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四庫全書》，這些年為“康乾盛世”大唱讚歌的影視劇屢屢提到，無不把它譽為“十全皇帝”乾隆的“德政”，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讚揚它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這部大型叢書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完成初稿，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耗時二十年全部完成。據文津閣藏本，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000餘冊，約八億字。其規模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半。從規模上看，確實算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

從表面上看，這項工程由皇家主持並出資，精選當時一流的文化專家參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似乎是一項文化整理與挖掘的德政工程。很多傳習久遠的書籍由於傳抄和流傳過程中的變動，難免錯訛，經過文化專家的校正，減少了錯訛，從這個意義上說，也算是一種文化貢獻。

但實質上，這項所謂的皇家德政工程的背後，隱藏著清王朝實行文化專治的企圖。我們知道清代的文字獄是歷朝最嚴酷、持續時間最長的，從順治帝開始，歷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綿延一百三十餘年。乾隆帝啟動《四庫全書》工程，打著延續文脈、正本清源的幌子，其實不過是文化專治政策的深化。《四庫全書》的編纂，始終伴隨著全國範圍的毀書運動。從乾隆39年開始，清廷就四處張貼告示，曉諭天下，命令百姓主動交出“違礙”書籍。清廷列出的禁書包括：明末人著作的反清書籍，比如顧炎武、黃宗羲、史可法，甚至明朝一些有節操的大臣，例如左光斗、楊漣等，當然也包括謳歌這些人的作品；記錄滿人入侵時屠城、燒殺淫掠惡行的書；所有的古代書籍中有斥責金、元或者反金、抗元字眼的作品；古書中稱北方少數民族為夷、狄、虜的。這些上繳上來的“違禁”書籍首先經過紀昀過目，然後交由皇帝親閱，隨後記錄下書名，然後一把火焚燒掉。

這場全國性的焚書運動，伴隨著《四庫全書》的編纂，延續了20多年，其間查繳焚燬“禁書”達三千多種，十六、七萬卷以上，有70多萬冊。記錄下來的“存目”，遠遠超過出版的《四庫全書》的數量。而其中的很多書籍連書名也沒有被保留下來，也就是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存目”，也就永久消失了。

那些有幸留存的書，躲過了焚滅，卻也不那麼幸運。它們都被按照“聖意”肆意篡改、歪曲。魯迅說：“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華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魯迅把這種篡改斥為“佛頭著糞”，“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把《四庫全書》指斥為一次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字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燬的一切異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可以說，《四庫全書》這項文化工程，其實就是由乾隆主導的一場文化閹割。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1]。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耗時十年編成的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共有3500多冊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這部書有四千三百多人完成的。總共有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這本書幾乎包含了蘊含了所有的學科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

《四庫全書》的誕生起因是：乾隆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下令“徵集天下群書”。其實他是感覺“內府藏書不富”，而想滿足自己的私心，當時並沒有考慮到編纂《四庫全書》，也沒有在廣泛徵集圖書後，開館校書的意思。可是安徽學政朱筠的一折奏疏，讓乾隆帝眼前一亮，於是下令讓軍機大臣們議行，並旨派修書大臣將《永樂大典》逐一詳查，認為《永樂大典》的體例不好，決定編修《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的文學價值來說：《四庫全書》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的一部空前的鉅著。它集中國古代典籍之大成，對儲存中國古代文獻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對當時及後來的中國學術與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對東方乃至整個世界都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

餘秋雨先生在《一個王朝的背影》裡寫道，好大喜功的乾隆，所謂的”十全武功”雕刻在承德的避暑山莊裡樂滋滋地自我品嚐，處處洋溢著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再下令編一部綜覽全部典籍的《四庫全書》在這裡存放，就什麼都不缺了。

不錯，編纂巜四庫全書》工程浩大，由紀昀牽頭，眾多著名學者參入，分經、史、子、集四類，收入古書3457種，共79070卷，36000餘冊，為中國最大一部叢書。共繕寫了七部，分別藏於北京、熱河、瀋陽、揚州、鎮江、杭州。現完整儲存下來的有四部，可說是國之瑰寶，宏篇鉅著，彪炳千秋。

然而，著名歷史學家、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同志卻斷言：”清人簒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他為什麼這樣說呢？魯迅也痛斥過乾隆”全毀、抽毀”古書，”剜去之類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更有人指出留下的所謂全書盡是糟粕，不足為訓，是否言過其實了呢？

歷史真相應該是乾隆編纂目的就是一統封建思想，愚民大眾。在這點上，乾隆較之以前封建帝王，表現出明顯的兩個特徵。一是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這方面正面居多，也有傲慢與偏見，鎖國自閉。二是文化高壓，用全書拑制思想，行動上稍有微詞，即大興文字獄。為一部巜四庫全書》，燒了幾倍於此書數量的古書史料，連著名的巜天工開物》這樣純科技的書也付之一炬，眾多的秘籍、雜誌更不能倖免，這是造了多大的孽呀，簡直罪不可恕！比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秦始皇焚書比之乾隆皇帝燒書是小巫見大巫；秦始皇坑儒不過460人，康雍乾祖孫三代殺了多少文人，何止成千上萬，罄竹難書啊！連”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樣的名句，你若吟誦，也可能招致殺身之禍。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的”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句，涉嫌影射，被扒墳鞭屍，株連子孫及有關人等，一律處死。胡中藻案更是乾隆時期觸目驚心的文字獄，令人戰慄！在這種可怖的歷史氛圍中，經過幾經篡改、刪削而成的巜四庫全書》到底還有多少學術價值，天知道？！與其說是功德圓滿，宏篇鉅著，倒不如說造成了古籍不可估量的損失，”古書亡矣”，猶如一場文化浩劫。

總括一句話，乾隆編纂《四庫全書》，譭譽參半，功過相當，公正評價，才是王道。你說對不？

《四庫全書》是在皇帝的親自組織下編撰而成，該書共有三種版本。

一、 文津閣本，有36275冊。文津閣本1920年清點時為36275冊，1928年清點時為36300冊，（含25冊簡目），解放後清點文津閣本實為3503種，7933卷，36304冊（含簡目錄17冊）。三次清點數目不一，或許過去清點有誤。

二、文淵閣本：有36078冊。文淵閣本據據嘉慶6年（公元1801年）《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文淵閣圖說）記載：原藏書35990冊，另有總目和考證227冊。1861年太平軍攻克杭州，文淵閣藏書全部散失。後由藏書家丁丙、丁申弟兄蒐集購回9062冊。此後丁氏兄弟又發起補抄，殘篇配挑選得891種，全書補抄2174種，連同原抄本尚存全抄者331種，共計3396種，34769冊。光緒後，文淵閣本即歸浙江圖書館收藏。民國時期浙江又前後發起過“乙卯補炒之役（1915年——1922年）”和“葵亥補炒之役（1923年—1926年）”1926年補炒結束後，文淵閣本已達3459種，36278冊，超過原藏書35990冊，解放後又購回原抄本若干冊。

三、文溯閣本，有36318冊。文溯閣本據《欽定盛京通志》記載文溯閣共藏書36000冊。文溯閣本於1914年運至北京，1925年又運回瀋陽，查點時發現經部有損。1926年—1927年間依據文淵閣本補抄，當時總數為36318冊。1966年文溯閣本移交甘肅省圖書館，據1979年10月甘肅省圖書館資料統計，“該書至今完整無缺，計3578種，36315冊”所謂無缺，實際上較之當初已經少了3冊，原因不詳。

《四庫全書》的總編纂紀昀在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踏實苦幹，治學嚴謹，每當得到一部書時，他都叫人寫一篇內容提要，介紹作者的生平、書籍的版本、內容及簡單的評價，彙編成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以便於人們閱讀。

為了表彰紀昀等人的功勞，乾隆皇帝先任命總編纂紀昀等人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後來又授給紀昀禮部尚書的職位。可是事後不久，乾隆皇帝派人去檢查《四庫全書》，發現抄錯的地方很多，他又大發雷霆，命令紀昀等人校正，全部費用由他們自己承擔。有的官員被活活氣死了，有的參加編寫的官員還被抄了家。

《四庫全書》編成後，朝廷又特地在北京、熱河、瀋陽、杭州、鎮江、揚州等地修建起文淵閣（宮中）、文源閣（圓明園）、文津閣（避暑山莊）、文溯閣（瀋陽）、文瀾閣（杭州）、文宗閣（鎮江）、文匯閣（揚州）來收藏這些圖書。存放在北方文淵閣等四處的《四庫全書》稱內廷四閣，在南方文瀾閣等三處的稱江浙三閣。乾隆皇帝下令開放江浙三閣，讓各地文人查閱、抄寫。江浙三閣在當時實際上起到了國家圖書館的作用，對文化的傳播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