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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見稻荷大社
日本最精華的物質文化遺存得以留存後世,而到底是誰在戰爭中保護了他們的命運,卻成為日後中日美三國間的謎題。
畢竟,在戰爭中特意保護敵國的文化古蹟,當時並不是通例。在1942年的歐洲,納粹德國有意對英國的地標性建築加以轟炸,而德國古城德累斯頓更在1945年美軍的戰略轟炸下被夷為平地。
· 毀於轟炸的德累斯頓聖母教堂
那麼,到底是誰保護了日本古城免遭戰爭洗禮?
無關梁思成
中文網際網路多將功勞記在梁思成的名下,這源於梁思成的學生羅哲文和北大考古學泰斗宿白先生的回憶。
1985年,羅哲文應邀參加奈良縣舉辦的城市文保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方面有人詢問:二戰後奈良、京都倖免於難,據之前訪日的宿白先生說是梁思成建議的結果,是否確有其事。
羅哲文想起1944年夏天陪同梁思成前往重慶幫助工作: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曬藍圖紙來,讓我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佔領區的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不是中國的地圖,我沒有詳細去區分,但是日本有兩處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
於是他便把兩件事聯絡起來,認為是老師梁思成讓京都、奈良倖免於難。
十年後,宿白先生在採訪中更回憶道是梁思成親口承認,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圖示明,戰後看結果是起到了作用。
經過二十餘年的宣傳,2010年奈良縣甚至在日本友人推動下,曾擬為梁思成樹像感謝,但終因證據存疑而作罷。
然而,梁思成自己的回憶與上述說法大相徑庭,1968年,他曾對擔任「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副主任一事作出說明:
1945年春,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當時該委員會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已忘其名)二人工作。工作地點是借用重慶中央研究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工作時間前後約兩三個月。
這份表及圖製成後,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當時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生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當時在李莊,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 梁思成說明手稿
也就是說,梁思成的工作僅限於標明中國華北及沿海的文物古蹟供美軍參考,並不涉及日本。
中國文物破壞神,日本文物「保護神」
日本人自己倒是比較清楚,解鈴還須繫鈴人,能夠阻止美華人轟炸的,應該是美華人。
他們最先想到的是佛洛倫斯·登頓(Florence Denton,1857-1947),一個在同志社女子專門學校任教的美國老修女(同志社學校系統是日本著名的基督教學校),她在戰爭期間一直沒有離開日本,被認為和京都有著深厚的感情。
盟軍正式對日實施佔領後,日本人心目中的「古都保護神」又換成了更合適的人選——蘭登·華爾納,時任「美國保護和搶救戰區藝術和歷史古蹟委員會」(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因其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領導,也被稱為「羅伯茨委員會」)負責中國、日本、北韓、暹羅地區的特別顧問,並剛剛隨麥克阿瑟抵達東京,作為盟軍司令特別顧問保護藝術與文物古蹟。
· 老年華爾納
這位蘭登·華爾納是何許人?也許他的另一個身份會讓華人更覺熟悉——給敦煌莫高窟造成嚴重破壞的「盜竊者」。
華爾納出生于波士頓的一個律師家庭,1903年在哈佛大學本科畢業,1905年又重返母校進修考古學,並在一年後留學日本,師從日本著名美術史學者和鑑賞家岡倉天心(1863-1913)學習日本藝術,專攻佛教美術。回國後,華爾納在哈佛執教,並擔任福格博物館的東方藝術館館長,培養了一大批美國的東方藝術學者。
此前,華爾納已經在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等地參觀過斯坦因、伯希和、勒科克、科茲洛夫等人在中國西北獲取的文物,特別是敦煌莫高窟的文書、壁畫和雕塑,讓他對敦煌的佛教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1922年福格博物館派他前往中國西北進行實地考察。
1923年7月,華爾納一行從北京出發前往西北。在已經被俄華人搜刮乾淨的黑城遺址,華爾納一無所獲,直到1924年1月他來到敦煌。這時的莫高窟藏經洞已經基本空了,富於東方美術修養的華爾納決定把敦煌的壁畫和雕塑帶回美國。
· 華爾納僱傭的民工和被掘走的328窟唐代菩薩像
在付給守窟的王道士七十兩白銀後,華爾納攫取了莫高窟110窟一尊北魏時期的彩塑飛天像,以及328窟一尊唐代彩塑供養菩薩像。然後又用塗了膠水的膠布粘剝了另外五個窟的唐代壁畫。
華爾納雖然精通東方藝術,但考古技術十分拙劣,剝離壁畫過程中給壁畫造成了巨大傷害,而且由於膠水調製比例和冬季氣溫問題,剝下來的壁畫儲存情況也糟糕透頂,幾乎全部破碎,難以整幅還原。
· 被華爾納破壞的壁畫
但是這次考察依然讓華爾納爆得大名,成為此後美國研究東方佛教藝術的翹楚。
二十年後,歐洲和遠東激戰正酣,美國學術、文化、藝術屆的有識之士就開始為保護戰區的文化藝術品和古蹟而奔走。最早向美國政府和軍方倡議成立委員會的是美國學術社團理事會(ACLS)、哈佛大學、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以及紐約芭蕾舞團。
於是1943年由羅斯福總統授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歐文·羅伯茨領導成立了「美國保護搶救歐洲藝術和歷史古蹟委員會」(簡稱「羅伯茨委員會」)。美國陸軍相應的也成立了一個部門對接: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Program (簡稱MFAA)。
· 喬治·克魯尼自導自演的《古蹟衛士》講述的就是MFAA的故事
1944年4月,美國海軍建議將遠東戰區也包括進去,「羅伯茨委員會」全稱遂改為「美國保護搶救戰區藝術和歷史古蹟委員會」。由於美國在盟國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和美國駐軍的廣泛,中、英等盟國也成立了相應的委員會,梁思成擔任的正是中國的「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美國方面,遠東戰區的文保自然需要一個精通遠東藝術的專家來主持,於是華爾納擔此重任,並在1946年4月至9月抵達日本擔任麥克阿瑟的文保顧問。一個專注東方藝術的哈佛學者,曾經在日本求學,夫人又是羅斯福總統的親戚……這一切特徵都符合日本人對「古都保護者」的想象。
實際上,在華爾納還未抵達日本的1945年11月11日,《朝日新聞》就刊登文章認為是華爾納保護了京都、奈良等古城。此後華爾納走上了「封神」之旅。1954年,華爾納再次抵達日本參與日本藝術展時,人們還相信他是古都保護者而給予崇高的禮遇。
華爾納自己倒十分誠實,他在給秘書的信中寫到:一批又一批的人闖進辦公室來……每一個人都要提起那個老掉牙的『救星神話』(連我現在都對這個神話堅信不疑了)。那個神話是:我一個人將京都和奈良從轟炸中拯救了出來,我的程式化答覆套語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麥克阿瑟將軍執行,任何文職人員個人都沒有責任。』可是那些人總是要將一切事情都推到某個人的身上。
由此出現了一個怪圈:華爾納越是否認自己是保護者,日本人就越相信這位謙遜的學者應該是真正的「大救星」。
一切都是運氣
那麼,日本古都的恩人究竟是誰?
其實是運氣。
羅伯茨委員會和美國軍方溝通並不順暢,美國軍方最初甚至將京都定為原子彈的首選目標。
· 原子彈目標委員會檢視的京都地圖,圓圈處為原子彈預計爆炸範圍
因為美軍要比較原子彈和常規轟炸的威力,故而對沒有被選為原子彈目標的城市進行了戰略轟炸,主要是在夜間利用燃燒彈做地毯式轟炸,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等67座城市大面積被毀。京都則跟廣島、長崎一起「躲過了一劫」。
京都被撤下原子彈目標城市名單相當偶然:陸軍部長史汀生看了參謀部送來的原子彈目標城市名單後,力主將京都劃掉。
他認為京都是一座歷史名城,對日本人來說有很強的宗教文化意義,而且他在菲律賓任職期間曾到訪過京都,其文化古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史汀生的堅持下,京都倖免於難,還被扣上了「史汀生的寵物城市」的帽子。
· 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
那麼未被列入原子彈目標城市的奈良、鎌倉、倉敷等古城又是如何躲過燃燒彈的地毯式轟炸呢?
奈良和鎌倉主要得益於人口少、城市規模不大,而且沒有軍事工業。根據日本學者研究,美軍轟炸是按照人口密度排序,鎌倉位於第124位,故而直到1945年8月份,日常轟炸還沒輪到這兩個城市。
· 如今鎌倉依然是一座濱海小城
至於倉敷,之前廣泛流傳的說法指向城裡一家博物館,這家日本最早收藏歐洲藝術品的博物館,儲存了格雷考的《天使報喜》、莫奈的《水百合花》以及馬蒂斯等人的作品,這些藝術品讓美軍放棄了轟炸。
但學者發現,人口和工業排名都高於鎌倉的倉敷正是美軍8月份下一輪空襲的目標,是天皇的停戰詔書挽救了這座城市。
所以,很多歷史事件背後都是大量的偶然因素,日本人不必盲目尋找古都保護神,他們應該感謝運氣。
參考文獻:
郝炘:《梁思成做的工作與京都沒被炸無關》,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4-771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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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請!二戰後期,美軍大舉戰略轟炸日本本土,日本大多數城市都遭到美軍的轟炸。在這個重要時刻,有一個華人向美軍提供了一份祥細的地圖,註明了日本的文化古蹟不是轟炸的目標,從而保護了日本很多文化遺產,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京都。這個華人就是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