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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首先回答題主的問題——張議潮在沙州(敦煌)發動起義,組建沙州歸義軍前,整個河西走廊都在吐蕃王朝的統治之下。

    歸義軍是河西走廊地區,一支主要由漢族組成的沙州(敦煌)地方政權武裝。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由張議潮建立,其政權歷經唐、五代十國、宋,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亡於西夏李元昊之手,總計185年。

    幾乎所有人,提到歸義軍的第一反應都會想到張議潮。

    但其實,歸義大旗飄揚時,張議潮年過五旬,他真正主持歸義軍的時間並不長。

    其後,歸義軍還有張淮深、張淮鼎、索勳、張承奉、曹議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祿、曹宗壽、曹賢順12位領袖。

    縱觀歸義軍的歷史,可以粗略的分成三個階段:“張議潮時期”、“張氏歸義時期”、“曹氏歸義時期”。

    從今天開始,我們將縱貫歸義軍188年的紛爭歲月。讓這些湮沒於歷史塵煙中的名字,再度鮮活起來,體會他們的掙扎榮耀與悲歡離合。

    一、河隴唐軍的崩盤

    唐朝與吐蕃的國家戰爭綿延長達100多年,見諸史端的大戰180餘次。

    在此期間,戰爭的主動權曾在唐蕃間多次易手。

    從唐太宗時期,雙方圍繞松州和吐谷渾形成相持;到高宗武后時期,吐蕃併吞吐谷渾開始佔據上風;再到玄宗天寶年間,以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一干良將不斷拓展疆域,重奪戰爭主導權。

    但安史之亂的爆發,打斷了唐朝的脊樑。

    隨著,大量邊兵入關平叛,吐蕃趁河隴空虛之機,開始逐次向東拓展,並在此後數十年間,保持了國戰的絕對優勢地位。

    對隴右的掠佔始於河西

    肅宗上元二年(761年)吐蕃相繼攻陷了廓州(青海貴德)、都州(青海西寧)、疊州(甘肅臨潭)、宕州(甘肅宕昌)、武州(階州,甘肅武都)和岷州(甘肅崛縣)。

    而後,公元762年(唐代宗,寶應元年),又佔領了渭州(甘肅隴西)、秦州(甘肅天水)、成州(甘肅成縣)。

    次年,復佔臨州(甘肅臨洮)、蘭州、河州(甘肅臨夏)。

    鯨吞隴右後,吐蕃回過頭來,開始對河西走廊用兵。

    公元764—776年,三年間,先後佔領了涼州(甘肅武威)、甘州(甘肅張掖)、肅州(甘肅酒泉)、瓜州(瓜州縣)。

    最後,於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佔領了沙州(敦煌)。

    至此,整個河隴均在吐蕃控制之下,“路阻蕭關雁信稀”,中原與西域的通訊,徹底斷絕,存亡不知。

    對於沙州淪陷的具體時間,史學界還存在爭論。

    但在吐蕃進攻期間,生活在河隴的唐朝軍民,進行了長期的抗爭是確定無疑的。

    《新唐書·吐蕃傳》記載:“·……(閻朝)自領(沙)州事,城守者八年,糧秣斷絕。(閻)朝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眾。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

    沙州軍民在絕境中,困守孤城長達十一年之久,在爭得不將沙州民眾徙往他處的條件,才投降吐蕃。

    從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河隴軍民抗拒吐蕃的決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吐蕃在攻掠河隴之事上,主要是採取了圍而不攻的政策。

    二、吐蕃對河西豪門的優待

    吐蕃佔據河隴後,除了以遷移他族,稀釋唐民的政策之外,還採取了拉攏河西唐人大族的政策。

    河西的唐人世家中,張、陰、索、李等大族,都有主要成員在吐蕃政權中為官。

    其中,河西陰家的經歷便頗有代表性。

    陰家自隋朝以來,便活躍在沙州地區,至唐朝武周時期,已官至北庭副大都護之職。

    吐蕃佔領沙州後,很快便任命陰家成員為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並免除了陰家的“十一稅”。

    陰家因此成了沙州大族中的翹楚,擁有良田萬畝,杏桑萬株,同時還擁有四座莊園和無數的牲畜。

    但家族繁盛的背後,漢奸之名卻時時刻刻壓在心頭。

    為了減輕心中的負罪感,陰氏家族斥巨資在莫高窟鑿石禮佛,形成了著名的敦煌第231窟。

    敦煌231窟壁畫

    與此相似的,還有河西的著名僧人——洪辯法師。

    洪辯法師俗家姓吳,出生於河西官宦之家,其母南陽張氏,也是沙州的豪族之一。

    吐蕃佔據沙州後,其父母兩族均與吐蕃合作。洪辯法師無力阻止,便遁入空門,一心侍佛,以求內心安寧。

    因其在宗教界的巨大影響,洪辯法師也被吐蕃河西政權盯上,無奈之下被迫接受了,吐蕃任命的“釋門都法律兼副教授”之職。

    他也發願在莫高窟修建洞窟為家族赦罪,這便是儲存至今的敦煌第365窟。

    其後,張議潮率軍歸義,洪辯法師脫蕃歸唐。

    為張議潮的起義奔走聯絡,唐宣宗感其功勞封其為教主之職。在任職唐朝教主的任上,他又開鑿了大佛堂一所,這便是敦煌第16窟。

    在16窟內,他又開鑿了一個小石窟,作為自己參禪打坐的地方。十一世紀初,沙州僧眾將大量的佛經、法器、文書移入窟內,並將其封閉以待日後返回開啟,結果這一封便是九百餘年,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道士王圓籙發現,這便是震驚世界的敦煌藏經洞遺書。

    吐蕃拉攏大族的政策,確實起到了效果,使其在河隴地區的統治得以順利展開。

    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讓河西大族保持了影響力,一旦吐蕃統治不穩,大族串聯起來的破壞力,也足以撼動其政權。

    敦煌16窟和藏經洞

    三、河西唐民的悲愴

    河西世家大族在與吐蕃的合作中獲益匪淺,那河西的普通唐民又生活的如何呢?

    唐代史學家沈既濟,曾有文提及“自輪海以東,神鳥、敦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卦、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四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裨,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思如此”。

    這就是河隴唐朝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他們生為奴婢,日夜耕織,每到年節便向東向故國,捶胸嚎啕。

    吐蕃王朝是一個封建與奴隸制的混合型尚社會,農奴作為最底層的勞動力,在遍佈吐蕃各地的農莊中需求量巨大。

    因此,吐蕃軍隊在進攻唐朝的過程中,一方面掠奪各種物資,以戰養戰。

    另一方面,劫掠人口充為奴隸,也是吐蕃邊將發財致富的重要手段。

    《舊唐書·吐蕃傳》記載:貞元六年(公元790年)八月,吐蕃軍隊在吳山(陝西寶雞西北)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和焚掠後,將被俘的漢族老弱婦孺,或挖眼,或砍掉手足,棄之道旁,而將精壯的一萬多人全部帶走,準備將這些人分給吐蕃屬部羌、渾等部落為奴。在到達安化峽時,允許他們面朝東,哭辭故國,哭而投深谷自殺者有千餘人。為防止奴隸逃走,甚至“令穴肩骨,貫以皮索”。

    對河隴的普通民眾來說,其生活境遇比被掠為奴,也好不了多少。

    河隴的吐蕃官吏,在拉攏大族穩固了統治後,便開始借清點田畝數量的機會,上下其手,大量侵吞良田、果園和牧場,並直接將土地上的唐民變為奴戶。

    據《敦煌古藏文文選》記載,他們將掠奪來的田園,獻給吐蕃大臣論拉熱多贊,他又委任朗氏做為田園的地主,並動用軍隊由朗氏管理,建立奴戶,設定木柵欄。仗量土地,依吐蕃計算田畝單位的“興託”統計田畝數量,吐蕃奴隸主還派稅務官“差本”收稅。

    沙州吐蕃官吏,還奪取民間果園,以至於此風過盛,無數唐民為之家破人亡。

    最後,遠在拉薩的吐蕃贊普都不得不下令:“令今後不得索取民之果園予以擾害”——《白史》。

    以上兩條記載可以看出,對於這塊新佔領的土地,吐蕃貴族們進行了充分的利益瓜分。

    但這種利益瓜分,卻是以唐民的破產為奴為代價的。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就曾記錄“自宰相駐蘭州,豬年春令二漢部官員,前此吐蕃松木當尚論牙牙以娶沙州女子為妻之名,實則役使之為奴隸。”

    吐蕃人服飾壁畫

    四、唐朝遺民的抗爭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吐蕃剛佔領沙洲不久,兩個社會最底層的百姓便站出來,反抗吐蕃的暴政。

    敦煌文獻記載,因不堪忍受官吏的剝削和驛將王令詮刻削驛戶。生活無著的驛戶汜國忠、張清,於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夏,率眾暴動。

    這感覺和李自成的起義原因很類似!

    看來歷朝歷代莫不如此,動啥也別動老百姓的飯碗,真會有人跟你拼命的。

    暴動初期聲勢浩大,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民眾奪取了戰馬鎧甲,迫使吐蕃貴族縱火燒屋,“伏劍自栽,投入火中,化為灰燼。”

    短短三夜間,起義民眾擊穿了,酒泉到敦煌間的重重關卡,使得“東道烽煙,煙塵莫知”,“蕃官慢防,不虞禍至,人力散亂,難於力爭。”

    最後,義軍夜襲沙州,突破城防,殺吐蕃官將多人,守將“節兒”(官職名稱)自焚而死,吐蕃僧官四散逃匿。

    但百姓自發的暴動,在沒有士紳階層參與的情況下,通常都不能持續太久,尤其是在沙州這種孤地。

    之前已經說過,吐蕃河西的統治者十分聰明。他們緊緊拉住河西大族,使其成為吐蕃統治者的利益共同體。

    在河西大族的配合下,吐蕃軍隊很快便撲滅了暴動的火焰。

    河西百姓的暴動被鎮壓下去了,但唐朝遺民卻依舊心懷大唐。

    在唐穆宗長慶年間,劉元鼎去吐蕃會盟,“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

    這種“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的景象,在晚唐時期眾多詩歌作品中多有體現。

    生活在吐蕃統治之下的唐族遺民,面對吐蕃強力推行藏文、藏服的情況,只能將唐服偷偷藏好,新年祭祖和埋葬故人之時,才敢偷偷穿上,面對東方嚎啕哭拜,表示不忘唐族身份。

    河西唐族遺民苦苦盼望,但唐庭卻始終無力收復失地。

    隨著時間額推移,吐蕃推行蕃化政策的效果開始顯現,新生的河隴民眾對唐朝漸漸疏離,開始說藏語、寫藏文、用藏俗。

    雖然,還是有些人固守著唐朝的文化,在暗暗的等待機會。

    這種漫長,充滿黑暗的等待,持續一年又一年,甚至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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