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聞言事，指古時御史等任監察職務的官員可以根據傳聞進諫或彈劾官吏，也泛指據傳聞向上檢舉官吏。

這是清朝開言路的一種策略，查實獎勵，不實不罰，以體現當時的開明程度。

古代的諫官，也就是言官，通俗地講就是拿嘴當差的，主要幹兩件事，一是批評，二是建議。

清代的諫官制度大體是沿襲明朝的，清初設有都察院和六科兩套班子，都察院及其下屬十五道監察御史分管中央和地方，六科給事中則分別監察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雍正初年，雍正帝機構改革，裁汰冗員，將六科併入都察院，兩套班子合成了一個獨立監察衙門。

為了標榜帝王賢明，讓諫官們不必擔心得罪人，清廷還針對諫官特別推出了幾項貌似很開明、很人性的保護措施，最重要的是這麼兩條，一是言者無罪，二是可以風聞言事。

言者無罪好理解，意思是說諫官們可以放開了諫，諫錯了，朝廷不會治罪，更不會要諫官小命。

可以風聞言事也不難理解，意思是說諫官們僅憑道聽途說，就可以上奏糾參，即便是胡說八道，朝廷也只會念其忠心，不會因此打板子，更不允許有人趁機打擊報復。

有這樣的保護措施，加之歷朝歷代一些著名諫臣給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猛一看清廷的諫官，往往會覺得他們一定是敢言，而且也能言的。

其實不然。

跟其他朝代比，清廷的言官說話其實是最難的，高屋建瓴的大道理不能講，挑皇帝毛病危險係數很高，因為清朝的皇帝，帝王權威意識很強，而且從諫如流的胸襟也不過關，因此，作為奴才臣子的言官一旦亂講話，往往會被扣上僭越的帽子，輕則被貶丟官，重則要吃不少苦頭，甚至送命。

另外，清廷的整體官場氛圍也不好，表面看似可以風聞言事，其實很多時候，只要是彈劾批評的沒有根據，立馬就會遭到懲罰。

其實，也不是清朝一朝有這樣的問題，就是諫言之風比較盛行的一些朝代，言官應付差事的也是大有人在。

禍從口出，這是華人根深蒂固的一個觀念，敢言的直臣永遠是少數，碌碌無為混日子的才是大多數。

不能不說，又不能說錯，那一般的言官怎麼才能把這個差當好呢？

遇到帝王不那麼刻薄的，庸俗無為的言官一般是講講不痛不癢的大道理，總之是扯幾句不得罪任何人的大話、空話；而如果遇到的是清朝的那幾個皇帝，言官們大道理都不敢講，往往只能盯著小老百姓，說一些小事，弄一些一心興利除害的效果出來。

不妨來看看雍正朝，一個言官為保住官位飯碗的醜陋表演。

此言官曾連上三道奏章，以表示他是一位負責任的言官，沒有白吃飯。

第一道奏章，奏請皇帝下令尼姑還俗，因為這樣可以增加人口。

第二道奏章，要求朝廷出臺一項規定，凡是女子年過二十還沒出嫁的，地方衙門出面為其擇配，因為這樣可以促進地方穩定，也可以增加人口。

如果說前兩道奏章還勉強能讓人接受的話，那第三道奏章就讓人無語了。

該言官說，我發現了地方不太平的要害所在，那就是眾多鬥毆都是因十文錢而起，鑑於此，朝廷可以出臺一項政策，查清各地所有極需十文錢的窮人，然後由地方衙門向這些窮人每人發上十文錢，這樣，天下保準就太平了。

雍正看到這樣的奏章，那叫一個氣呀！

還有更過分的，還是雍正朝，當時京城很多人用駱駝馱煤，有時候趕駱駝的人，就騎在駱駝上，橫著順著的都有。

抓住這個事，有個言官就上奏章了，要求朝廷出臺一項政策，禁止趕駱駝的橫著騎。

雍正問為什麼？

該言官說，這樣可以防止他們被顛下來。

由這些官場笑話就能看出來，所謂的風聞言事大部分時間不過是擺設，傻子才會信以為真。

而從另一方面講，真正開明的朝堂，往往並不需要、也不屑出臺這樣的保護措施。

說就正大光明，有理有據的說，為什麼非要強調一個可以胡說八道呢？

言官是中國古代朝廷監察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從中央到地方，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日常生活，都是言官監督的物件。

而古代朝廷對言官也有“豁免權”，鼓勵他們去“挑刺”。哪怕只是在大街上聽說某個大官的一些劣跡，也可以向皇上奏聞，這就是言官的“風聞言事”權。

等到明朝時，言官達到了頂風。這主要是因為明朝的皇帝比較開明，而言官也不怕死。明朝的言官不僅敢“罵”皇上，還以被皇上處罰為榮，覺得這是名垂青史的事。

明朝時，一頭一尾兩位皇帝朱元璋和崇禎，都曾領教過言官的厲害。尤其是崇禎時，經常被言官左右其決策。明末的重臣，沒有不被言官罵過的。孫承宗這樣的朝廷柱石也曾因為被言官罵，而被崇禎撤職。

不過這也暴露了言官“風聞言事”的弊端，容易被當成打擊政敵的手段。言官的捕風捉影，也增加了朝廷處理政務的負擔，也影響政局穩定。

所以，到了清朝，言官被統治者打壓了。言官的“風聞言事”權被閹割了，言官再也不敢對皇帝發難了。甚至，大部分言官對於朝中大臣也是“禮讓三分”。

像康熙這樣的皇帝，沒有言官敢對他指指點點。也是因此，康熙下江南這樣的浪費國家財富的事竟然在當時成了歌頌的美談！要是到明朝，肯定被罵成是朱厚照一樣的昏君了。

不過，清朝也有有骨氣的言官。例如，曾參和珅的御史錢灃，就是錚錚鐵骨。不過，敢懟和珅的言官太少了。

到清末慈禧掌權的時候，言官都沉默了。言官們明白，雖然朝廷也延續不殺言官的傳統。但是，朝廷可以將其調一個職位，再殺掉。

御史言官是封建王朝特有的一個官職，這些人既不屬於行政官員、也不屬於司法官員。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練嘴”——大致就是對皇帝的錯誤進行批評、建議，對大臣的失責與罪行進行彈劾等等。因此，便有了“言官”的說法。

批評皇帝、彈劾大臣，這可是掉腦袋的活兒，尤其是批評皇帝！中國古代的皇帝掌握著生殺大權，在皇帝面前，稍不留神就可能會腦袋搬家。那麼，怎麼才能讓御史言官們無所顧忌呢？清王朝給了御史言官一個特權、並且成為了“祖制”，即御史言官無論說什麼，言者無罪，皇帝不能以言論誅殺御史言官。但是，實際上御史言官的這所謂特權也並沒有言那麼誇張。不殺御史言官只是不殺在任的御史言官，皇帝如果鐵了心想殺，調個崗位、重新找個莫須有的罪名，照殺不誤！因此，清朝的御史言官並沒有多少真正敢對皇帝評頭論足的！他們更多地是起到了一個對群臣“監視”的作用，而這也是御史言官能夠長期存在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是，御史言官並不是司法官員，清王朝的司法職權歸刑部和大理寺等司法部門所掌握，御史言官沒有司法處置權，即便是調查權，也缺乏實質性工具。那麼，這個監督從何說起呢？那就要提到御史言官的另一特權了，那就是風聞言事。什麼意思呢？御史言官彈劾某位官員、甚至宗室王公不需要有實質性證據，只要有這個苗頭、有這個可能，御史言官就可以向皇帝提出彈劾意見，至於下一步要不要查、派誰查，那是皇帝的事情。正因為有了這個特權，御史言官也因此成了官員們不敢輕易得罪的人物。“祺祥政變”蜜月期過後，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為慈禧太后出頭的就是御史言官！慈禧太后利用御史言官風聞言事的特權，私下裡鼓動御史言官彈劾奕訢，硬是憑著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革去了奕訢的議政王頭銜，這就是御史言官存在的真實意義！

清王朝中後期，隨著吏治的腐敗，貪腐滲透到了王朝的每一個角落。原本作為監視群臣的御史言官們也加入到了這個行列之中。官員們想要買平安，就得向御史言官行賄，以買取御史言官對他們違法行為的沉默。同時，官員之間相互攻訐也離不開御史言官，透過利益拉攏御史言官攻擊政治對手也成了清朝中後期御史言官們的重要用處，而這個用處也成了御史言官們斂財的重要手段。最終，御史言官制度從最初防止官員腐敗的制度變成了助長腐敗的工具。晚清時期，清政府機構改革，御史言官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這已然無法挽救行將就木的清王朝了。不久以後，清亡。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在背後打小報告的人都是很令人痛恨的，所以往往我們談到言官都是會把他想象成一個很壞的形象，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國家的古代監察制度是伴隨著封建主義制度的成長而成長，並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出現而產生。在古代的監察制度有兩種不同的工作，一個是負責監視官員，當做皇帝耳目的御史，主要用彈劾的方法來進行監督，而言官則是另一種，他們負責收集別人說出的話，以用來找出皇帝犯下的錯誤並督促君主，主要的做法是規勸皇帝，稽核詔令和奏摺。

是封建社會皇帝用來端正自己言行的一種方法，因為皇帝也知道只要是一個人都會有犯錯誤的時候回，所以每一個朝代都會有這種監察制度和團體，而到了明清時期言官制度已經發展的非常壯大和完備。

在清朝的時候監察制度大多延續了明朝的，其中清朝的都察院和六科給事中都是用來監管下屬的制度，六科給事中是用來監督吏﹑戶﹑禮﹑兵﹑刑﹑工等國家單位的，而都察院則是用來監督中央和地方官員。而在雍正皇帝的時候對官員制度進行了改革，六科給事中和都察院被併為一起，算是實現了對大大小小的官員的督查的統一。

其中督察員以及其手下的監管御史被稱作道員，六科給事中被稱為科員，這些官員一般的職位都很小隻有七品官員，這也是使這些官員兢兢業業防止偷懶的手段。

而在魏晉的時候，中央的監察機構就已經脫離了行政單位，變成一個獨立的個體，這也是為了防止權力的相互干擾。在中央或地方，言官都起著無可比擬的作用，在國家安定方面，言官功不可沒。

為了防止一些昏君或者小人影響言官的公平執法，言官被賦予了兩種特權一個是言者無罪權，另一個就是風聞言事權。言者無罪權的意思就是，不管言官說了什麼，即使說錯了話也不應該被處罰，因為每個人都有犯錯誤的時候，但是言官是希望國家國泰民安才會勇於覲見，說出自己的想法，所以這種為了國家而說錯話的行為是可以被原諒的。而風聞言事權則是指言官道聽途說的一些事情，即使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也是可以和皇上稟報的，不管是什麼小訊息，即使是在路邊聽到的流言風語，花邊新聞都是可以向上進言。即使訊息是假的，言官也不會受到處罰。

雖然說這一制度往往會造成一些誤會，但是這也擴大了朝廷的監管範圍，言官並不是一些平民百姓，如果流言蜚語傳到了言官耳中，說明也是比較嚴重的事情。這幾項制度不僅僅監察了百官的言行，更是讓社會得到了安定，讓許多陰暗的事情暴露在光明下，讓社會和民心更安定。