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三千五百字的長回答，我們將用蒙古人的例子，來說明一下，草原民族政權勃興和早衰的原因。“胡無百年之運”此言多見於，宋濂為朱元璋起草的《諭中原檄》。文中言到：“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但其實，從北方遊牧民族建立政權延續的時間來說，鮮卑拓跋建立的北魏享國148年（386年—534年）、契丹耶律建立的遼享國218年、完顏女真建立的金享國119年，都超過了“百年之運”。

不過，支援此說的人，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的，他們說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幾乎不存在敗亡後，再復起建國的例子。

從這個角度上說，似乎也確實站得住腳，比如匈奴歷經戰國、秦、漢直到五胡十六國時期才正式消亡，最鼎盛期不過高祖劉邦、文、景、武帝幾朝。而突厥也曾強勁一時，但在初唐的打擊下，也迅速分裂敗亡，再難復起。

蒙古帝國也不例外，在成吉思汗的統領下，蒙古鐵騎席捲天下，建立了一個有史以來疆域最大的大帝國。但自從北狩草原後，便如僵死之蛇，毫無龍氣。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彪悍的草原民族曇花一現呢？我們今天就借蒙古人的例子來分析一下。

對於蒙古帝國能夠狂飆突進、橫掃天下的原因，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比如，蒙古軍隊的軍種組成、武器、戰術、獨特的後勤供應體系等方面的優勢。但其實，遊牧於草原民族多了，其生活方式和戰術體系和蒙古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而在戰術素養上、軍事裝備和戰鬥技能上，蒙古軍隊也沒有明顯的優勢，不過都是輕重騎兵配合，大範圍穿插包圍，以機動性換取區域性戰場人數上的優勢。

這種作戰方式在蒙古西征時，其對手也差不多都能熟練使用。那為什麼蒙古人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績，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我個人認為，蒙古人最強大的武器並不是快馬彎弓，而是團結！

遊牧民族因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各部落間的聯絡很少，天生就有不團結的基因。這一點蒙古人也不例外，對於蒙古各部落來說，聯盟永遠都是非常鬆散的狀態，一場草原天災就能讓兩個曾經和睦的部落間拔刀相向。

但1206年春天（宋開禧二年），斡難河（今鄂嫩河）邊的“忽裡勒臺”大會上有個人改變了這一切，這個人就是鐵木真，或者我們可以稱呼他的尊號“成吉思汗”。

一般來說，我們對於“英雄”的定義，除了看他曾經做到了什麼，還要看他改變了什麼，以及給後世留下了什麼。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你是不是喜歡成吉思汗，你都得承認，他是蒙古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沒有之一。

正是他改變了，整個蒙古草原的政治格局和執行方式，將分居各地，處於離散狀態的蒙古部落擰成了一股繩。讓這些耿直的蒙古漢子們發現，除了世代生息的草原外，外面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一個可以擁有和支配的世界。

在蒙古全族擁有了嶄新的人生目標後，蒙古人爆發出了驚人的能量，而草原艱苦生活環境下，鍛造出的堅韌品性和協作能力，則成了幫助蒙古帝國騰飛的羽翼。

堅忍和團結讓他們可以忍受風霜雨雪侵襲，以最少的後勤補給支撐最遠距離的奔襲；也讓他們在誘敵深入時，能忍受連續九天的敗逃，直到自己的兄弟將敵人拖進圈套。

可以這麼說，當時的蒙古軍隊是世界上紀律性最好的軍隊，他們既狂暴又冷靜，既嗜血又寬容。很多本來相悖的性格品質，被用一種很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了蒙古人身上。

最終，狂奔鐵蹄便敲響了，歐亞大陸上數十個政權的末日喪鐘。

但迅速捏合起來的品質，最容易受歲月沖刷而崩塌，尤其蒙古人的叢集，還是以個人威望為紐帶的。

雖然，成吉思汗也在著力構建一套長治久安的帝國體系。但在他去世後不久，幅員遼闊的蒙古帝國便開始出現地區性的勢力範圍。

至少在蒙哥汗時期，蒙古帝國便因為王系間血腥的爭奪和博弈，開始出現分離成東部蒙古和西部蒙古的趨勢。

而隨著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鬩牆，這種趨勢愈發明顯，東西部蒙古勢力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分野越來越明顯。

最終，蒙古帝國分裂成了五個龐大而互不買賬的大汗國，即欽察汗國（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兒汗國和元帝國（大汗汗國）。

隨即，以海都為首的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便和元帝國爆發了長期戰爭。

蒙古帝國的變化足以看出，成吉思汗從部落聯盟制向帝國中央集權制改革的努力並不成功，雖然他成功的將王系傳承固化在其子嗣，即“黃金家族”成員之間。

但顯然幅員太過遼闊的大帝國，社會型別和生產方式差異太大，而蒙古人無力調整其制度以適應這種差異，農耕和遊牧間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帝國的分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其實，不用說整個大蒙古帝國，就是元朝一代，都始終無力解決這個問題。以至於，元朝的社會制度呈現奴隸制+封建制的怪異混合體。

公允的說，蒙古人在軍事技術和宗教思想體系上，表現出了很好的接受能力，但在需要大量資料對比分析的政治體制設定上，蒙古人幾乎一無所成。

這其實可以看出，蒙古帝國領導者的文化底蘊，尚不足以掌控複雜的系統工程和針對變化進行政策微調的能力。

而對於一個大帝國來說，爆發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保證長治久安的，恰恰是能否在制度設計上，讓各階層達成平衡和妥協。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自然就會產生凝聚力，帝國綿延數百年也不是妄想，如果做不到，再小的瑕疵也早晚會累積成天崩地裂的顛覆。

這其實才是宋濂所說“胡無百年之運”的意思，他是特指元朝九十幾年的統治而說的。

等到明朝勃起，元順帝回到北方草原牧馬，困擾蒙古統治者九十多年的問題消失了，他們再也不用為平衡農耕、遊牧兩個集團的利益而發愁。

但另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出現了，回到草原後，成吉思汗辛苦建構起來的帝制，也同樣不適用了。

明朝初期爺倆皇帝朱元璋、朱棣都是狠角色，估計是一直惦記著北元皇帝手裡的傳國玉璽，對北元一直念念不忘，捕魚兒海、哈喇哈河等戰役追的北元皇帝上天入地、遠遁逃生。

黃金家族後裔們對蒙古各部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蒙古人就此分裂成三大勢力氛圍，互相之間齷蹉不斷。

這就是明史中的瓦剌（西部蒙古，居於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流域及準噶爾盆地）、韃靼（東部蒙古，居於鄂嫩河、克魯倫河一帶及貝加爾湖以南地區）和南附明朝的兀良哈（朵顏三衛，居於西遼河、老哈河一帶）。

當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北元天元十年）十月，脫古思帖木兒被阿里不哥的後裔也速迭兒襲殺篡位，“大元”的國號再也沒有出現在歷史裡，蒙古人徹底完成了重歸部落聯盟模式的道路。

這種從帝國體制向部落聯盟的倒退，可以看成是蒙古人向固有生活模式的迴歸。

之後的蒙古草原，別說形不成一個統一的戰略共識，進而南下復國，就是自己人內部也是內訌不斷。

西部蒙古勢力（瓦剌）做大後，綽羅斯·也先殺黃金家族後裔的刀比仇人還狠，《明實錄》載：“也先遂自立為可汗，盡殺故元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

三十年後，“中興之主”達延汗（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復起，他是也先時期少數漏網的黃金家族後裔，雖然他整合了東部蒙古大多數部落，但對於西部的瓦剌依舊毫無辦法。

晚年時，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達延汗將諸子分封各地，建左右兩翼六個萬戶。

這六個萬戶，成了後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他的兒子們分別成為察哈爾部、土默特部、扎魯特—巴林部、克什克騰部、外喀爾喀七部的始祖。

但達延汗的做法，實際上是將蒙古再度細分，反倒使各部落間更難形成合力。

可能在劃分早期，眾兄弟還會念在血脈親情的份兒上有所合作，但等到血緣逐漸疏離，各部落間為了自身的利益各懷心腹事，完全難以捏成一個整體，這也是末代大汗林丹汗整合各部失敗的根本原因。

等到清朝建立後，滿族統治者耗時一百四十多年，在蒙古各部間推行盟旗制度，再次將蒙古人細分在各個屬地上。蒙古人這匹曾縱橫天下的Mustang，再也沒有了馳騁的空間。

從蒙古人大起大落的例子可以看出，草原遊牧民族有很強的爆發力，如果能夠齊心協力，很容易彙集成勢不可擋的洪流。

但如果，其政權有機會入主中原，那隨之而來的挑戰便是，如何在遊牧集團和農耕集團之間達到平衡，或者換句話說便是，如何拉攏代表農耕利益計程車紳階層。

要知道，這二者之間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不是所有的統治者都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進行妥協。

而一旦被逐出中原，草原的生存條件和惡劣的自然環境，會讓遊牧民族重新回到各自為政的疏離狀態，除非能夠再度湧現一個天縱之才，否則難以團結一致的遊牧部落，便再難談及復國大業。

最後，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是先民們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不斷摸索、逐漸完善的結果，也是最適應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政治結構。

但它對於遊牧民族來說，完全是一個全新的課題，能否迅速適應並自如的運作，將決定其政權能否順利的執行。從遊牧民族政權來看，北魏、遼、金、清都進行了相應的政策調整，而在這方面蒙古人算是比較差的。

綜上所述，如果一定要說“胡人”的國運長短，適應農耕地區的固有規矩和能否將全族凝聚在一起，是其中最重要的變數。

歷史是有規則和邏輯的，任何偉大的英雄都不能超脫於外。

胡無百年之運。這個提法出自明朝，傳說是朱元璋的感慨。對應應該是元政權退出中原地區的事實，帶有濃郁的輕蔑味道。但很多人提出金朝和唐朝也在中原盤踞百歲以上，且血親關係縱橫交織，不能因老朱一人之言定歷史。這樣說有沒有道理呢？

我認為是有道理的，中華民族歷史悠遠，民族融合。胡漢之見早已成為塵埃。不應該以民族來定國運興衰與命運。

但老朱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民族偏見呢？我認為不是，近代中國也有一位偉大人士說過：蘇共黨內的這種行為方式是會導致這個國家迅速崩塌的。（大意如此）他說的行為方式就是軍事獨裁。國民經濟發展也軍事為主導。

我相信老朱當年的感慨也是出自這個提出的，一個國家政權倚重於軍事力量來維持生命，怎可能有長時間的推移呢？

反觀唐之後的宋和元之後的明，都是以打破軍事貴族為國家政策而獲得長遠發展的。

清朝也算是少數民族國家，他就是主動疏遠了軍事貴族集團，也是一個幾百年的國家。

再看現代的國際地域，有那個軍事貴族的政權長命呢？

胡無百年之運，實際上就是軍事力量把持朝政是不會長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