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之滅亡，最主要的是國力所致，然後人心離散，後主也沒有進取中原的魄力，天時地利人和都不佔，不滅，那才是天理不容！要說結束程序的話，關二爺丟荊州算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劉備自己～夷陵慘敗，完完全全動搖蜀國根本，以上兩點註定了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格局已經無法實施～基本丟了一統中原的資本。

蜀漢滅亡的原因其實有很多，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後主劉禪寵信宦官黃皓，導致整個蜀漢朝政混亂，大臣與皇帝之間離心離德。而最為根本的原因還是蜀漢政權長期未能本土化，導致荊襄集團與四川集團甚至東州集團之間相互不信任，從而導致了幾派之間各懷鬼胎。

而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費禕被刺之後，姜維重興戰事，對外戰爭導致了蜀漢國力日益下降，四川地主集團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失。以至東吳使臣回覆吳主：蜀華人人面有菜色，恐國將不久矣。

一個國家，內政混亂，國力崩潰而外有強敵，自己還在不斷挑釁，這樣的國家豈能長久。其實，此前諸葛亮治蜀的很多政策就是戰時政策，嚴刑峻法，對外征伐，已經將蜀漢政權拖入了崩潰的邊緣。諸葛亮死後，他的繼承人蔣琬與費禕及時調整了這一政策，對內休養生息，對外停止征戰，蜀漢才有了一段安寧平和的時間。

但是，這一短暫的和平被姜維重新挑起的戰事打破，而內又有奸佞作梗，姜維既不能在成都治黃皓，只能離開成都去沓中屯田。所以，諸葛亮之子諸葛瞻臨死時才會說：內不能治黃皓，外不能治姜維。其實，不管是黃皓也好姜維也罷，說到底，不能給老百姓過好日子，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長久的。

所以當司馬昭以三路大軍伐蜀時，除了姜維死守劍門關外，蜀國其他地方几乎不設防。這才有了鄧艾偷渡陰平的成功。首先來講，陰平小路如果沒有當地人的帶路，魏軍是很難找到的，更不可能從摩天嶺上下來還能完好無損。其次，鄧艾抵達江油關時，只有不到一千人，江油關守將馬邈一聽魏軍來了，馬上就開城投降了，以至鄧艾兵不血刃拿下了江油，涪城，雒州，直到綿竹才遇到諸葛瞻父子的抵抗。

而諸葛瞻父子戰死綿竹之後，蜀漢內部更是一片投降的聲音。為什麼？就是四川集團內部已經將目光投向了洛陽，實際上，正是他們把劉禪給逼降了。我們都讀過李密的《陳情表》，李密本是蜀漢的本土派大臣，但是他給司馬炎寫的《陳情表》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四川集團在劉禪投降後，幾乎全部高官得做。所以不能怪譙周說降劉禪，只能說明這個政權該亡。

蜀漢滅亡的主因依次為：政治局勢惡化、軍事實力衰弱。

蜀漢政權在諸葛亮執政時期保持著高度集權，在今天我們認為集權不是一個好詞彙，但是在當時集權有益於政權的穩定性，對國家發展有著積極作用。

諸葛亮病逝後，劉禪委任蔣琬、費禕接管軍政大事，董允主管禁中事務，三人遵循諸葛亮遺法治國，亦沒有出什麼亂子。至於十餘年，公元246年，蔣琬、董允一併去逝，只留下費禕獨掌大局，蜀漢內政就是從這時開始惡化。

費禕為此開始提拔姜維、陳祗為副手，按說二人是有才能的，問題在於蜀漢內部意志逐漸分裂。在戰略上費禕並不主張大規模北伐，以發展經濟為主。姜維則主張全力北伐，謀求取得大戰果。

董允執掌禁中時期，宦官不得參政。陳祗接任後允許宦官黃皓參政，並與黃皓狼狽為奸掌控朝野，以此鞏固權力。諸葛亮執政集權，但是執法公平，軍民無怨。而陳祗、黃皓開始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使蜀漢政權逐漸偏離軍民，令人失望。

龐統有個兒子龐宏，為人剛正直率，因看不慣陳祗濫用職權，被外放為涪陵太守，一日行舟至鹿角沱烏江，覆舟溺水而死，葬於江邊。陳壽的師兄羅憲為人方亮嚴整，人稱子貢再世。因不肯奉承黃皓，被外放為巴東太守。

原本蜀漢就缺人才，諸葛亮在世的話一旦發現有才的人物，恨不得加以提拔，就連魏延、楊儀都得到重用。陳祗、黃皓全憑私怨任意排擠不滿之人。

至蜀漢滅亡前三年，吳臣薛珝入蜀返回，向吳主孫休彙報說蜀漢的朝廷已經聽不到真話，經過田野間看到百姓都面有菜色。按照孟子的說法，民有飢色是率獸而食人的行為，後人都把這種現象當作亡國之象，始作俑者的典故就源自那段話。

有人偏執認為這是薛珝以吳臣的角度去批判蜀漢，他的說法並不可信，可是薛珝的說法在史書上的佐證比比皆是。陳壽直接把原因寫出：“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

諸葛亮的孫子諸葛尚則說：“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諸葛瞻、諸葛尚父子對不能除掉黃皓也是心有悔恨。

當然，陳壽作為蜀臣，他不好直接批評劉禪，只有專罵黃皓。問題在於黃皓區區一個內侍官員，居然能剋制比自己官位還高的姜維、諸葛瞻、董厥，沒有劉禪的意思怎麼辦得到？劉禪以中常侍黃皓亂政的行為無非是走了漢桓帝、漢靈帝的老路。

蜀漢滅亡之痛，最大的責任就是劉禪本人。他前半生用諸葛亮輔政是正確的，後半生自亂其政也是咎由自取。

隨著內政紛亂，就意味著缺乏經濟去支援國家軍事行動，隨著姜維多次北伐，國政的支出逐漸難以維持。特別是256年，姜維於段谷戰敗，損兵折將，這一次激起蜀中百姓怨罵，焦周著《仇國論》反對北伐。而後姜維的老戰友張翼也反對北伐，再到諸葛瞻上臺後，廖化提醒姜維適可而止，認為用兵如果不收斂，必將自食惡果。

戰爭從來都是政治的延續，彼此間互相影響。政治局勢惡化影響前線戰事，戰役的敗落影響內部政治矛盾。在諸葛亮執政期間，對政治和軍事的把控有度，沒什麼人會極力提出反戰。可是在蜀漢後期，政治主張已經開始分裂，由此導致人心不齊。

即便是跟姜維一同北伐的張翼、廖化都已經處於反戰的態度，只是他們的反對權不足。與此同時，諸葛瞻、董厥就開始密謀罷免姜維兵權，扶持閻宇接任姜維，只是蜀漢還沒來得及操作就已經滅亡。

可以想象，假設曹魏當時沒有伐蜀，蜀漢內部以諸葛瞻、董厥等人為首的集團會對姜維進行奪權行動。當年孫吳丞相諸葛恪一場新城大敗後，就引發政變，致使諸葛恪一族滅亡。姜維究竟是和平交出兵權，還是一場血殺就不得而知了。

姜維曾向劉禪提議殺掉黃皓，劉禪沒有聽從，姜維的應對方法是帶著蜀漢幾萬主力部隊遠趕沓中屯田避難。如果不是這樣，姜維留在成都的危險很大，他都不能直接起兵逼宮。

但這一來又暴露了蜀漢國防漏洞，早前姜維改變了劉備拒敵於國門外的軍事佈防，把漢中周邊兵力收縮到漢、樂二城。在理論上蜀漢的兵力也能支援姜維新的國防策略，問題是姜維為了政治避難，把蜀漢數萬部隊帶往隴西沓中一帶，導致魏國伐時漢中兵力空虛，根本擋不住十萬大軍湧入漢中，兵鋒直抵陽平關。

因為政治和軍事的亂象，使得國防系統沒有起到作用。就好比裝了一道防盜門，但是賊來的時候，門是開著的，防盜門質量怎麼樣還有意義嗎？

諸葛瞻在死前曾說：“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

可以說蜀漢的滅亡，除了劉禪本人責任最大外，其次是黃皓亂政，再次是姜維無度北伐，最後是諸葛瞻不守不住江油。這些人的責任是由大到小牽動起來，並不都是單純的個人責任，是整個國家內部一系列連鎖效應。諸葛瞻的責任最小，是因為他主要只承擔才能不足的責任，內除黃皓，外製姜維，這本該是劉禪的責任。

軍閥割據加劇了蜀漢的敗落

蜀漢後期滅亡有個重要人物——姜維，姜維擁兵自重、不聽調遣等一些軍閥習氣在他的身上表現淋漓盡致。最終蜀漢滅亡姜維之手，結果自己也沒有落個好下場。

蜀漢政權的滅亡是很多原因構成的合力造成，既有西川面積狹小，人口不多，綜合國力不足的原因. 也有內耗嚴重的問題，還有姜維以 “新軍事變革” 為名，除此之外，蜀漢的敗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內部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的過程，實質上是大軍閥消滅小軍閥的過程，可蜀漢內部在劉備死後卻出現了老軍閥未滅，新軍閥又粉墨登場的另類局面。當然蜀漢集團中第一個大軍閥就是諸葛亮。因為諸葛亮常常以北伐為名，將軍權掌握自己手上。一個國家的軍隊被軍閥控制，軍隊就很難為國家服務了，所以就有“六出祁山”而不能取中原寸土的笑話。

後來，諸葛亮死了，但軍閥割據的局面並沒有結束。因為諸葛亮的衣缽被姜維完整地繼承了下來，真可謂 “薪火相傳” 。姜維掌權後一開始表現出繼承諸葛亮遺志的架式，有事沒事到到北部邊境轉一轉，達到控制軍權、樹立威望、拉擾人心的目的。到了後期，姜維則乾脆不聽朝廷調遣，割據一方。《三國志·蜀書·姜維傳》中記載： “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面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字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慎，不良還成都。” 這段話的意思是： 景耀五年，姜維戰敗，屯兵沓中。由於姜維連年征戰，沒有什麼戰果，宦官黃皓與將軍閻宇聯合起來，想甩閻宇換掉姜維。姜維知道後，害怕兵權被解除，就滯留外面，不回成都。

後人把姜維誇得聖人一般，但無論如何，姜維不聽中央調遣行為就是地地道道的軍閥割據，放在任何時代都是足夠上軍事法庭的。

在《三國志·蜀書·雷峻傳》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魏之伐蜀，招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 意思是說： 鍾會、鄧艾伐蜀時，劉禪召閻宇西進成都救援，閻宇了二幹人給憲，讓羅憲駐守永安城，自己率領大部隊奔赴成都。

結果姜維的理由是：仍以情況不明為由，拒絕回師勤王。

我們知道劍閣是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要塞，姜維是完全可以派一部分人馬在釗閣遲滯敵軍，率領另一部分人馬馳援成都的。憑著姜維部隊實力，粉碎鄧艾父子人數不多的小股部隊應該是綽綽有餘的。那樣的話，蜀漢當時的危局或許可以迎刃而解。

國家大廈將傾，軍閥們想的往往並不是力挽狂瀾，而是如何儲存實力，以便在投降的時候討價還價，這是軍閥的本性使然。國家滅亡了，如果姜維手中的部隊還在，做不了一方諸侯，那也還能富甲一方，但如果姜維的部隊拼光了，姜維則只能淪為階下囚。

儘管姜維的夢很美好，可是司馬氏是不允許國家內部有軍閥存在的。正所謂“機關算盡，反誤了唧唧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