼衝，懲中官專政，條請黜司禮，權還之內閣”。

張居正的政治主張與高拱並沒有根本上的分岐，這一點從張居正在隆慶時期和萬曆時期的做法可以看出來。早在隆慶二年，張居正還是閣臣的時候，就向穆宗上了《陳六事疏》，全面地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和改革思想。

這篇著名的奏疏，開頭就直指朝政面臨的突出問題：“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返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指出改革要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事下手，可謂切中要害。在省議論中，指出“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在固邦本中，指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民安邦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在飭武備中，指出“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應“申嚴軍政，設法訓練”。

張居正深知當時政治弊病深重，以儒術不足以矯正，非用申不害、韓非法治不可。穆宗對此頗為稱讚，批示道：“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

張居正和高拱之間的主要矛盾，在於內閣主導權之爭。畢竟，主少國疑之時，正是施展政治報負的良機，首輔只有一個，張居正不會甘心屈居次輔之位。

張居正和高拱之爭中，張居正沉穩有謀，而高拱高調狂言，最終張居正以陰謀實現上位目的。

從隆慶六年明穆宗去世，到萬曆皇帝登基後高拱被馮保鬥倒，這中間的二十多天裡，高拱的主要對手是馮保，他跟張居正暗地裡的矛盾就沒表現出來。

在馮保和高拱交鋒的這段時間裡，高拱對張居正的態度是“周、召夾輔”，也就是高拱自認為自己是周公，把張居正看做召公。

因為隆慶帝遺詔裡的三大顧命大臣，資歷最深的就是一起在隆慶初年入閣的高拱和張居正。另一個顧命大臣高儀，則剛被高拱提拔進內閣沒多久。

這時候，由於高拱素來對內監干政不滿，和他跟馮保原來結下的仇怨，以遺詔為藉口，正全力對付馮保馮大伴，根本就沒顧及在一旁稱病的張居正。

而張居正也看到了高拱跟馮保爭鬥之後的兩個結果，只要自己避開，都是對自己有利的，自己一定不能摻和進去。

如果高拱勝了，自己仍然可以在不直櫻其鋒的情況下，跟高拱一起輔政，如果高拱敗了，自己便會成為內閣資歷最深的輔臣，馮保需要自己出來收拾殘局，接替首輔的位子。

所以，張居正竭力避免跟高拱針鋒相對，反而採取的是徐階當年面對嚴嵩的態度：不卑不亢，隱忍不發。

如果說，高拱和張居正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矛盾，那就是他們都要爭奪內閣首輔的位子。但是，這種矛盾不是高拱和張居正的私人恩怨，這是明朝所有大臣，一旦進入內閣，就會跟別的閣臣產生的必然矛盾。

這種矛盾由明朝首輔的權力決定的。明朝內閣首輔，相當於實際上的宰相，它的權力巨大，比如，正常情況下，自下向上的所有百官的奏疏，都要經過內閣首輔之手，自上向下，所有皇帝的詔令，也要透過首輔下發。更何況，明朝票擬的巨大權力也掌握在首輔的手裡。

就因為這個首輔的位子，隆慶朝的內閣爭鬥一直很激烈。

隆慶初年，高拱和張居正作為原來裕王府的講官，前後腳幾乎是同時進入內閣。這時候的內閣首輔是徐階。

為了爭奪首輔的位子，高拱藉著京察的機會，調動手裡的言官，御史，多次跟徐階交鋒，終於搞得徐階致仕。

徐階走後，性格平和的李春芳做了首輔，性格高亢的高拱做了次輔。實際上，由於高拱是隆慶帝的老師，成了內閣的真正老大，李春芳雖然是首輔，也對高拱退避三舍。

高拱在內閣，實在有點飛揚跋扈，他先後鬥倒逼走了內閣裡的李春芳，趙貞吉，殷士瞻等人。

到隆慶六年，高拱終於做了首輔。在這六年間，高拱鬥這個，鬥那個，就是沒把張居正鬥下去。因為張居正一直夾著尾巴呢。所以張居正做了內閣次輔。

像提問裡所說，如果高拱真的跟張居正有那麼多矛盾，為什麼不立刻把張居正搞出內閣？還讓他做次輔？在隆慶朝這六年裡面，內閣裡進進出出好幾撥人，只有張居正巋然不動。

即便高拱和張居正有對於首輔爭奪的必然矛盾，這種矛盾也不是不可以緩和的。雖然高拱跋扈，但是張居正能忍啊。

高拱從來沒有把張居正當第一位的對手，他先後鬥徐階，鬥李春芳，趙貞吉，殷士瞻等人，卻沒有向張居正發起過大的主動攻擊。他認為自己跟張居正是“周召夾輔”。

此外，高拱和張居正二人的施政理念頗有相似之處，在高拱執政內閣的這幾年時間裡，幸虧有張居正對他的支援，才有北方邊關對俺答的和平。

萬曆小皇帝剛繼位，高拱急需處理的是馮保以內監干涉朝政，而不是內閣裡的矛盾。只可惜，馮保有兩位太后的支援，高拱敗下陣來。

自古有著淵源友情且一起合作過的華人，極有可能會走向分離，走向兩端。張居正和高拱就是這樣從惺惺相惜互利共贏到相互生厭橫刀相向，我們就來一起梳理一下兩人是如何從密切到疏離的吧！嘉靖年間張居正和高拱同為太子少傅，都對國家頹敗同感悲傷。在倒嚴（嚴嵩）政治鬥爭中為同一戰線的戰友，可見張居正和高拱的關係非同一般。但往往越是看著鐵桶一般的關係越是會有致命的縫隙，從先帝遺詔開始兩人之間出現間隔然後貌似神離，所謂破鏡難圓應該就是這樣吧！我想張居正和高拱的矛盾大概也就有下可能的原因吧！

1.高拱一方的性格使然，雖然高拱上位也是他人提拔，但高拱卻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咱們看歷史的應該知道，明朝是有黨派之爭的，但高拱在官場上獨立於任何一個派系，不拉幫結派，性格急躁，最看不得他人有意見，掌權後更是充分展露無遺，所謂跋扈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定位，《明朝高拱傳》評到：性強直自遂，頗快恩仇，應該是一個有報復心理的權臣，

2.在處理親密戰友的問題上有爭議，當時和張高同一戰線上的徐階在其下臺之後，高拱掌權作為首輔時，嚴肅處理了前首輔徐階，而作為次輔的張居正在暗地裡極力保護當年有提攜之恩的徐階，矛盾開始日見雛形。

3.張居正一方的矛盾規避，任誰都知道，當好友對自己發脾氣或者因為其他事情生氣的時候，我們都會避開，以免誤會或者事情廣大，張居正對於高拱一方的張揚跋扈他選擇了避讓，那麼這是也是兩人心生隔閡的又一問題。

4.任何矛盾的激化更多的是在處理事情上的意見不一。膠萊河事件，河運取代河運，高拱力推運河的開挖，但張居正看到了運河開鑿的不可行性，開山的困難和水源的問題。為了阻止運河的開鑿，張居正暗地裡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終才將高拱的錯事壓下去。一忍再忍，一讓再讓，這些勉強忍讓，雖無大礙但也正在分化瓦解著他們的關係，但有些事情是無法再忍的。

5.無法忍受的彈劾，在古代高官門生一般會和老師站在同一陣營上奏摺會聽老師的話去彈劾他們的對立面，一次在高拱不知情的情況下其門生彈劾了張居正，張居正直接找到高拱，質問道：你不念及香火之情，怎麼忍心驅逐我？雖然高拱將門生外調到地方當官，但是這件事情卻給你張居正一個對於高拱人知的顛覆性標籤。

張居正在此情況下，審視著自己的處境和未來，大事有分歧，小事有摩擦，任何有野心的人都是不甘於做副手的，雖然高拱認為張居正是自己的好副手。從後來高拱下臺來看，張居正應該是或明或暗的使了勁。

我想，看到昔日好友今朝為敵，大家心理應該很不是滋味吧！珍惜眼前人，好好對待身邊的好朋密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