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沒有引起後世史家關注，許多史書上提都不提，遠不如清談玄言那樣引來議論紛紛。看來既非特點，又無成效，與天下治亂幾乎無關。這是倡導者始料不及的。
魯迅指出：“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這是一針見血之論。“以孝治天下”這一思想政策的基礎便是虛偽的，其無助於治國，固宜。
但決不是在當時毫無影響。我們有一條傳統的老規矩：大家明知是演戲，當不得真的，卻必須一本正經地演下去。翻開兩晉史籍，可知當時這齣戲談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氣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晉書•孝友傳》載孝子１４人，不算多；而列傳所載，稱“性至孝”“居喪以孝聞”者，筆者略計有５５人，超過《孝友傳》三倍。後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晉武帝的元老重臣。膾炙人口的李密《陳情表》，更以其純孝至情感動了後代無數讀書人。以“酌貪泉而覺爽”著名的吳隱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後喪期間只吃點鹹菜下飯，鹹菜的味道吃起來特美（那是當然的）；他就連鹹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隻眼，是他大孝的光榮標誌，《晉書》本傳：“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文學家庾闡守孝更艱苦：他母親和哥哥在項城，石勒破城時都遇難而死，“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這麼多年不梳頭不洗髮，真夠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導的道德規範，不孝當然成了嚴重的罪行。《世說•賞譽》注引陳留董仲道日；“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可見晉時不孝之罪甚於謀反，可謂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個人，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扣他一頂“不孝”的大帽子。魏時孔融、嵇康被殺，表面的罪狀都是“不孝”。晉明帝司馬紹為太子時，王敦看此人頗有才能，繼位後會礙自己的手腳，“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後來謊言被溫嶠當眾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敵人，必揭發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與杜的部將王貢對陣，陶向他喊話：“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吵起架來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發不孝。河南尹庾純與司空賈充在宴會上爭吵起來，賈罵庾：“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庾反罵：“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父老不歸供養”屬於不孝，因為按周禮規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此即“三王養老之制”。
孝的道德約束力量達到了如此強度，連以破壞禮法、放誕不羈著稱的名士胡母輔之、謝鯤等人，可以散發裸裎，可以調戲婦女，但沒有一個負“不孝”之累。
綜上可見，“以孝治天下”確實造成了一定的氣候。
為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兩晉統治者有不少動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皇帝還親自講《孝經》，《穆帝紀》：“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孝武帝紀》：“寧康三年九月，帝講《孝經》。”《車胤傳》：“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可見這個活動相當隆重。
朝廷議禮，特別是喪禮，更為頻繁，《晉書禮志》有集中的記載，散見於諸傳者亦多。因喪禮與孝道直接相關，故十分重視。“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張輔傳）有的問題處理過嚴，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馬睿為丞相時，“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頻等三十餘人同會。”這個宴會遲一天舉辦就沒事了，現在提早一天，論起來還在婦服期內，就違反了禮制。以“刻碎”著稱的丞相司直劉隗，居然提出彈劾；丞相作出處理：梁龕免官、削爵；參加“非禮”宴會的周頡等三十餘人都奪俸一月（《劉隗傳》）。
相當有力的一項措施是中正把關，即所謂“鄉邑清議”。士人入仕必先經中正評品，如果有不孝的汙點，中正這一關就通不過。《世說•任誕》注：“（阮）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況下吃了一點肉羹，因在父喪期內，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敘用。《三國志》作者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閻纘是位忠直之士，少時父親去世，繼母誣陷他盜竊了父親遺留的金寶，告到官府，遂“被清議十餘年”。此類事例還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關，可以說是晉朝貫徹以孝治天下的組織措施。
然而司馬氏辦事仍難免棘手，因為碰上了孝與忠的矛盾。
魏晉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後卻很需要臣民對自己的忠誠。羞於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與忠的一致：“求忠臣必於孝子”，“資於事父以事君”。武帝時劉斌論曰：“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晉書•庾純傳》）。
談起來可以一致，行起來卻難以兩全。周處慨嘆；“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
溫嶠就是讓皇帝難以處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淪陷，司馬睿鎮江左。劉琨在河朔擁戴司馬睿稱帝，派溫嶠奉表勸進，出使江南。這對元帝是大忠。而溫嶠的老母拽住兒子不讓走，溫嶠只好掙斷衣袖毅然離去。這就違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堅決把關，“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而溫嶠效忠朝廷，屢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麼辦呢？皇帝只好“特殊情況特殊處理”：“每爵，皆發詔”（《世說•尤悔篇》）。
溫嶠是忠而不孝；有個沈勁，則是孝而不忠。沈勁之父沈充是王敦黨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吳儒抓住殺掉的，吳儒應是忠臣。沈勁卻要做孝子，為父報仇，“竟滅吳氏”。沈勁為叛臣而殺忠臣，理應是叛臣，卻因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為重，不忠無損大節，於是我們驚訝地看到：《孝友傳》中的劉殷、王延，都背晉事敵，做了劉聰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門之士清河崔悅、穎川苟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范陽盧諶，“俱顯於石氏”，做了後趙的官。劉暾是西晉名臣劉毅之子，官司隸校尉，“正直有父風”；而當劉淵部將王彌攻陷洛陽，他立即為王彌效勞。更荒唐的是王育、韋忠、劉敏元都背晉投敵，卻因忠於頂頭上司或救助鄉親的義氣，而仍在《忠義傳》中立傳。“板蕩識忠臣”，晉朝“板蕩”可謂極矣，而背思忘義之徒不可勝數。司馬氏輕忠而重孝，難免自食苦果。
又何況司馬氏倡孝道又是那麼虛偽！看看皇室的所作所為，他們做出了孝的榜樣嗎？否！他們做了不孝的壞榜樣。八王之亂中互相殘殺，是兄弟相殺，叔侄相殺，祖孫相殺。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們犯的是萬惡不赦的罪行。懷帝司馬熾被俘後，劉聰當面問他；“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司馬熾只好回答：“為陛下自相驅除”。對於以孝治天下的司馬氏，這真是錐心的諷刺。
倡孝的虛偽性還表現在欺軟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簡父喪中食肉，廢頓近三十年。阮簡是阮籍的侄孫。當年阮籍居母喪時在司馬昭座上公開飲酒食肉，司隸校尉何曾對司馬昭說：“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司馬昭卻說：“此子贏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晉書•何曾傳》）阮簡沒了保護傘，只得捱整了。
居喪是不能作樂的。明帝剛死，國喪未期，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鍾雅的彈劾。而到謝安執政，“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為什麼無人彈劾？因為謝安已登臺輔，位尊權大，沒人敢碰了。
上文說過《晉書》列傳中有孝子５５人，其中恐亦有假。《晉書•孝友傳》序雲：“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這話顯示，修撰《晉書》的初唐史家，覺得晉代孝悌名流不夠多。相比之下，《南齊書•孝義傳》１６人，《梁書•孝行傳》１６人，晉朝百年，１４人確實少了點兒。當然，體例有關，不能說《孝友傳》外無孝子；但傳外諸傳中５５人以孝聞，必有諛詞。特別是地位顯赫而又僅僅“居喪以孝聞”的諸公。如高密王司馬泰、新野王司馬歆、賈充、陸曄等，實際上恐難稱孝子，頂多說得過去而已。朝廷重孝，寫上這麼一筆，顯得好看。沈約《宋書•孝義傳》贊雲：“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採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這是隔代史家較客觀的評論，可見晉代孝子不多，才是實情。
那麼，“中正把關”又當如何評斷呢？
說中正不把關，不符合事實；只是怎樣把關，頗有奧妙。透露這奧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馬昭掛著相國頭銜做皇帝時，他的世子司馬炎需要辦一下鄉邑評品的手續。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傷腦筋。給司馬炎評幾品，無須討論；煩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評司馬炎一個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個可以跟他並肩同等的人，又有誰敢當得起？結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計議，推舉鄭默出來“陪品”。司馬昭還特地致書鄭默之父鄭袤，說：“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鄭默傳》）這話說得真有技巧，應收入權術教科書。
此後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劉毅上書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況今九品，所疏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可見其時的中正，已經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簡之例，可見一斑。
千載之後，趙翼在《甘二史札記》中論九品中正，有“法立弊生”之語。原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標準，多嚴的要求，只要權勢一介入，無不透過。而到了這種地步，這個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戲終歸是演戲。晉朝以孝治天下這齣戲，當時縱有一定影響，卻終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運，歷史的命運，從來不是演戲可以左右的。
魏晉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沒有引起後世史家關注，許多史書上提都不提，遠不如清談玄言那樣引來議論紛紛。看來既非特點，又無成效，與天下治亂幾乎無關。這是倡導者始料不及的。
魯迅指出：“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這是一針見血之論。“以孝治天下”這一思想政策的基礎便是虛偽的，其無助於治國，固宜。
但決不是在當時毫無影響。我們有一條傳統的老規矩：大家明知是演戲，當不得真的，卻必須一本正經地演下去。翻開兩晉史籍，可知當時這齣戲談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氣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晉書•孝友傳》載孝子１４人，不算多；而列傳所載，稱“性至孝”“居喪以孝聞”者，筆者略計有５５人，超過《孝友傳》三倍。後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晉武帝的元老重臣。膾炙人口的李密《陳情表》，更以其純孝至情感動了後代無數讀書人。以“酌貪泉而覺爽”著名的吳隱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後喪期間只吃點鹹菜下飯，鹹菜的味道吃起來特美（那是當然的）；他就連鹹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隻眼，是他大孝的光榮標誌，《晉書》本傳：“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文學家庾闡守孝更艱苦：他母親和哥哥在項城，石勒破城時都遇難而死，“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這麼多年不梳頭不洗髮，真夠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導的道德規範，不孝當然成了嚴重的罪行。《世說•賞譽》注引陳留董仲道日；“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可見晉時不孝之罪甚於謀反，可謂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個人，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扣他一頂“不孝”的大帽子。魏時孔融、嵇康被殺，表面的罪狀都是“不孝”。晉明帝司馬紹為太子時，王敦看此人頗有才能，繼位後會礙自己的手腳，“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後來謊言被溫嶠當眾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敵人，必揭發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與杜的部將王貢對陣，陶向他喊話：“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吵起架來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發不孝。河南尹庾純與司空賈充在宴會上爭吵起來，賈罵庾：“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庾反罵：“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父老不歸供養”屬於不孝，因為按周禮規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此即“三王養老之制”。
孝的道德約束力量達到了如此強度，連以破壞禮法、放誕不羈著稱的名士胡母輔之、謝鯤等人，可以散發裸裎，可以調戲婦女，但沒有一個負“不孝”之累。
綜上可見，“以孝治天下”確實造成了一定的氣候。
為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兩晉統治者有不少動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皇帝還親自講《孝經》，《穆帝紀》：“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孝武帝紀》：“寧康三年九月，帝講《孝經》。”《車胤傳》：“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可見這個活動相當隆重。
朝廷議禮，特別是喪禮，更為頻繁，《晉書禮志》有集中的記載，散見於諸傳者亦多。因喪禮與孝道直接相關，故十分重視。“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張輔傳）有的問題處理過嚴，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馬睿為丞相時，“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頻等三十餘人同會。”這個宴會遲一天舉辦就沒事了，現在提早一天，論起來還在婦服期內，就違反了禮制。以“刻碎”著稱的丞相司直劉隗，居然提出彈劾；丞相作出處理：梁龕免官、削爵；參加“非禮”宴會的周頡等三十餘人都奪俸一月（《劉隗傳》）。
相當有力的一項措施是中正把關，即所謂“鄉邑清議”。士人入仕必先經中正評品，如果有不孝的汙點，中正這一關就通不過。《世說•任誕》注：“（阮）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況下吃了一點肉羹，因在父喪期內，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敘用。《三國志》作者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閻纘是位忠直之士，少時父親去世，繼母誣陷他盜竊了父親遺留的金寶，告到官府，遂“被清議十餘年”。此類事例還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關，可以說是晉朝貫徹以孝治天下的組織措施。
然而司馬氏辦事仍難免棘手，因為碰上了孝與忠的矛盾。
魏晉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後卻很需要臣民對自己的忠誠。羞於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與忠的一致：“求忠臣必於孝子”，“資於事父以事君”。武帝時劉斌論曰：“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晉書•庾純傳》）。
談起來可以一致，行起來卻難以兩全。周處慨嘆；“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
溫嶠就是讓皇帝難以處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淪陷，司馬睿鎮江左。劉琨在河朔擁戴司馬睿稱帝，派溫嶠奉表勸進，出使江南。這對元帝是大忠。而溫嶠的老母拽住兒子不讓走，溫嶠只好掙斷衣袖毅然離去。這就違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堅決把關，“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而溫嶠效忠朝廷，屢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麼辦呢？皇帝只好“特殊情況特殊處理”：“每爵，皆發詔”（《世說•尤悔篇》）。
溫嶠是忠而不孝；有個沈勁，則是孝而不忠。沈勁之父沈充是王敦黨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吳儒抓住殺掉的，吳儒應是忠臣。沈勁卻要做孝子，為父報仇，“竟滅吳氏”。沈勁為叛臣而殺忠臣，理應是叛臣，卻因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為重，不忠無損大節，於是我們驚訝地看到：《孝友傳》中的劉殷、王延，都背晉事敵，做了劉聰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門之士清河崔悅、穎川苟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范陽盧諶，“俱顯於石氏”，做了後趙的官。劉暾是西晉名臣劉毅之子，官司隸校尉，“正直有父風”；而當劉淵部將王彌攻陷洛陽，他立即為王彌效勞。更荒唐的是王育、韋忠、劉敏元都背晉投敵，卻因忠於頂頭上司或救助鄉親的義氣，而仍在《忠義傳》中立傳。“板蕩識忠臣”，晉朝“板蕩”可謂極矣，而背思忘義之徒不可勝數。司馬氏輕忠而重孝，難免自食苦果。
又何況司馬氏倡孝道又是那麼虛偽！看看皇室的所作所為，他們做出了孝的榜樣嗎？否！他們做了不孝的壞榜樣。八王之亂中互相殘殺，是兄弟相殺，叔侄相殺，祖孫相殺。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們犯的是萬惡不赦的罪行。懷帝司馬熾被俘後，劉聰當面問他；“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司馬熾只好回答：“為陛下自相驅除”。對於以孝治天下的司馬氏，這真是錐心的諷刺。
倡孝的虛偽性還表現在欺軟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簡父喪中食肉，廢頓近三十年。阮簡是阮籍的侄孫。當年阮籍居母喪時在司馬昭座上公開飲酒食肉，司隸校尉何曾對司馬昭說：“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司馬昭卻說：“此子贏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晉書•何曾傳》）阮簡沒了保護傘，只得捱整了。
居喪是不能作樂的。明帝剛死，國喪未期，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鍾雅的彈劾。而到謝安執政，“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為什麼無人彈劾？因為謝安已登臺輔，位尊權大，沒人敢碰了。
上文說過《晉書》列傳中有孝子５５人，其中恐亦有假。《晉書•孝友傳》序雲：“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這話顯示，修撰《晉書》的初唐史家，覺得晉代孝悌名流不夠多。相比之下，《南齊書•孝義傳》１６人，《梁書•孝行傳》１６人，晉朝百年，１４人確實少了點兒。當然，體例有關，不能說《孝友傳》外無孝子；但傳外諸傳中５５人以孝聞，必有諛詞。特別是地位顯赫而又僅僅“居喪以孝聞”的諸公。如高密王司馬泰、新野王司馬歆、賈充、陸曄等，實際上恐難稱孝子，頂多說得過去而已。朝廷重孝，寫上這麼一筆，顯得好看。沈約《宋書•孝義傳》贊雲：“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採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這是隔代史家較客觀的評論，可見晉代孝子不多，才是實情。
那麼，“中正把關”又當如何評斷呢？
說中正不把關，不符合事實；只是怎樣把關，頗有奧妙。透露這奧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馬昭掛著相國頭銜做皇帝時，他的世子司馬炎需要辦一下鄉邑評品的手續。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傷腦筋。給司馬炎評幾品，無須討論；煩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評司馬炎一個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個可以跟他並肩同等的人，又有誰敢當得起？結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計議，推舉鄭默出來“陪品”。司馬昭還特地致書鄭默之父鄭袤，說：“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鄭默傳》）這話說得真有技巧，應收入權術教科書。
此後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劉毅上書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況今九品，所疏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可見其時的中正，已經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簡之例，可見一斑。
千載之後，趙翼在《甘二史札記》中論九品中正，有“法立弊生”之語。原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標準，多嚴的要求，只要權勢一介入，無不透過。而到了這種地步，這個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戲終歸是演戲。晉朝以孝治天下這齣戲，當時縱有一定影響，卻終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運，歷史的命運，從來不是演戲可以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