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寫書跟現代人寫書，在取材上沒有太大區別。

一，仙幻題材，這類書籍在古代還是比較多的，像封神榜，八仙過海，但這類作品大都是基於民間傳說故事，經過作品整理加工之後，形成一整個故事體系。但也有像《聊齋志異》這樣的短篇小說集，但同樣是根據作者蒐集的傳說進行改編的。

二，文集，詩集。這類作品通常是屬於作者的業餘愛好，在晚年時或致仕時找人編修的，明清時期印刷術發達，紙張普及，很多人達官貴人和鄉紳都會留下這樣的作品。

三，戲劇雜劇，主要還是集中在元代，像《竇娥冤》《西廂記》，也都是根據口口相傳的故事進行的改編。

五，憂國憂民型別，這類大約在清末更多一些，像《今古學考》，後被康有為剽竊為《新學偽經考》而傳世

過去文人的操守相對較好，根據傳說來改編的比較多，但自己瞎編的，沒有素材和一定的文學修養，即使是個妄人，瞎編恐怕也比較難吧

有傳說，更有瞎編，傳說和瞎編都是基於某種需要，但是即使是瞎編，也不可能“任思緒之飛揚，信筆由之”的信馬由韁。一定也是在某種思想指導下的有預謀、有計劃、有目的的瞎編。

史書本該是實錄性的，必須實事求是實錄事實，或“還原”事實，“矯枉過正”。之所以新增引號，是因為還原和矯枉過正，一是出於事實需要，二是基於現實需要。基於尊重事實的還原，大多是無關乎統治利益的歷史事件，比如上古時期的歷史遺蹟典故基；於現實統治需要的大多數事關統治階層的正統地位和皇權神受的思想宣傳，這部分多為“官史”的史官來“瞎編”，這些人就相當於帝王的歷史發言人，輕說重說、正說反說，都得圍繞帝王的要求說，說偏了，削官為民是小事，嚴重的可能會殺頭株連家人。

為帝王唱讚歌的瞎編，可信度極低，許多歷史真相被掩蓋了、篡改了，真正還原歷史真面目的，還要等到改朝換代以後。及辦事改朝換代，也不一定真的還原了歷史，因為皇權政治時代，包括歷史在內的一切，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各朝代都有自己的需要，大多數混沌了歷史，把本來很清晰的歷史攪和的混沌不清，比如武王伐紂事件，勝利了，就是伐紂，就要重寫歷史；失敗了就是造反，那歷史上就不可能有孔子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了。

堯帝之前的帝位，都是父子兄弟相傳，到了堯帝時期，他沒有傳位給兒子丹朱，而是“禪讓”給了虞舜。舜帝開了禪讓的先河，接著就是舜帝“禪讓”給大禹，禪讓，是現實的需要，誰都不想落個僭越的惡名，當刀架在脖子上時，讓也得讓，不讓也得讓。這樣的故事不斷刷新歷史、充實歷史，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求雙方息事寧人，相安無事，不然下場會很慘。

古代社會，相比於春醉的官史，還有一些不“純粹”的清流一派和個人撰史。以司馬遷為例，司馬遷作為官史世家，是管事情留的代表。他20歲之前，遵其父司馬談之命，要不辱司馬家族史家之風，遍讀過往，稽核人物，執掌典故，三皇五帝瞭然於心，五湖四瀆明若眼前。20歲後。又遵父命，遊歷天下，遍訪古蹟，搜尋文物，問尋野老，即便是傳聞野史，也要尋根究源，還原面目，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和恆心，終於寫出皇皇鉅著《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魯迅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史上一絕，除了歸功於司馬遷的生花妙筆，主要是他的嚴謹治學精神，秉筆直書態度，以致“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 （班固語） 。

歷史上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絕非司馬氏一人。

春秋時，齊莊公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怒殺莊公，立莊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崔杼自封為相，專橫跋扈。他怕史官實錄其弒君之罪，便將太史官找來，問他如何記載此事，齊太史提筆寫道"崔杼弒其君！"崔杼怒，殺之

當時的史官都是世襲的，崔杼遂召來太史的二弟，結果二弟重複哥哥的做法，也被殺。接著召來三弟，三弟同樣寫下"崔杼弒其君！"，並說，我不寫，會有人寫。崔杼無奈，遂放人。

歷史上，像司馬遷、齊太史這樣的史官不少，這些才是真正的沒有瞎編的史官。但在滔滔歷史洪流中，依然不算主流，只是皇權文化的悲哀。

詩言志，文學類作品雖屬個人作品，抒情言志也不是沒有限制，也就是說，文藝作品的瞎編也要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要求，至少不能違反它。

以小說為例，官場是禁區，因此多以言情、武俠、傳奇、志怪、規勸等內容為主，但此類小說，多借一些例項為由頭引發出來，寫得如同真相，以便引人注目，從中國遠古的神話傳說到當代各類小說，無不如是。

以南朝宋代的臨川王劉義慶編寫的《世說新語》為例，書中內容雖涉及“政事”，但此種涉及，並不出孔儒說教，且以談玄論道為宗，論及修身養生、做人處事的道理，而探尋論道也不是劉義慶首創，在魏晉時期，玄學乃社會風氣，談老莊，論佛事是當時一大風向，也是那個時期士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狀況。

劉義慶之所以編寫《世說新語》，是迫於宋文帝劉義隆的濫殺功臣、疑心宗族，為避禍而乞求外鎮，為了全身遠禍，於是招聚文學之士，專情雜錄文藝，編輯了《世說新語》這樣一部清談之書。

該書不敢造次，只能隨世風而輯文人名士言行，極精極簡，精簡至片言數語就是一個故事，唯恐被疑為諷喻。書中所載人物均有據可查，但所記言論或故事則並非出於史實，不少源於傳聞，以表心志。而這些用來“表心志”的簡短文字，透露出來的無非就是維護統治者利益，忠誠不二的良苦用心。因為他的地位、背景以及影響，極易讓世人產生不利聯想。

最有特色的創作非蒲松齡莫屬。蒲松齡幼年時先後參加縣、府、道三級考試全市第一名，此後屢試不第，直至71歲時才因為年齡照顧而成歲貢生。為了生計，他除了為鄉黨寶應縣知縣孫蕙做幕賓數年之外，主要是在家鄉做塾師，他的人生際遇，不平、憤懣與一世才華交織發酵，促使他編寫一部個人思想史，但又不能不有所忌諱，於是把廣泛蒐集來的民間傳說和野史軼聞，另起爐灶，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會化，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傾向和理想生活，成就了他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成就最高的作品集——《聊齋志異》。與其說他“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倒不如說他“親鬼親妖獨不親政，避災避禍偏不避神”。

總起來看，古人寫書，無論是最真實的史書，還是荒誕不經的野史傳聞、小說戲曲，因避諱“上之所諱”，多少有些語焉不詳，含混不清，為了故事的圓滿，不得不增刪、串連、潤色，這種渾濁不清，需要一段沉澱的過程，就像一條蜿蜒的河流，開始時泥沙俱下，總有些渾濁，流淌一段時間以後才會慢慢澄清下來。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極為嚴肅。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每件事，或取材於此先史籍,或得來於實地調查,或來自於官方典籍，取材廣泛而史證翔實可靠,很少有錯誤。

《史記》的史源如下：

1、朝廷館藏的各種文獻檔案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裡說史記由“石室金匱”著成。（即古代國家收藏重要文獻的地方） 。

從《三王世家》所引臣奏上疏、皇誥制曰等策文,從《淮南衡山列傳》所錄劾奏,從《傅靳蒯成列傳》所列戰將軍功,以及《扁鵲倉公列傳》中的詔書奏答等文獻的運用,都可以看出,非據官方檔案是寫不成《史記》。

2、民間流傳和私家收藏的各種古籍

在先秦時代，中國官方、私人都有大量藏書，這為《史記》創作提供了大量材料。

據有人專門統計,《史記》引證並指明名稱的書籍就有80多種,如先秦的經典《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楚漢春秋》等。

更可貴的是，司馬遷用史家嚴格的目光審視材料，給以客觀的鑑別和考證,去蕪存精。比如在先秦諸子雜記中,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堯禪讓帝位給高士“許由”的記載。但許由不僅隱居不受,而且“惡聞其聲,是故洗耳”的軼事。司馬遷看了，認為此事不見經傳，所以史記中沒有《許由》傳。

3、實地考察的見聞。

司馬遷早有繼承父業的大志。在他二十歲的時候,為寫出更紮實的著作，就曾暫停過閉門讀史，而到全國各地去遊歷,實地察訪祖國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蹟。

司馬遷從京師長安出發,經南陽到湖北、湖南,又訪江淮、遊齊魯、走中原等,遍踏神州。

他尋訪楚國詩人屈原,憑弔時為之悲傷流涕。在長沙,追懷賈誼,寫下了《屈原賈生列傳》。在浙江，他去越王勾踐、名臣范蠡、伍子胥等人活動舊地查訪,所得遺聞寫進了《越王勾踐世家》和《吳太伯世家》等史章。

在湖南,他瞻仰舜葬舊地九嶷山。在江西廬山,考察“禹疏九江”之地。在江浙,他遊覽會稽,憑弔“禹穴”舊跡。這些活動,為寫《五帝本紀》、《夏本紀》等作了充分準備。

在他入仕之後,又多次扈從漢武帝出遊巡視,祭祀和封禪,他也曾奉使西征南略。在將近二十年裡,他幾乎走遍整個中國,實地尋訪了秦漢之際的所有故地勝蹟,熟悉了各地民俗、民情、經濟和遺聞軼。

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史記》正是有了司馬遷的實地考察，才珍惜可貴，魅力無窮。

4、司馬遷父子兩代蒐集積蓄的材料

史記的成書離不開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的資料蒐集。中國史官制度、史官家庭源遠流長，如《左傳》中，就有“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這樣為捍衛史書真實性，而獻出生命的史官群體抽象。

司馬談臨死時曾對兒子說:“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這代表了司馬談繼承祖先，傳承歷史的可貴精神。他為《史記》資料的蒐羅記錄肯定做了不小貢獻；後來再經過司馬遷的幾十年努力，最終寫成《史記》。

也要看什麼型別的書吧。技術類的書都是根據收集的民間經驗以及古人自己的研究。志怪小說多是收集民間傳說。專業性書籍比如醫術大多是大夫自己的經驗和前人經驗的總結，還是實事求是的。戲曲話本之類的多是根據民間人事改編的。真正胡編亂造的書很難傳世。

和現在人寫書是一個道理呀，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其他的。

若是需要參考資料就要去參考資料

若是開啟腦洞就大開腦洞

若是記錄，就要去花時間去追蹤

古人寫書有寫實也有瞎編的，所以一般神話小說類都是瞎編的，像史記可能半信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