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解決當時北宋王朝因三冗（冗官冗軍冗費）問題而帶來的嚴重的財政危機，所以大多變法措施以增加財稅收入為主要目標，相繼出臺了青苗法、免疫法、於田法、保甲法等；顯然，任何政策都不會是完美的：如青苗法解決了農民青黃不接無糧可用的痛點，卻沒建立因天災人禍而破產的救濟及減免制度，又加上利息太高及地方官為了政績強力推進催交，最終傷農害農；再如免疫法，交錢給政府，由政府花錢僱勞力完成差役，解決了原來無償派單模式中存在的剝削及公平公正問題，也避免了一部分家庭因承擔特殊差疫而家破人亡的風險，但是，免疫法要求根據家庭人口交錢，沒考慮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等弱小群體的承受能力，因而不得人心。而王安石本人堅定而執拗，又加上變法團隊官員裡小人多政客多，最終政策沒能因地制宜因時調整，變法一意孤行，結果可想而知，很遺憾!雖然神宗也是強硬變法派，但最終也沒走出人亡政息的結果！

歷史稱謂是"一條鞭法”，變法的中心思想是為了防止土地過渡兼併，令朝庭失去管控能力。形式上是變革農業稅的徵收方式。結果當然是以失敗告終。教訓就是看似公平的法治會倒致強者恆強，弱者更弱。一承不變的話，就會物極必返成為政治災難。

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稱為“熙寧變法”。他的變法思想超越了那個時代，不被那個時代所理解，他的財稅金融思想領先西方國家800年。

要了解王安石變法，就需要先了解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北宋到了宋神宗時期，國家財政已經出現赤字，直接威脅到了北宋朝廷延續。宋神宗在徵求重臣們關於改革的建議後，非常失望。比如司馬光提出的修心要“仁，明，武”，治國要“官人，信賞，必罰”，都是些最正確的廢話。讓他們進行提出經濟措施，他們只能提出“節流”這一種辦法。

但是，北宋的高薪養廉以及募兵制，是壓在北宋身上的兩座大山。花在軍隊上的開支和花在行政上的支出佔據財政總收入95%以上，這兩項費用哪個朝代都知道，但誰也不敢動。如果沒人敢觸碰，那節流就是一句空話。

宋神宗讓司馬光主持節流的事，司馬光說事關重大，需要從長計議，三五年後才能改，但是國家已經出現經濟危機，宋神宗又怎麼能等得下去呢？

王安石此時站了出來，他提出了“國家沒錢不可怕，就怕國家沒有理財的手段”的新思維，他向宋神宗保證，不用節流，就可以讓國家富強起來。這打動了宋神宗，於是，宋神宗決定選擇王安石主持改革。

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用財稅金融為槓桿，透過國家行政手段，打通流通環節，刺激國民生產加速，從而實現財稅增長。

打個比方，假如有一個鐵匠鋪，每個月打造100把鐮刀，銷售額是1000文，國家收稅20%，也就是說可以收到200文的稅。

現在國家給鐵匠鋪提供1萬文錢融資，幫助鐵匠鋪擴大生產，每個月可以打造1000把鐮刀，銷售額就擴大到1萬文錢，國家收稅20%，即可以收到2000文錢。再加上融資要有利息，國家還可以拿到融資1萬文錢的利息10%，即1000文錢。合在一起，國家可以收繳3000文錢。

這樣算下來國家財政就增加了15倍。

這就是王安石說的，不用節流，不用增加老百姓的稅賦，就能讓財政增加的道理。

這樣的經濟改革思路是不是很合理？放到現在都一樣適用。

但是那個時代的人根本搞不清楚這樣的經濟改革措施。司馬光就駁斥王安石說“放貸融資是搞與民爭利，還不如加稅”，“國家一年的收入是恆定的，怎麼可能會多出來。”

王安石的變法一直都被汙名化，有保守派直接揚言：“泰山崩就是老天爺示意，王安石是個奸臣”，大旱的時候說“只要罷免王安石，天就會下雨。”

大批保守派官員處處抵制改革，大罵改革，如果不是宋神宗比他爺爺宋仁宗抗壓性強，或許改革就像范仲淹時期的改革，早早夭折了。

那麼，王安石的變法到底效果如何？我舉兩個歷史事實，大家就會明白了。

宋神宗時期財政收入確實增加，國家財政轉虧為盈。

在兩宋300多年曆史中，農民起義就有400多起，只有宋神宗18年的執政時期沒有農民起義發生。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在用人上，在配套政策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並不完美，但他的經濟思想絕對超越了那個時代，在中國古代史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宋史》是正統儒家理學派的人編纂的，他們的思想和司馬光等元祐黨人一樣，所以在《宋史》中對王安石的變法極盡詆譭。但是歷史事實就擺在那裡，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的。

王安石，人送號“拗相公”，清廉正直，不愛財，不好色，梁啟超稱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完人。

變法的初衷是利國利民，然而執行下去，十分不易。在執行過程中，許多貪吏不恤民情，傷民害民。朝中許多反對變法，王安石只好起用新人，這也給了一些投機分子以機會，導致用人不當。王安石十分執拗，聽不進別人意見，對變法指導不夠。種種原因導致變法失敗。

但無論如何，王荊公無私心，一心為國為民，光明磊落，不失為一代偉人。

面向農民，觸及官宦。加強了國防，擊怒了富者，以致司馬光門光火，蘇兄弟背判。遙言四起，流民圖出現，最終結果，王安石完蛋。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巨大進步。是進步力量與保守派(司馬光、蘇軾之流)的較量，從中國歷史朝代更迭的過程中看，變法是推動時代發展不可缺少的手段，商央變法使得秦統一六國，今天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從而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再次倔起，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變法能使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是正能量，值得弘揚！

北宋是一個崇尚文士精神的社會，王安石無疑是個領軍人物，他潛心研究經學，文學上名列“唐宋八大家”，他著書立學，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哲學思想，把宋代的學風推上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幼年的王安石跟隨在韶州做官的父親生活，十六歲隨父親到首都汴京開封接受朝廷新的任命，十九歲父親死於江寧府通判官的任上。二十歲從江寧出發再到開封。第二年，參加科舉應試，王安石憑錦繡文章，被主考官一眼看中。卷子呈遞到仁宗手裡，卻發生了意外，被降成了第四名，只因他的答卷上有一句“孺子其朋”，倒了仁宗的胃口。這是周公訓成王的話，意思就是“你這個年幼的王，以後要與群臣和睦相處啊”天子的考題，王安石竟用這麼冷峻的筆鋒。狀元沒當上，以進士第四名的成績做了淮南籤判。

從這一天開始，他在地方上任職一共長達25年，尤其是在鄞縣當知縣時，他走遍了鄞縣的14個鄉。興修水利，開辦縣學，更重要的是，嘗試把低息官糧借貸給農民，秋收後再還給官府。這是他日後變法的一項《青苗法》的實地預演，可以說試點很成功。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回到京城，給仁宗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種種思考和想法。同樣冷峻的筆鋒，同樣的仁宗，萬言書上的真不是時候。

公公元1067年，神宗繼位，當時的宋王朝已經是內憂外患，國庫空虛，積貧積弱，神宗想創造一個更好的時代，想收復河山，想改變現狀，他迫不及待的召王安石回京。

神宗的1069年，變成了王安石的舞臺，官拜參知政事，一躍進入朝廷核心領導層。隨之頒行《青苗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馬法》等等，變法大刀闊斧的開始了，政界為之變色。

王安石變法主要有三點基本內容：

第一，提高國家財稅收入。

他的主張是既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又讓國家富起來。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政府拿出錢來分兩次貸給農民，收成後加息20%還給官府，當時民間的高利貸是200%的利息。這樣一來政府增加了收入，老百姓也免受高利貸的盤剝。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嚮應該服役而又不願意服役的人員收取免役錢，其中也包括官僚地主階級想免役也得出錢，減輕了農民的差役負擔，保證有時間從事農業生產，反過來也打擊了官僚地主階級。

再次是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規劃丈量土地，給土地分等級，好地多收，差地少收，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最後市易法，政府設定交易市場，滯銷的貨由政府收購，市場短缺時政府再拿出來賣，控制大商人的壟斷，斷了商人的斂財之道，穩定了物價，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第二，改變國家軍事防禦力量。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裡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減少了軍隊的開支。

其次是將兵法，禁軍駐地固定，在禁軍中培養軍官，然後把軍官配到邊防，充實邊防力量。

第三，改革教育。

科舉考試中死記硬背的東西廢除，設立學校，讓學校成為變法人才的培養之地。

王安石的變法把北宋王朝拉入了“黨爭”的漩渦，朝廷思想空前分裂。

一邊是“熙寧新黨”，除了王安石，其他人來路不明辦事不正。另一邊是“保守舊黨”，司馬光，蘇軾這樣的社會精英。變法開始後，王安石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看不到變法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方說《青苗法》，青黃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貸給農民，秋收後農民按息還糧。但結果是，一個農民到縣衙裡去借糧，先填申請表吧，不會寫，花錢請個書吏，交表了，沒了下文。怎麼辦，掏錢給點好處費，到了還貸時，好傢伙，竟是原定20%利息的35倍！

在朝廷中當朝官員紛紛起來反對變法，神宗皇帝是誰反對變法就把誰貶到地方上任職，誰到了地方上就阻擾新法的實施，而新法還必須由地方官落實，形成了一種奇葩的現狀。

熙寧七年，天公不作美，全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鄭俠畫了《流民圖》獻給神宗，並且苦苦哀求：只要您停止變法，十日內必會下雨，如若沒雨，我以人頭抵欺君之罪。神宗無奈，詔命停止變法，三日後奇蹟出現，果真下了一場傾盆大雨。這場雨澆滅了理想主義者的改革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