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一位傑出的宰相，在他的幫助下，齊桓公成了天下霸主。諸葛長青認為，管仲宰相送給我們的智慧有四點：一是管仲的治國謀略三重點：先經濟、次政治、後軍事；二是管仲的政治思想兩方面：順應民心、禮法並用。三是管仲造福民眾的一條重要原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四是制服天下國家用三招：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管子》一書，包含了管仲的思想精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寶庫就是如此的豐富，一切謀略都在歷史的軌道中儲存，等待著今天的華人去挖掘、提煉、學習應用。偉哉，管仲！

管仲是如何帶領齊國建立影響久遠的治國制度的呢？

透過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及用人上一系列措施，使得齊國走上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號稱華夏第一相。此人乃春秋時期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是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先是輔佐公子糾的，後來由於魯國兵敗，迫於公子小白（後來的齊桓公）的壓力，魯國處死公子糾，交出管仲。但齊桓公是惜才愛才之人，而且也非常大度，也沒有把管仲射自己的那一箭放在心上。在鮑叔牙的建議下，齊桓公欲求管仲輔佐自己，並拜管仲為“仲父”，而且齋戒三日，以示對管仲的敬仰和愛戴，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管仲非普通相國，而是國之重臣，才能賢達。

齊桓公非但不計前嫌，而且得到他的禮遇，還如此器重，管仲心中對齊桓公不免心生敬佩，同時他決定盡心盡力為齊桓公出謀劃策，輔佐齊桓公，以報知遇之恩。經過齊楚結盟、葵丘之盟等一系列軍事事件以後，最終助力齊桓公穩坐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透過政治、經濟、人事、軍事等制度改革，讓齊國逐步強大起來。政治上，注重發展，摒棄空談，去除那些虛無主義和空想，一貫積極主張改革，廢舊立新；經濟上，他主張“叄其國而伍其鄙”，即國家從上到下，分別建立不同層級的管理體系，讓各行各業人員各司其職，發展生產；用人上，唯賢是舉，用事實成績來確定其官職，而且從上至下，獎懲罰懶；軍事上，對外主張尊王攘夷，聯合諸侯，在國家內部則實行社會與軍事力量相結合，以基本模組（單元）為單位，逐級組建國家軍事裝備，可以說是全民總動員。

前文有述，管仲輔佐的是公子糾，而鮑叔牙輔佐的是公子小白。站在政治立場上，可以說二者為敵，因為各為其主。然而令人驚歎併為之佩服的是，二者私下裡是“難兄難弟”、“死黨”的典範。管仲曾說：“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牙。”關於他倆的故事還有很多，在很多場合鮑叔牙都替管仲說話，包括向齊桓公舉賢的時候，第一個也想到的是管仲。

我們知道高山流水難覓知音，但歷史上就曾演繹了俞伯牙摔琴覓知音，也留下了管鮑之交的千年佳話。我們的周圍，也許朋友雖多，但知己又有幾人呢？

管仲在齊桓公的大力支援下，對齊國的內政外交實施了一系列積極改革，不僅幫助桓公成就春秋五霸之首，還因此建立了影響深遠的治國制度，下面就談談管仲“治國制度”的建立之路。

在管仲的倡導下，齊國“叄其國而伍其鄙”，並“謹用六秉”。

“叄其國”，即將都城劃分為21個鄉，按屬性劃分，21個鄉的劃分是，商、工6個鄉，士、農15個鄉；按統帥劃分，21個鄉的劃分是，桓公統帥11個鄉，高子（齊國公族高氏）統帥5個鄉，國子（齊國公族國氏）統帥5個鄉。

這樣由桓公所率領的中軍和兩位上卿所率領的左右軍便是三軍，再安排官吏駐於各軍之中。

“伍其鄙”，就是將都城以外的區域外的廣大地區劃分為5屬，各屬有一名大夫主管，“屬”下面分鄉、卒、邑、軌4級，分別由良人、卒長、邑司和軌長來管理。

“謹用六秉”，即殺、生、貴、賤、貧、富等六項要嚴謹施行。

《管子·匡君小匡》中有此記載：

整頓行政系統的目的是為士、農、工、商四類人民劃分居住的地方，以讓他們“不可使雜處”，從而加強了國家行政區域組織結構的精細化管理，維護了社會穩定。

這項軍制改革遵循的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具體實施措施就是上段所說的“叄其國而伍其鄙”（《國語·齊語·管仲佐桓公為政》）。

後來“申不害變法”中的“術”治，其中有關整頓吏治的內容，無疑就有著管子這套用人制度的影子。

管仲提倡以法治國的法制理念，並在“事斷於法”這一法家“法治”基本理論的指導下，提升了齊國整體實力，為桓公稱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主張以“貧富有度”來治理國家，透過“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和“富而能奪，貧而能予”等方法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

另外，他進行的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改革，使得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發展；他針對鹽、鐵等支柱行業也實施了富國富民之策。

1.管仲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制魯梁之謀”、“制萊莒之謀”、“制楚國之謀”、“制代國之謀”、“制衡山之謀”，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國際經濟戰了。

2.齊桓公在管仲的提議下，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北擊戎族，南制楚國，更是憑這些功績，召集各諸侯召開了葵丘會盟，並以此確立了其春秋第一霸主的地位。

管仲任相四十餘年，輔佐桓公實施的這些治國制度，不僅使得齊國走向富國強兵之路，還助桓公成就霸業，不愧是“華夏第一相”，即使在2700多年後的今天，他的治國思想依舊對我們有著借鑑意義。

對於管仲最合適、最高度的評價，恐怕就是孔老夫子的這句話了：“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輔佐桓公成就霸業，如果沒有管仲，我們就會像蠻夷那樣披頭散髮，衣襟左掩了。）

注：華夏服裝以右衽為主，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服裝以左衽為主。

管仲被譽為“千古第一名相”，後人往往將他與樂毅並稱，對他甚是推崇。三國時期的名相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都“每自比管仲、樂毅”，以此而自勉。由此可見，後世眾人對管仲的評價是如何之高。

管仲之才，自然非同尋常，否則也不會成功輔佐齊桓公成為東周第一任霸主。但同時，齊國之所以在齊桓公去世後霸業難以為繼，管仲所主導的改革也要承擔很大責任。

有關管仲改革，齊國稷下學宮時期編撰出來的《管子》一書中介紹得非常詳細。但由於《管子》並非管子本人著述，其中內容有多少確實是管仲所為還存在爭議。整體上而言，管子改革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三國五鄙改革，是行政區劃的改革，基本參照西周鄉遂制度；2）士、農、工、商分類聚居，以促進各行業人才的專業化；3）“相地而衰徵”改革，主要是將土地私有化，變革藉田制，改“勞役租”為“實物租”，以提高土地生產效率；4）“官山海”改革，國家壟斷經營各類民生必需品，以獲得壟斷利潤，增強齊國公室經濟實力；5）鄉選、官選、君選的三級人才選拔制度，但這種改革有變相限制鄉人“詢國危”、“詢立君”、“詢國遷”的參政議政權利之嫌；6）“輕過而移諸甲兵”，推行繳納各類武器裝備來贖罪的政策，以增強齊國軍事實力。

管仲的上述改革措施中，“相地而衰徵”改革是繼承了周宣王“不藉千畝”改革的精髓。傳統藉田制下，土地沒有完全分配下去，造成了“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憚；不告知以時而民不知，不告知以事而民不為”的弊端。因此，管仲的“相地而衰徵”改革後，齊國擺脫了藉田制下的種種弊端，使得底層農民的生產效率大大提升。這一改革，長遠來看對齊國發展是有利的。

管仲的另一項改革措施，“官山海”在中國歷史上也相當有影響力。先秦以後，中國曆朝歷代的中央政府，多多少少都借鑑了“官山海”思想、官府壟斷某一資源來獲取壟斷利潤，以此來支撐中央政權的龐大支出。然而，國有壟斷經營的壞處就是一旦壟斷利潤過大，就會對民眾日常生活帶來巨大的壓力。二月河撰寫的滿清帝王系列作品中，就有民間冒死販賣私鹽的情節，這就是官方壟斷高價的壓迫下，普通民眾迫不得已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齊桓公稱霸晚期，齊國國內隱隱出現了動亂危險。這種局面的出現，就是因為齊桓公的稱霸戰爭極其頻繁，造成齊國軍事開銷極大，勢必使得“官山海”政策下的壟斷利潤高企，從而極大地增加了齊國普通民眾的負擔。因此，“官山海”政策短期內使得齊國走向了強大，長遠卻必然加重了齊國公室對普通民眾的剝削程度，影響了齊國政局的穩定性。

管仲計程車、農、工、商分類聚居改革，原意是促進士、農、工、商四大行業人才的職業化建設，減少培訓教育成本。但從其終極改革目標來說，卻是加劇了階層固化。士人之子恆為士人，農民之子恆為農民，工匠之子恆為工匠，商人之子恆為商人，如此祖祖輩輩傳承下去，底層人士什麼時候才能翻身？固然，兩週時期這四類人原本就是處於不同的階層，已經是高度固化了。但在西周時，普通士人也是農民，需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而且士人生活落魄時，也能從事經商以改善自身生活。就如同管仲本人，曾因生活艱難而以經商為業。雖然管仲經商失敗，但這一經歷對他未來踏上仕途無疑助益良多。管仲推行此項改革後，四大行業間的隔離程度加深，士人們就更加脫離底層了。這對於齊華人才的長期培養無疑極端不利。所以，《管子》中記載下的多個版本管仲遺言，都突出了齊國在管仲之後後繼無人的現狀——為什麼齊國沒能培養出另一個管仲？士、農、工、商分類聚居的政策可能就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重大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