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項區域研究而言，歷史地理的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所以，對鄱陽湖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的梳理，伴隨著彭蠡澤的南侵與鄱陽南湖的形成，人們與該水域的互動日漸增多，漁業成為湖區民眾日常生產活動的重要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勢豪之家開始佔有湖面，並形成了一定的漁業捕撈慣習慣，除“優先佔有”的因素外，還涉及到制度層面，即明初進行的湖池“閘辦”。

由於水面的特殊性，共管、輪值、股份制成為了水面管理的主要方式。但在實際管理中，水面依然面臨著一系列的權利轉讓、分割與保護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水域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複雜的治理規則。

4月15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劉詩古助理教授的新書《資源、產權與秩序：明清鄱陽湖區的漁課制度與水域社會》座談會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南光樓舉行。座談會由歷史系賴國棟副教授主持，來自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系與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林楓、朱聖明、佳宏偉、杜樹海、陳瑤、劉婷玉、梁心、王炳文、邱士傑、陳遙等十餘位師生就本書的資料、問題與路徑等方面展開了討論。下面擇要對本次座談會的內容稍作梳理。 劉詩古首先發言，他對該書的研究緣起、思考路徑及主要問題進行了說明。他坦言，由於早期的學術訓練主要集中在20世紀中國史，所以剛開始轉入明清中國史研究的時候，一度感到迷茫，找不到研究的切入點。不過他並未因此躊躇不前，而是決定從基礎資料的蒐集入手，在2012年3月碩士畢業之後就馬上前往鄱陽湖地區進行田野調研。 在正式進入博士培養階段之前，他就在導師曹樹基教授的幫助下，在鄱陽湖地區發現了大量的漁民歷史文書，初步完成了博士論文所需研究資料的蒐集工作。透過與當地村民的反覆溝通和協商，村民們相繼同意派出代表攜帶家族文書到上海，交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進行搶救性修復。與此同時，他們試圖將這批漁民歷史文書整理出版的設想，不僅得到了湖區村民的積極支援，而且還獲得了村民們正式的出版授權。爾後，文書整理專案又獲得了2013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資助，併入選國家“十二五”重點規劃圖書。經過六年多時間的掃描、編目、抄錄和校對等整理工作，《鄱陽湖區文書》（共十冊）於2018年5月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曹樹基主編，劉詩古、劉嘯編：《鄱陽湖區文書》（十冊），2018年 在整理、抄錄和閱讀這批湖區文書的過程中，他以系列遞進的問題為導向，以文書相對集中的湖區東岸五個漁民聚落——康郎山、蓮湖、長山、沙塘和鄒家嘴為主要田野點，圍繞鄱陽湖“水面權”的獲得、轉讓與保護，開始對湖區人群的定居歷史、漁課制度的建立與演變、湖池水面的確權過程、漁業捕撈的准入機制、水面權的分化與轉讓、捕撈糾紛的調解與審理、捕撈秩序的層累與演進以及內陸水域社會的治理等重要議題，進行了翔實討論與細緻分析。在2015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之後，他又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對博士論文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接著，他圍繞“水面權”這一核心概念，展開了對明清鄱陽湖區的漁課制度與水域社會研究脈絡的闡述。他指出，對於一項區域研究而言，歷史地理的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所以，對鄱陽湖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的梳理，構成了本書首章的內容。伴隨著彭蠡澤的南侵與鄱陽南湖的形成，人們與該水域的互動日漸增多，漁業成為湖區民眾日常生產活動的重要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勢豪之家開始佔有湖面，並形成了一定的漁業捕撈慣習。為了明晰水面確權的歷史過程，本書接著討論了湖邊人群關於自身定居歷史的表述。在他們的表述中，除“優先佔有”的因素外，還涉及到制度層面，即明初進行的湖池“閘辦”。因此，本書接著對明代河泊所和漁課制度的建立及其演變展開討論。 在討論了“入湖權”問題之後，本書轉入對水面權的轉讓與保護的分析。由於水面的特殊性，共管、輪值、股份制成為了水面管理的主要方式。但在實際管理中，水面依然面臨著一系列的權利轉讓、分割與保護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水域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複雜的治理規則。從20世紀80年代末制定的內陸水域捕撈許可證所規定的諸要素中，我們還可以發現這套規約的痕跡。因此，本書接著討論了明清時期鄱陽湖區捕撈規則的形成與演變過程。 《資源、產權與秩序》的內容與結構（劉詩古繪） 最後，他還提到，在研究了鄱陽湖區社會秩序形成與演變之後，他開始對處於水陸之間的碼頭社會進行考察，以期對碼頭的工作人群、商業貿易的發展、碼頭產權的形成與演變以及碼頭治理與社會秩序等問題有更清晰的認識。此外，他也開始追尋其他漁民群體的線索，著手對活動於中國南方內陸水域、以鸕鷀捕魚為業的流動漁民展開討論。 新書座談會現場（洪鈺琳攝） 接著，陳瑤從資料、方法、理論與問題等方面對本書進行了評述。她認為，本書從資料、方法到理論都值得研究者學習和借鑑。劉詩古能在大量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現這樣一批大規模、成系統的漁民歷史文書，是非常幸運的。透過對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並進而出版，使之能夠為學界所用，是這項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方法上，本書從歷史地理出發，進而討論了生計模式、社會人群、產權制度等社會經濟史的主要議題，具有整體史的取向。而且，本書透過對每一個歷史概念的深挖，從當時當地的視角進行闡釋，構建起了水域社會發展的清晰脈絡，又體現了微觀史的方法。在理論方面，陳春聲老師曾指出，優秀的歷史學研究，應該給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帶來影響，而本書正是這樣的一項運用經濟學理論理解區域社會，同時又以具體的史料和史實回饋經濟學理論本身的研究成果。 而在問題方面，她表示，自己關注的主要是從事水上運輸的內河船戶，所以在找資料、思考問題時常常會想，內陸水域社會一般在社會經濟發展階序中處於比較落後的位置，在商業網路、資本積累、制度創新等方面都很難成為具有引領性的前沿社群。因此，我們在研究時往往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研究物件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該如何擺放？如何通過了解“落後”的社會人群，推進我們對於大歷史或者專門領域的進一步理解？具體來說，鄱陽湖區水域社會的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大歷史的程序？水面產權與土地產權的形成和分化又有何區別？ 劉詩古坦言，從區域社會史研究來回答大歷史的問題，確實是非常大的挑戰。雖然我們說水域和陸地有很大的不同，但這種差異是否造成了產權制度的差異？本書在“入湖權”架構下思考水面管理的家族化問題，但家族內部的情況又應如何區分？這些問題都需要下沉到一個更微觀的層面來考察。他提到，最近正試圖透過建立康郎山袁、王兩個家族所藏文書的資料庫，來挖掘人群間的關係網路，這或許能為這些問題的解答提供一些線索。此外，晚清民國乃至建國後，鄱陽湖區仍然紛爭不斷，呈現出波浪式的發展。因此，他準備在更加豐富的檔案材料的支撐下，繼續探討20世紀鄱陽湖區社會秩序的演進。 隨後，劉婷玉著重評述了本書關於漁課的討論和明代漁課與河泊所的關係。她指出，從商稅研究來看，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不可替代意義的資料和分析。對於明史學者而言，以往看到方誌中關於漁課的內容，僅有漁課兩字，接著是一串數字，從未想到背後有這麼複雜的內涵。如果不做田野，這是絕對不可能想象的。具體到漁課本身，以往研究常常認為明代皇帝不是特別重視商稅和漁課這類雜稅，但從漁課冊的數字來看，有些已經超過了一些縣的賦稅總額，這遠遠超出我們以前的想象。她也指出，從漁課冊來看，漁課更傾向於軍戶、衛所這樣一個系統；但到了明中後期，它又列入了州縣的賦稅。那麼，這中間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我們應怎樣理解衛所、州縣、河泊所等機構在徵收漁課上的職能？ 接著，她引用《皇明經世文編》中關於宸濠之亂的記述“宸濠舉事，用費浩大……謀為聚財，招納奸人，投獻田產，強佔官湖，依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來說明衛所武官在宸濠之亂中強佔了原屬於河泊所的官湖。因此，她認為，早期的河泊所可能屬於衛所繫統，或者有一定的職能交叉；而在鄱陽湖這樣一個軍事重地，佈置如此大量的河泊所而非衛所，則很可能表明河泊所承擔了衛所的職能。 劉詩古迴應稱，這確實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雖然明代後期有少數幾份文獻提及軍戶承納漁課，而後軍戶又將湖池轉賣給其他家族的現象，但現在仍不太確定，這中間是否有一個衛所控湖到民間控湖的過程。此外，明代後期的資料顯示，漁課雖然早期由河泊所徵收，但後期則為官府代辦，而河泊所本身的官員又往往出自州縣。因此，對於衛所、州縣、河泊所等機構在徵收漁課上的關係，仍有待挖掘新的資料。 崇禎二年（1629）五月饒州府柴棚所課戶胡文戶丁立賣湖契 佳宏偉從問題意識、個案研究的意義與材料利用等方面進行了評述。他指出，本書在問題意識、理論價值和材料拓展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方法論示範意義。首先，若將視角轉向“水域史研究的資料、問題和路徑”這一宏觀問題，他覺得還有一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例如，本書的研究物件是針對一個典型湖區的資源、產權與社會秩序的考察，但是這一案例研究到底在多大意義上為水域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型別化的思路？因為水域可以是江、河、湖、海、泉等不同形態，它們都存在資源、產權和社會秩序問題，本書也試圖去做型別化的思考，但好像並沒有展開。因此，在水域社會的資源利用、產權形態和社會秩序等特質層面，到底能夠抽離出怎樣的水域史研究路徑，很值得進一步討論。 其次，在對環境要素的處理上，與當下許多環境史的研究主要將環境作為背景來處理的方式不同，本書將環境深入到社會要素的變化中去思考環境與社會的關係。例如，作者透過考察渺水期、枯水期等水環境變化與資源關係、產權秩序的變化，很好地把環境諸要素與水域社會結構有機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這是目前環境史研究最值得提倡的研究方式。複次，在個案的研究上，他建議可以繼續追尋鸕鷀這一特殊生態物件，這將有助於立體地理解鄱陽湖區社會秩序的演變。此外，他也討論了漁課冊中有關漁課數字的意義問題。他以清代漢水流域灌溉畝數記載為例，指出這些魚課冊中的數字問題很可能並非當時當地魚課情況的實際反映，而只是為了某種目的而生產出來的。 劉詩古認為，確如佳老師所言，本書試圖從鄱陽湖的討論中，提出一些更一般性的問題。看看這些問題是否能在江、河、湖，海乃至西北溝渠這樣一些空間中得到擴充套件，是否能透過在系統的資料整理、田野和討論得到全面的討論和突破。而在環境史與社會史要素的結合上，本書也嘗試著透過湖區季節性經濟結構的變遷，來考察水域社會的特質。對於本書第132頁的漁課數目，由於資料限制，仍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