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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者3242395133159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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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天下探索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漢族,明朝第十三位皇帝,10歲即位,次年改元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萬曆皇帝朱翊鈞是怎麼從“勵精圖治”到“倒行逆施”的,下面分兩個部分來講。
勵精圖治: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援下,內閣首輔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六月,即1582年,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
朱翊鈞親政後,勵精圖治,每天治理朝政十餘個小時。他廢黜考成法等張居正改革中的弊政,安撫流民,減少徭稅,大大減緩社會矛盾。萬曆十三年時,北京乾旱,朱翊鈞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
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倒行逆施:
萬曆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朱翊鈞執政晚期,因酒色的過度,使朱翊鈞的身體極為虛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朱翊鈞荒怠的情形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覆,直接“留中”不發。
萬曆還非常貪財,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蒐括民財。
萬曆朝後期,官場中黨派林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門戶之爭日甚一日,互相傾軋。
由於萬曆執政後期荒於政事,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鈞崩,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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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熱血方圓
明朝神宗萬曆帝,是指萬曆皇帝朱翊鈞,即位時年僅10歲,由文淵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輔政。
張居正接任首輔後,在李太后的支援下,於萬曆元年(1573年)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實行考成法,對各級官吏進行考察,作為升遷、黜陟的依據。在軍事上整飭軍備,加強邊防,選用能征善戰、帶兵嚴格的將領,對蒙古採取安撫睦鄰政策。在經濟上清丈全國田地,推行一條鞭法,基本內容是賦役合併,化繁為簡;統一役法,攤丁入地;田租徵銀:官收官解。這稱得上是中國賦稅制度的一次大變革,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張居正還治理黃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些措施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國勢漸見中興。當時太倉的積糧可支用10年,國庫錢財多達400餘萬,處於統治危機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現了短暫的復甦和繁榮。
可惜好最不長,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後,反對改革的官僚紛紛起來攻擊、誣陷張居正。朱翊鈞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還查抄張家。改革被廢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沒落。朱翊鈞是一個盡情享樂的皇帝。他成年親政後,卻不常視朝,深居內宮。不僅在世時要享受,還想到死後的安樂,早早籌劃自己陵寢,建造定陵耗時達6年之久。他還有一個不擇手段親自斂聚錢財的惡習,提倡官吏向他進奉,把進奉財物的多少作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標淮。為了在全國範由內聚斂民財,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肆意蒐括民脂民膏。這使得人心洶洶,民變紛起,社會越發動盪不安。
統治階級內部更加矛盾重重。由於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諭旨,全靠內侍傳達。冊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決,導致官僚集團各派之間互相火併,黨爭也愈演愈烈。東林黨人與邪黨的鬥爭水火不容,持續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潰的邊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鈞在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中死去,終年58歲。葬於定陵,廟號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紀結尾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個明朝享國時間最長的皇帝,廟號神宗,實為寓貶於褒,是說他神龍見首不見尾,隱居深宮數十年,不見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萬曆末年,國家的官吏已經缺了一半。他又是個死要錢的皇帝,放出太監四處擾民搜刮(如開礦事),民間連養只雞也要繳稅。
對這樣一個皇帝,實在沒什麼好說的,說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禎來背了黑鍋並不過分,且看神宗的本紀,到了萬曆30年之後,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師地震”,或者乾旱或者水澇。其中萬曆31年農曆5 月“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長陵明樓”,“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樑”,即使不信天象示警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觸目驚心,彷佛明朝先靈不安,亡國之兆已現。
大家想必都看了萬曆十五年,知道萬曆帝本來是有勵精圖治之決心的,除了從小敬畏的張居正並不那麼居正帶來的打擊之外,使萬曆消極怠工的主要因素還是國本之爭。這實在是令人嘆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學》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齊,必然禍起蕭牆。萬曆朝實在是一個家庭悲劇和性格的悲劇。不過用老夫子們的話說,那也是氣數使然了。
首先大臣們太過於食古不化,王宮人和皇長子並不是有強有力的外戚作為支撐,立皇長子並不是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偏是大臣們死抱著“立長不立幼”的古訓,和皇帝力爭。本來,臣子們有一定分量的話語權,哪怕被當廷杖死,也要據理力爭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徵。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諫被杖死,庾死的不計其數,然而白髮蒼蒼的大臣們,不怕被當廷扒下褲子,屁股開花,也要前赴後繼的上疏。是出於長期文化積累的對於敢於直諫即為忠臣這個符號的認可,死諫可青史留名,也是氣節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權,用在軍國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精英的滿朝大臣,把精力耗費在這樣無意義的事情上。孰賢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麼來,偏偏大臣認準了死理。從“滿朝文武泣於文華殿請立儲”這樣的描述裡,我聞到了儒家文化腐爛發臭的氣息。
如果是萬曆的爺爺嘉靖皇帝,事情也好辦得多。這祖孫倆,是明朝享國在位時間第一和第二的一對兒(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長,仁宣和孝宗在位不過十數年而已,這一點和清朝正好相反),對待大臣,走的卻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並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謂一盈一虧,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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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途牛山小旋風
其實萬曆皇帝一生談不上“勵精圖治”,當然更談不上“倒行逆施”。如果非要給萬曆皇帝一個總結的話,我覺得他跟自己的父親明穆宗朱載垕有點像,叫“無為而治”更貼切,他大事不糊塗,小事瞎胡混。
萬曆朝前十年非常不錯,文臣武將可謂熠熠生輝。環顧整個大明朝,能超過這段時期的,可能只有洪武與永樂了。歷史上稱這段時期叫“萬曆中興”。但創造這個輝煌的人不是皇帝本人,因為這時候的萬曆皇帝還是個小孩子,根本沒有親政。替他創造輝煌的人叫張居正,堪稱大明近三百年來的第一首輔。從這我們能看出來,萬曆皇帝在自己任期內最輝煌的時期,其實和自己的能力沒一毛錢關係,他只不過是看客。
萬曆十年的時候開始親政,這時候他剛好20歲,精力充沛且希望有一番作為。但這種工作熱情並沒有持續很久,大概到了萬曆十五年的時候,即25歲的時候,萬曆皇帝就開始怠政了。歷史上把導致萬曆皇帝這種變化的原因歸咎於“立儲事件”。在長期與大臣的勾心鬥角中,萬曆皇帝感覺累了,所以開始放飛自我了,後面便是長達20多年不理朝政的時期。
我們評論萬曆皇帝,多數是從他在位十五年之後開始的。這段漫長的歲月裡,萬曆皇帝幾乎沒上過朝,天下進入“散養”模式。比較搞笑的是,有段時間,內閣只有一個人,很多部門都缺少官員。為什麼呢?因為皇帝大人懶的任命官員。隨著自然減員以及被累跑了,大明朝的官員越來越少。朝廷的混亂其實並沒有影響民間,相反的,民間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便是誕生在萬曆的不作為之中。據說萬曆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要遠超後來的康乾盛世。假如康乾的虛假繁榮能被稱頌為盛世的話,萬曆年間應該屬於盛世裡的盛世,不但民間有錢,人們富足,且四海昇平,言論自由。所以妖魔化萬曆,是不對的,甚至是錯得離譜。
萬曆皇帝雖然每天過得醉生夢死,但他並不是無道昏君。朝局其實一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萬曆三大徵就是他力主發動的,其中“北韓戰爭”更是讓倭寇東侵的野心整整錯後了三百年。他對國庫和內府的財政情況瞭如指掌,有人說他貪財,真是胡說八道。天下都是他的,他用得著貪財麼?他挖空心思斂財,一方面是為了充當戰爭軍費,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官集團著實的可惡,處處與皇帝爭奪利益。不是窮掉底了,萬曆也拉不下臉來巧立名目收富商們的稅錢。
萬曆末年的時候,野心勃勃的努爾哈赤終於露出了獠牙,公開造反。因為李成梁死了,李如松也英年早逝了。普天之下,再沒有人是他的對手,黃袍加身已經在他的腦海裡不停的浮現。薩爾滸之戰,明軍幾乎精銳盡喪,風燭殘年的萬曆皇帝無奈的閉上了眼睛。他雖然意識到了遼東危機,但卻沒有時間去解決了。倉促應戰的明軍,果然被打的落花流水,這場賭在薩爾滸的博弈,萬曆終究是輸了。
總結萬曆皇帝一生,絕對算不上昏君,離明君也有段距離,離暴君很遙遠。客觀的講,他是個不太負責任的守成之君。少年時代天資聰穎,又得名師培養,曾立志成為一代賢君。但時間最終消磨掉了他一切的志向,他變得得過且過,能混就混,除了少數重大問題,一切都放任自流。索性明朝內閣制其實不太需要皇帝,國家也一直四海昇平。末年女真叛亂,他以無力迴天。但說明亡始於萬曆,我個人不能認同。明朝的滅亡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影響整個大趨勢。如果非要說哪個皇帝責任最大,我覺得明熹宗和明思宗兩兄弟責任最大,但在此就不一一累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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