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史學界敘述的是1954—65年間體制化的民權運動，而把60年代中後期批判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黑人權力”運動排除在外。已有的論著大多認為“黑人權力”（BlackPower）運動分裂了黑人社會，疏遠了白人自由派，導致了民權運動的衰亡。本文認為，在聯邦政府的監控和破壞下，“黑人權力”未能實現完全由黑人掌控自己事務的目標。然而，“黑人權力”主張重新分配政治權力，重視黑人社群力量，強調種族團結和群體權利，重塑了黑人的社會形象，顛覆了白人文化對黑人的偏見論述，並高度肯定黑人對美國曆史的貢獻。美國黑人不再遵循同化模式融入社會，而是以平等身份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黑人權力”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

一、“黑人權力”的提出及其社會背景

“黑人權力”術語最初見於理查德·賴特（RichardWright）在1954年出版的研究非洲政治的著作《黑人權力》。之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威利·裡克斯（WillieRicks）在密西西比州的民權鬥爭中使用過它。不久，裡克斯極力向該組織的主席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推薦這個口號，作為與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進行思想意識鬥爭的新武器。1966年6月16日晚，卡邁克爾在向密西西比州進軍的集會上喊出了“黑人權力”。他說：“這是我第27次被捕，我不打算再去監獄！”他指出，“我們一直在說自由，說了6年，但什麼也沒有得到。我們現在要說的是黑人權力！”集會群眾情緒高漲，予以熱情迴應，連續高呼“黑人權力！”

“黑人權力”隨後作為一個政治主張在美國社會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不再重視種族合作原則，而是強調黑人必須掌控自己的事務，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該主張強調黑人意識、種族團結、黑人社群的力量、黑人文化、歷史和制度的價值和意義、黑人的群體權利，把黑人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美國的社會制度。

“黑人權力”的提出、民權運動話語的轉變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民權領袖馬爾科姆·X（MalcolmX）在60年代黑人政治思想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極在黑人社群傳播黑人意識，強調黑人控制社群機構的重要性。他自稱是民族主義者，主張黑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壓迫者、剝削者和歧視者”，那就是白人，黑人應在共同對敵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他認為，黑人在追求民權時如遭遇暴力，可採取自衛行動。1966年8月5日，卡邁克爾在克利夫蘭的集會上說：“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拿起馬爾科姆·X留下的東西。”

“黑人權力”的主張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民權鬥爭經歷密不可分。該組織最初相信體制內的變革，曾與聯邦政府密切合作。1961年，它接受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的建議，避免從事容易導致種族衝突的自由乘車運動，改為從事非對抗性的選民登記活動。然而，聯邦政府不遵守保障民權活動家人身安全的承諾，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對此十分憤怒。1964年8月19日，其主席約翰·劉易斯（JohnLewis）致信約翰遜總統，指出自6月21日密西西比州自由夏季活動開展以來，“這裡至少有60次毆打、8次謀殺、17座教堂被燒燬、13次炸彈襲擊、23次槍擊”，針對的是當地黑人和民權工作者。劉易斯要求約翰遜政府採取一切措施，充分保障他們的安全。但聯邦政府只重視該項活動中白人民權工作者遇害的情況，這讓該組織頗為失望。

此外，1964年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讓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失去了對民主黨及約翰遜政府的信任。該民權組織認為，真正能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是由黑人組建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而不是完全由白人種族主義者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黨。而約翰遜總統和民主黨違背與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達成的妥協，只給後者兩個有表決權的席位。對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執行秘書詹姆士·福曼（James Forman）指出，“我們沒有把民主黨看成是黑人的偉大救星，沒有盲目跟隨它的習慣”。部分黑人民權活動家由此得出結論，黑人應培養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才是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強大政治武器。

儘管黑人在60年代中期贏得了《民權法》和《選舉權法》，但也遭遇了夢想的破滅。種族融合是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但即便是號稱進步主義的北卡羅來納州，黑人孩子在白人學校就讀的人數在1960年12月、1964年5月和1965年6月分別是82、1865和4963個，只佔黑人孩子的0.02%、0.537%和1.42%。而亞拉巴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情況更為糟糕。北部白人社會則不滿用公共汽車運送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一起上下學。1964年，紐約市的一名白人對黑人示威者說：“我希望自己是亞拉巴馬州的一名警長，可以合法地殺死黑人。”

可以說，黑人社會的絕望情緒在60年代中期相當普遍。黑人貧民窟的條件鮮有改善，種族之間的工資差距進一步擴大，黑人青年失業率超過25%。這些因素導致都市黑人暴力反抗的興起。而越戰則讓黑人青年對非暴力戰略感到幻滅，他們認為，既然美國可以在越南使用暴力，那麼黑人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

“黑人權力”運動的出現也有深厚的國際根源。60年代第三世界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這種鬥爭與美國黑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們必須起來爭取“黑人權力”，透過一切必要的手段，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壓迫中解放出來。卡邁克爾等民權領袖把法國左翼思想家弗朗茲·法農（Franz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奉為“聖經”，部分地接受了國際社會中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思想。

到60年代中期，黑人社會認為，過去10年美國有很多機會向黑人證明“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諾是真實的，但沒有兌現承諾。即使是比較保守的黑人領袖、全國城市同盟（NationalUrban League）主席惠特尼·楊（WhitneyYoung Jr.）也感嘆，當民權活動家攻擊北部的種族隔離時，北部自由派對黑人民權的支援減少了。黑人社會決定採取新的鬥爭戰略，不再“用愛來回應白人的暴力”，而是“忙於準備戰鬥”。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既然法律不能給黑人帶來公正，那麼黑人需要“黑人權力”。卡邁克爾說：“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一直關心南部黑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改變，而不是象徵性變化。”他指出，“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問題的關鍵，必須成立黑人的政治組織”。因此，該組織把鬥爭的矛頭直指美國的社會制度。1965年5月23日，劉易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指出，美國黑人是邪惡的政治制度和壓迫性的經濟制度的受害者。擔任司法部社群關係司司長的黑人政治家羅傑·威爾金斯（Roger Wilkins）在致約翰遜總統的信函中指出，黑人社會意識到，美國體制通常抑制他們的抱負。如果不對社會制度進行變革，那麼黑人的後代仍將在哈萊姆這樣的地方度過一生。經歷了10餘年的民權運動後，美國黑人不再願意在這個體制中“默默地忍受痛苦”。

二、聯邦政府部門對“黑人權力”的醜化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轉向“黑人權力”，公開批評種族主義壓迫的根源在於整個美國社會。對此，約翰遜政府的一些高層人士認為，該組織的“黑人權力”主張是對美國穩定的最大威脅。司法部社群關係司司長威爾金斯認為，“卡邁克爾在用‘黑人權力’口號恐嚇國家”。約翰遜的新聞秘書喬治·裡迪（GeorgeReedy）批評“黑人權力”導致“黑人民族主義猖獗”，致使許多黑人青年相信，它將能迫使“白人社會努力改善黑人的條件”。聯邦調查局則宣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與現存社會秩序相沖撞，成為種族和平的潛在威脅”。

挑戰現存體制的“黑人權力”運動不為美國政府所容。1966年9月12日，總統秘書哈里·麥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說：“民權運動處在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選擇暴力鬥爭，但將受到政府壓制；另一條道路是在美國體制內活動，而不是反對它。”1967年8月1日，美國軍方譴責卡邁克爾和赫伯特·布朗（H. Rap Brown）是無政府主義的煽動者。它強調會採取立即的和強有力的行動來應對“黑人權力”導致的城市騷亂。

實際上，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黑人權力”之前，城市騷亂從1964年起延續了三個夏季。對來勢洶洶的城市騷亂，約翰遜總統始料未及。其秘書喬·卡利法諾（Joe Califano）回憶說，約翰遜“不能接受瓦茨騷亂（1964年首起城市騷亂），拒絕看來自洛杉磯的電報”。而共和黨則指責約翰遜應對騷亂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約翰遜指示聯邦調查局擴大對該組織一般性民權活動的監控。

自1960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起，聯邦調查局就以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為名對該組織實施監控，後轉移到“黑人權力”運動上。聯邦調查局利用各種手段監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導人卡邁克爾和布朗等人的言行。它指控卡邁克爾的演講是對法律和秩序的傲慢，對暴力的偏好；激起了黑人的暴亂，使得騷亂有可能在美國大城市中再次爆發。它詆譭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黑人權力”主張是一種暴力政策。它宣稱“黑人權力”是在“呼籲黑人武裝起來，準備游擊戰爭，推翻美國的帝國主義政府，破壞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

如果嚴格從字面上理解，“反文化”運動是指美國60年代在青年人當中流行的以反戰和反主流文化為特徵的一種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 第一次將“反文化”歸結為以60年代發生在美國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青年人抗議運動為特徵的，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海沃德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ayward)歷史學教授西奧多?羅斯扎克。他於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誕生：反思技術社會及其年輕人的反叛》一書，在嬉皮輟學者和學生中的激進分子這兩個分裂的群體中間找到了契合點，那就是反文化，亦即反抗以技術為主體的工業化社會。 在他的定義中，反文化運動是指60年代發生在美國社會的一切抗議運動，既包括校園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戰和平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搖滾樂、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義和自我主義的復興等方面的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