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認為，美國經濟滯脹始於1974年的石油危機。實際上，早在1969年滯脹特徵就開始顯現。當時尼克松政府為了應對通脹風險，實施了財政、貨幣雙緊縮的政策。不料造成經濟快速下滑，GDP增速1969年初還在5%左右，到1970年就快速降至零附近，經濟增長几近停滯。但通貨膨脹不降反升，通貨膨脹率超過5%。

1971年-1973年，政府為了遏止經濟惡化，放棄了雙緊縮政策，轉而採用寬鬆貨幣政策，美聯儲連續5次降息。在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下，經濟快速反彈，GDP增長一度超過5%，但通脹也一直維持在高位且上漲衝動明顯。

1974-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美國經濟斷崖式下跌，出現負增長，通貨膨脹率上升到11%的可怕地步，這個時期美國進入了非常典型的滯脹時期，經濟負增長，且通貨膨脹率極高。

1976-1978年，卡特政府實行了減稅政策，控制貨幣總量增長以抗擊通脹，經濟快速升溫，通脹得到緩和，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都維持在5%附近，但通脹率還是高於GDP增速。也就是說，這兩年美國經濟增長還沒物價跑得快。

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糧食減產，物價大幅度上漲，通貨膨脹率最高達13.5%，經濟很快下滑到負增長，滯脹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那麼美國經濟為什麼會陷入這麼被動的局面呢？我們可以從內外2個因素來分析：

1970年代發生了兩次中東戰爭，兩次戰爭都導致產油國大幅度縮減石油產量，國際油價因此暴漲，引發石油危機。這兩次石油危機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打擊，美國也未能倖免。美國經濟當時正處於通脹預期之中，石油危機和糧食危機直接推高了通貨膨脹。

在1970-1980這十年時間裡，油價暴漲了30倍，美國的能源價格指數從1970年的2.8%上漲至1980年的30.9%。

石油價格上漲的同時，世界經濟還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意味著世界進入浮動匯率時代，美元遭遇持續貶值。

1975 年，美國與海灣國家相繼簽訂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只有一個：這些國家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石油價格由美元標註，這造成原油價格與美元匯率反向運動的邏輯關係，也就是美元貶值，油價上漲。之後美元持續貶值，大大推動了油價的上漲。油價上漲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常收支呈現龐大逆差，嚴重打擊了出口製造業。

以上兩個因素只是外部的影響，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和競爭力下滑才是發生滯漲的根本原因。

二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美國大量軍用技術轉移到民用市場，大量軍人轉業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國內的產能慣性十足。另外美國推行的“馬歇爾計劃”以及援助日本政策，加上當時佈雷頓森林體系穩定的全球匯率有利於美國商品輸出，外部市場大大消化了國內產能，經濟增長迅速。但到了1970年代，二戰之後的技術紅利、人口紅利和國際市場紅利都逐漸消退。

之前長時間的經濟持續繁榮引發內熱效應，通貨膨脹在1965年後就開始醞釀。到1970年代，美國經濟投資報酬遞減，勞動生產率下降，產能嚴重過剩，大量裝置閒置，傳統產業如汽車、鋼鐵陷入衰退。

於是，美國在1970年代陷入一張高通脹、高失業、經濟停滯的大網。

細究美國經濟滯漲的根本原因，與主流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有很大的關係。當時的主流的凱恩斯主義理論認為根本不可能出現滯脹，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高通脹、高失業和經濟停滯不會同時存在，通貨膨脹率增加，失業率就會降低，經濟也會增長，而經濟停滯、失業率增加時，通貨膨脹率則會降低。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

自從小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期間推行了凱恩斯式的經濟政策取得成功之後，凱恩斯主義一直佔據了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五六十年代，美國又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對美國經濟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以及應對經濟危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凱恩斯式的經濟政策在美國官方及經濟學界的主流影響力具有很強的慣性。這種慣性在1970年代，具體表現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舉棋不定的貨幣政策。

在凱恩斯主義和二戰的作用下，美國政府對軍工、汽車、鋼鐵、鐵路、石油、基建等領域都實行了相對嚴格的管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活力和生產效率。

跟滯脹出現更直接的政府影響是尼克松政府對物價的管制。為了解決當時的通脹局面，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8月宣佈實行為期3個月的工資物價管制；

1973年，因食品價格猛漲和水門事件的困擾，尼克松在6月不顧一切地再次實施價格凍結。這對本已急劇攀升的通脹而言是災難性的，價格管制加劇了商品的短缺和囤積居奇的行為，1974年管制取消後物價出現報復性反彈，而工資管制則導致失業率進一步上升。

二戰後，美國連續幾屆政府都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透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這造成了政府財政赤字居高不下。

戰後至1981年為止的36個財政年度，27個財政年度發生赤字。政府預算內的財政赤字在1976年和1981年分別創下了694億美元和739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在1970年至1979年的10年中，政府的財政赤字預算總計達5128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就業問題。美華人對高失業普遍感到恐懼。每一屆總統選舉，每一位候選人必打就業牌。

那麼如何解決就業問題呢？凱恩斯的追隨者、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找到了一個非常簡單好用的理論，那就是菲利普斯曲線。

菲利普斯曲線是由紐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發明的。菲利普斯透過英國的歷史資料論證了失業率與貨幣工資變動率存在一種交替關係。當失業率上漲，名義工資會下降，失業率下降，名義工資則上漲。

這在現實很容易理解，失業的人多了，市場上的勞動力富餘，工作機會競爭激烈，公司就會降低工資，而失業人較少時，公司招人困難，就會提高工資待遇。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市場供求與價格的關係。

新古典綜合派使用菲利普斯曲線為政府提供凱恩斯主義式的宏觀經濟政策，政府如果想要降低失業率只要提高通貨膨脹率即可。反過來，為了治理通貨膨脹，難免在失業問題上作出犧牲。

這個理論簡單、易懂，政治家一聽就明白。於是政治訴求和經濟理論完美結合，菲利普斯曲線成為了當時政府的常規武器。

整個六十年代政府都實行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以解決就業為目標，而忽視通貨膨脹風險。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通貨膨脹的嚴重性。

後來，通脹風險加劇時，尼克松政府一開始時執行了比較堅決的財政貨幣雙緊政策。但因為經濟下滑太快，政府貨幣政策又轉向寬鬆，連續五次降息，釋放了大量貨幣，與1974年石油漲價產生疊加效應，通貨膨脹很快失控。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尤其是薩繆爾森等凱恩斯主義者都認為，高通脹不可能與高失業同時並存。所以，當美國陷入滯脹，出現高通脹、高失業和經濟停滯並存的局面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集體傻眼了。

當時的經濟學家界掀起了一場大辯論、大反思、大創新，經濟學從此進入了群星璀璨、百家爭鳴的時代。弗裡德曼領導的貨幣主義，正是踩著菲利普斯曲線和凱恩斯主義的屍體，成功登上歷史的舞臺。

“滯漲”一詞源於美國上世紀70年代，是歷史上少見而又十分獨特的經濟現象：經濟活動長期萎縮，通貨膨脹嚴峻，併產生了很高的失業率。

當時的經濟資料是這樣的——

1972年至1973年，雞蛋上漲49%，隨後雞鴨魚牛羊豬等飛禽走獸“齊飛”。肉類整體價格上漲了25%。美國民眾大呼“牛肉自由、雞蛋自由”。

1972年通脹率3.27%，1973年受石油危機影響上漲到6.16%，1974年高達9.2%。1973年，美國失業率整體維持在5%以下，而1975年達到在8%以上。GDP資料上，1973年增速5.64%，第二年斷崖式下跌到-0.52%，第三年為-0.2%。

這種“滯漲”持續了十多年，美國政府應對乏力，制定經濟政策也左右為難——如果擴張貨幣或財政刺激經濟復甦，則可能導致通脹惡化；如果緊縮貨幣，則可能加深經濟衰退，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

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曾經說過：“大蕭條，是經濟學家還未能觸及的宏觀經濟學的聖盃”。大蕭條產生的原因尚且不知，“滯漲”在當時更沒有權威解釋（現在也沒有）。

所以對其誘因只能是各種猜測，甚至引發經濟學界理論的互相抨擊：有責怪凱恩斯主義過度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張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有把滯漲危機歸結於石油上漲的……

從來沒有人認為：滯漲是一種經濟調整，是經濟週期的必然現象。任何貨幣政策抑或財政政策都是週期性規律以外的外因，而不是元兇。“石油上漲”這種外部因素更不應當當作原因。嚴格的說，“滯漲”危機也是經濟的“橫向調整”。

它同大蕭條一樣，都是因為：財富太過集中後，導致產能過剩，繼而引發生產收縮。只不過相對於大蕭條前的投資性擴張，此次橫向調整前是由消費性生產飽和導致。

由於消費性生產擴張不會過度使用金融槓桿，所以滯漲危機中沒有爆發系統性風險，而只呈現出一種緩和的態勢：產能緩慢萎縮。

根據貨幣價值原理（貨幣價值=社會財富/流通貨幣總量），經濟發生萎縮的時候，社會財富減少，分子減少，貨幣是貶值的，即通脹。

而通脹之所以變得嚴峻是因為：1.“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大幅上漲）對美中國產生了輸入性通脹。2.美國後期實行了寬鬆貨幣政策，向市場輸入了貨幣（分子變大），造成通脹加劇。

實際上，從產能過剩的程度和經濟萎縮的程度上看，美國大“滯漲”和日本“通縮”都屬於經濟的“橫向調整”。但又屬於不同的週期階段（第四部分再說）。

之所以前者產生通貨膨脹，而後者通貨緊縮，是因為貨幣政策的原因。美國發生滯漲危機之前的貨幣政策是膨脹的：美元不再金本位之後，貨幣總量大規模膨脹。而日本在危機中回收了大量流動性造成了資金偏愛改變（資金偏好於儲蓄），導致通縮。

同時，日本和美國當時所處的外部環境也不一樣。日本通縮期間，中國正經歷改革開放，日本大規模投資中國後，獲取到低廉的勞動力和生產成品，這造成了輸入性通縮（進口東西很便宜）。而美國則處於“石油危機”導致的輸入性通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