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和金文是不是一個文化體系，這個不用研究，一眼便知。同一個字，字形筆畫基本一樣，肯定是一個體系。書寫上，刻在甲骨，更費勁。而金文是銘文，是先鑄模，顯得更流暢。

關於商周文化的比較研究，有個簡單的辦法。就是考察現代漢語“商人”的內涵，已經比較接近商文化的內涵。商人滅國後，周王朝把商遺民一分為二，國祚奉於宋（今商丘），國器存於衛（今新鄉、安陽、濮陽一帶）。衛國最後一位商文化大師遽伯玉，讓外孫子貢，拜在孔子門下，子貢成為儒家首席外交家，儒商鼻祖。鄭國子產、衛國遽伯玉，魯國孔丘，三家融合為儒家，從此商文化藏於中國文化主流，成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去世前七日，最後一個來看他的弟子是商人子貢，大徹大悟的孔子道出了儒學的源流：昨天黃昏我夢見坐在夏、周之柱間的殷商之階，祭奠祖先，我的祖先是商人啊！

（原文；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可以說，周文化融合了商文化，非得論高低，就是關公戰秦瓊的笑話了。

這個問題很簡單，卻也複雜。

秦始皇下令“書同文”時，七國文字都有差別。同樣從西周繼承下來的文字，各國強大後便不遵從，這正如車不同軌一樣。

從史料來看，夏、周、商並無太大交集。周人先祖居西歧，與商人中原相去甚遠。商人始祖居山東與河南交界一帶，離夏王朝較近，是以才有太康失國，有窮氏后羿代之。

如果作為少數民族，未建國前很少用到文字，例如蒙古人建國前，後金建國前。

周人作為農耕部落，並不是商的附庸國，但也需向商朝貢，與其他諸侯交往。在周部落日益強大的過程中，必然會有自己的文字。特別是周文王時，己準備與商抗衡。周武王正式稱王，至少這時周朝的文字已經定型，武王作《泰誓》《牧誓》，均有文字記錄留下。

但周與商如此之遠，文字必然異同。周滅商後，並未完全繼承商人文字，但必然會對本國文字產生影響，加以改進。當時的文字發展，一是造新字，二是簡化象形文字(向會意、形聲)發展，以便於書寫。

現在周朝文字一般稱為金字，即鑄在金(銅)器上，但實際上更多的文字是刻在竹簡上，只是竹簡文字很難保留下來。

老子曾為東周守藏室之吏。許多書籍竹簡，只有周王室才有，是故孔子才會問禮於老子，實際上是翻閱古書。有人把周藏書偷到楚國，害得老子丟官，才有了西去函谷。

金文是泥範造成的，書寫比較流暢，但並不能代表周朝文字正確的刻寫方式。

春秋時期，楚國首先(發明)使用毛筆，其關鍵是楚國有豐富的松林，可以提煉油墨。用毛筆書寫自然與刀刻筆鋒不同。

然而自商代甲骨文至西漢初年，刀筆吏的主要工作，仍是用刀在竹簡上刻字，所以大篆、小篆與甲骨文一脈相承，我們至今仍稱“篆刻”。隸書之後，就多用毛筆了。

因為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型，字形大致一樣，所以說它們屬於一個體系。

周朝應該比商朝的整體文化層次有所提升。古代的先民都是透過多年的生產，生活中吸取經驗從而改進提高。

金文和甲骨文不屬於一個文化體系，甲骨文自成體系，金文和石鼓文等屬於篆書。

金文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要高於甲骨文。

"甲骨文。

商周時期，把文字刻在龜甲獸骨上，稱為甲骨文。骨頭堅硬，所以刻的筆畫瘦硬，細而直，筆畫也不是太複雜，都是因為刻之不易。

據殷墟博物館的人員介紹，當時的龜甲，都是來自東海的海龜，因為朝貢還是貿易不得而知。

金文。

銅在上古叫做金。

殷商時期製造大量的青銅器，青銅器有花紋裝飾有文字，著名的比如像司母戊大方鼎。因為類似今天的翻砂鑄造，所以在模具上字的筆畫比較粗深，鑄出來的文字才能較好的顯現，於是筆畫比較豐腴。

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於天下統一，社會安定，加上週公制禮作樂，堪稱太平盛世，故書法家得以表現雄渾典麗之風格，內容亦有逐漸加長之勢，如大盂鼎即為此期最典型之傑作。

而至昭穆之後，書風漸變，筆畫由粗細相參而趨於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書風極為嚴謹端正。

端整典雅之頌鼎、典雅整贍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風之毛公鼎等，皆為此期之代表。

在砂模(那時用的是粘土模具)上寫字，要比在龜甲獸骨上刻字輕鬆得多，文字數量增多，更加講究美觀，因為鑄在青銅器上還要講究裝飾效果，因為書寫的方便，不僅筆畫講究，字型字形講究，文字的數量也比從前豐富了許多。

所以，金文的藝術價值要高於甲骨文。

商字，同化了一切東亞內地民族。姬周人借用《商字》之後，加以改造和補充，形成《華字》。用上華字，就成了華人。最後，再增加到80000多字，就成了漢字。用了漢字，就等於被漢人同化。

“文化體系”是個比較含混的概念，是問殷商甲骨文和兩週金文有沒有繼承關係嗎？如果是這個意思，答案是肯定的。

周滅商，然後延續了七八百年，文化水平自然會比殷商高了很多。

甲骨文，是指主要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的獸骨龜甲上契刻的文字。其他地區和周代，亦有甲骨文發現，但數量不多。

這些獸骨龜甲共發現了15萬餘片，從上面蒐集了5000餘個文字。現在釋讀的有2000餘個。裡面有一些專用族名族徽、人名地名。除此之外，與後世有關聯的字約1490個。

古文字學者，包括外國的，一致認為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雖然還有明顯的象形特徵，但已體現出明顯的“符號化”傾向。1490個與後代有關聯的字裡，百分之三十二是形聲字是最好的證明。

對於甲骨文的發展，董作賓先生於上個世紀30年代，將其劃分為五期——

第一，盤庚以後的二世四王；第二，祖庚以後的一世二王；第三，廩辛以後的一世二王；第四，武乙以後的二世二王；第五，帝乙以後的二世二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提出了將甲骨文分為三期的看法——早期，從武丁開始；中期，從康丁開始；晚期，從帝乙開始。

這個劃分，得到了更多學者附議贊成。 （殷商青銅器上的婦好銘文）

金文，是指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文字。這個說法，最早起於漢代，因為上古時期稱金屬銅為“金”。

金文，不過是“書寫”的材質載體與甲骨不同而已。儘管因為多使用鑄造的方法，字型形態上與甲骨文的契刻而有所區別。金文之字與甲骨之字，並無其他不同。而且，已發現的最早金文，與已發現的最早甲骨文，處於同期。

武丁時期的婦好墓中，發現了20多件青銅器上刻有“婦好”的銘文。這足以證明，甲骨文和金文，不外是同一種文字的兩種“書寫”方式而已。 （周代青銅器及銘文）

早期的青銅器銘文，常常只有二三字；殷商末期，才出現四五十字的銘文。

武王滅商之初，青銅器銘文的風格沒啥改變。後來，周人才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銘文風格——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的篇幅及格調，都和殷商有了明顯不同；到西周晚期，出現了毛公鼎那樣長達497字的銘文鴻篇。

及至東周，青銅器銘文漸有兩極分化趨勢——一類著力追求以前那種繁縟典雅的式樣，例如春秋時期的叔夷鍾、戰國時期的中山王方鼎、中山王方壼是其代表。這一類銘文，屬正宗廟堂文字，是金文中的“官府文書”，大江南北和黃河上下皆是如此。 （周青銅器銘文）

另一類，則向簡單方面發展，刻款的銘文日趨流行——潦草的刻款、訛誤訛變多有，以致不易辨認。有的刻款，像是產品說明書或者廣告，記載的是青銅器的重量和容量等等。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戰國時期文字的通俗化程序加快。學者們稱之為“文字異形”。 無論如何，不論從文字學角度，還是從書法發展角度，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同根同源。只不過金文的流行時間，比甲骨文長了幾百年而已。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兩種“書寫”方法不同的字型，屬於不同的“文化體系”。

關於“文化水平”，也是一個需要界定的概念。

文化，可以指一定社會階段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也可以作為考古學概念，比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還用來表示一個人、一群人的受教育程度。 但不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兩週時期的“文化水平”，都要遠遠高於殷商時期。

從生產水平來說，殷商時期已經懂得了用犁耕地，不過拉犁的不是牛馬等牲畜，而是人，一般是奴隸。但到了春秋時期，已經開始使用牲畜犁耕。 （商代青銅兵器）

恩格斯說，不在於人們生產什麼，而在於人們用什麼生產。中國在殷商時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但當時的青銅，一是用來鑄造大型禮器——鼎、爵、盉、簋等等；二是用來製造兵器——斧鉞鉤叉等等，而很少用於生產。

到了周朝，不但青銅被用來製造工具，而且在春秋之際，進入了鐵器時代。 郭沫若認為，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是劃分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關鍵性標誌，這是很有道理的。

從精神財富層面說，殷商和兩週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周人說，殷商已有“典冊”。的確，古文字學者們大多認為，甲骨文時期，其書主要的書寫工具是毛筆，只是寫下來的東西不好儲存，陰差陽錯的只有甲骨文流傳了下來。但即便如此，當時的文字，肯定只限於範圍很小的貞人集團掌握——歷代商王很可能都是“文盲”。

周朝則不同。尚書，儘管有古文和今文、真和偽的爭議，但本於西周應該沒有問題。

周代有《詩》、有《易》，有《春秋》，有《論語》，有《老子》。還有《左傳》等三傳。 百家爭鳴很能說明問題。突然湧現出那麼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哲學家、軍事家等等等等。這顯然是殷商絕對不可比擬的。

天文、曆法、醫術等等各種形而下學，兩週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階段，依然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

如果說，殷商時期還處於“學前班”水平的話，到了周朝，至少也到高階小學階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